黔处天末，重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暗，曰呆。闻见不广，陋也;局量偏浅，隘也;任性使气，傲也;不通世务，暗也;不合适宜，呆也。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广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而为呆则宜宝之，不可易以巧滑也。何谓八便？鱼米贱价，一也;无大荒锓，二也;无祁寒盛暑，三也;风俗简朴，四也;举人一科拣选，五也;奇山水可供游观，六也;山多林木，养生丧死无憾，七也;山洞可以避秦，八也。凡子弟就塾，先讲明小学，使朝夕习弟子之仪，则长而傲可化也;博之以经史，使之从明师益友讲习讨论，则陋可文也;浸灌之以儒先理学之书，使识义理之宏阔，集古名臣列传以开拓其心胸，则隘可广也;亲戚有仕宦于外者，使从之游于通都大邑，见大人先生，聆其议论，日阅邸报，与文世事，则暗可通也;若夫呆者，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此黔人本色，天真之可保守而不失，以之任事，则实心可取，以之事上，则直道犹存。由其生长溪山穷谷之中，无繁华靡丽之习以乱其性，故其原易足，无交游声之广以滑其智，故其介不移，去四病而呆不可胜用矣。此黔人之宜守其所长而勉其所不足者也。夫去四病而享八便，黔亦何负于人。求去之去国者，古人之不得已，故礼曰;奈何去亲戚坟墓也？若谓去京甚远，以滇例之，而心平又谓黔多苗民，易生反侧，不知苗人经大创之余，边隅绥靖。况兵革之患，至古而然，即中土能独免呼。今圣朝在御，德洋恩博，声教四讫，四海沐时，雍风动之，休万民，享太平有道之瑞，随处皆乐土，九州皆化国矣，又奚必远适异国，别父母之邦乎。万一谋之不减，至进退维谷，或子孙习于华移之习不再传，而无以自立，终贻异日之悔，又何如安土重迁之为愈耶。

　  陈法写作《黔论》，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其家庭因素。在当时，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开发较晚，经济文化发展赶不上中原各省，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是认为贵州是一个落后、野蛮、不看居住的地方。就在政治、经济、文化极盛的唐代，仕大夫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大文学家韩语还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写出“子厚泣曰：播州（进贵州遵义）非人所居”这样的话，唐宋以后，这种思想一直流传下来，致使一些没有到过贵州的外地宦者，和一些不甚了解贵州的黔籍仕宦们难以识其庐山真面目。于是，“畏黔”（不愿到贵州做官）、“去黔”（在外地做官后不愿回归故里）的思想一度泛滥。这种现象，对于时任贵州最高学府贵山书院讲席的陈法来说，自热会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了。
　　陈法的入籍始祖，原籍繁华的江南扬州，自明洪武年间随傅友德大军进征云南，平定普里，占籍平坝以来，世居贵州。至陈法辈。以历十四世近三百年的时间。陈法生长黔地，自幼备受贵州山水哺育，从二十岁进士后，宦近四十次将其举荐，陈法始终不愿出山，宁愿回归故里现身教育，服务商梓。此种行宜，足见其对贵州家乡的深厚感情。可是，就在陈法主讲贵山书院不久，他的家庭也受到“去黔”思想的影响而发生变异。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陈法的胞弟陈浩官湖南长宝道伊，侨居长沙，在白茅购置产业，不愿转蜀家乡贵州。陈法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假亲赴湖南探视，劝其安土重迁，没有得到陈浩同意，陈法回黔后，认真观察与分析了贵州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于乾隆十七年（1762年）七十一岁高龄的时候，写下了这篇洋溢乡土深情的《黔论》，客观地评价了贵州的风土民情，用以奉劝其弟，希望陈浩有所感悟。开篇写道：
　　 “ 黔处天末，重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由于贵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交通条件等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关系，致使一些仕宦们认为它是个不堪居住的地方，从而产生了怕到贵州来（畏黔）和不愿回贵州（去黔）的思想偏见。“地狭民贫”是《黔论》主要评论的焦点。
　　所谓“地狭”，既是指贵州面积较之中原诸省狭小，也是指贵州薄地的使用率不高即山地多、耕地少这一情况;所谓“民贫，也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黔人的物质生活不高，诸如“人无三分银”之类的陋见另一则指黔人的文化素质不高。《黔论》所论述的“贫”主要是针对后者。
　　 对于贵州的这一自然环境和人口素质问题，作者是如何评述的呢？
　　 “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暗，曰呆。闻见不广，陋也;局量偏浅，隘也;任性使气，傲也;不通世务，暗也;不合适宜，呆也。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广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而为呆则宜宝之，不可易以巧滑也。何谓八便？鱼米贱价，一也;无大荒锓，二也;无祁寒盛暑，三也;风俗简朴，四也;举人一科拣选，五也;奇山水可供游观，六也;山多林木，养生丧死无憾，七也;山洞可以避秦，八也。”
　　作者通过对黔人素质的分析，首先指出陋、隘、傲、暗几种关于黔人主观意愿的东西，而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所致，它们可以通过认为的“文之”、“扩之”、“抑之”、“通之”的方式与方法而加以改变，惟独对“呆”。作者认为，它不但不是黔人弊病，而且应该把它看作黔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品质。不可让它变成投机取巧、奸诈狡猾的习性。真是十分独到的见解！接着，作者指出：居住黔地，可以享受到物价便宜，没有大的旱涝灾害，气候宜人，风俗简朴，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等八种便利，雄辩有力地驳斥了“地狭民贫”说，不难看出作者对贵州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的熟悉与了解。
　　 如何“文”、“扩”、“抑”、“通”黔人的陋、隘、傲、暗四种弊病呢？
　　凡子弟就塾，先讲明《小学》，使之从师益友讲习讨论，则“陋”可“文”也;浸灌之以儒先理学之书，使识义理之宏阔，集古名臣《列传》以开拓其心胸，则“隘”可“文”也;亲戚仕宦于外者，使从之游，于通大邑见大人先生，聆其议论，日阅《邸报》，与闻世事，则“暗”可“通”也。
　　作者认为：治理黔人弊病，要从孩子抓起，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诸方面的密切配合，对其实施具体的教育及影响，那么陋、隘、傲、暗四种弊病是可以治理的，也就是说，黔人的素质是可以提高的。这一从孩子抓起，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地进行教育的方法，不仅在当时有针对性，即使今天看来，仍具有其现实性。
　　 对于“呆”的认识，作者的见解则与众不同：
　　 “若夫呆者，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此黔人本色，天真之可保守而不失，以之任事，则实心可取，以之事上，则直道犹存。由其生长溪山穷谷之中，无繁华靡丽之习以乱其性，故其原易足，无交游声之广以滑其智，故其介不移，去四病而呆不可胜用矣。此黔人之宜守其所长而勉其所不足者也。”
　　作者把“呆”视为黔人的好品质，是因为它具有“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的“天然”、“真实”的本质特征;用这种“天真”的本质去“任事”、去“事上”。即对待事业与皇上（国家），便能体现其“实心”（敬业）、“直道”（忠诚）这些伦理规范，所以应该“保实而不失”。这就客观、辩证地将“呆”的性质和作用论述清楚，其解可谓精辟独到了
　　《黔论》虽然是陈法写来讽刺其弟陈浩要“安土重迁”的家务文字，但其内容不乏深刻的社会含义。首先，它客观地分析、认识了黔人之弊病和居黔之便利，辩证地对“呆”提出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尤其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时刻，以《黔论》的“病”、“便”之说，更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其次是《黔论》中所隐含的一些思想，今年来已有体现，比如居黔八便中的“奇山水可供游玩”和“山洞可以避秦”的观点，就颇有超前意识。两百多年前，《黔论》就含有在贵州发展旅游事业的经济意识，和利用碦斯特溶洞作为战备活动的军事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其中利用贵州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近来已成趋势;利用山洞作为战备基地，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011国防工业的南迁，已经称为现实，亦足证其价值所在。
　　《黔论》通过对黔地、黔人的客观评介与辩证分析，认为贵州情况有“病”有“便”;只要黔人守住自己之长，克服其不足，那么开发贵州，发展贵州，提高贵州人口素质，都是大有希望的。
　　
　　
　　陈法（1692-1766），字世垂，一字圣泉，晚号定斋，清朝贵州安平（今安顺市平坝县）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治水专家。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举人，同年秋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顺德和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江南庐凤道、淮扬道，大名道。为官清廉，悉心研究治河方略，以亲身体验著成《河干问答》一书，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为之辨解，被革职发配新疆。到新疆后，他见当地无水井，乃亲自踏勘，掘地得泉，人民感其恩，取名陈公井。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主讲贵山书院廿余年。著有《易笺》、《明辨录》、《醒心录》、《敬和堂文集》、《内心斋诗稿》、《犹存集》、《河干问答》等。还善书画，书法造诣尤高，有画作《玩易图》等。现贵州省博物馆存有手迹《监圣教序》和《塞外纪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