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晋语”是不同于“山西方言”的一个概念。1985年,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里,把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称作“晋语”,并主张把“晋语”从“北方官话”分出来，而山西西南部的临汾和运城方言则被称为“中原官话汾河片”。其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晋语”有入声而汾河片没有入声。

有意思的是汾河片与关中方言却有着跟多的相似之处。乔全生先生在《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就说道：

“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东自崤山，西至潼关。故按古人的区分，关中可延至豫西、晋西南一带。

到西汉时，河东与京师等地共隶属于司隶校尉部，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隶属于并州刺史部。这应该是为什么河东今属中原官话区，而其他六地今属晋方言区的最早的历史源头和依据。....从上述历史政区上看，山西南部的临汾、运城与西安东部地区多属一个行政区划。此外，地理上关中与晋南隔河相望、连成一片。”

近日读《宋人轶事汇编》发现，在宋人笔记里宋代山西临汾一带的方言与关中方言都是称作“秦音”的。

宋代王铚，字性之，汝阴人。著有《墨记》三卷。其中载有一个姚嗣宗戏耍包公的故事

“华州西岳庙门里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数十丈，其字八分，几尺余。旧有碑楼，黄巢入关，人避于碑楼上，巢怒，并楼焚之，楼焚尽而碑字缺剥，十存一二。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包拯）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县官皆从行。（包）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见损碑，顾谓嗣宗曰：‘可惜好碑为何人烧了？’嗣宗作秦音对曰：‘被贼烧了。’希仁曰：‘县官何用？’嗣宗曰：‘县内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贼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县官何用？且贼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贼姓黄，名巢。’希仁知其戏己，默然而去。”

姚嗣宗是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可见当时姚嗣宗所说的关中方言是被称作“秦音”的。

北宋的张舜民（邠州人，今属陕西），著有《画墁录》，其中也有一段故事：

“刘综知开封府，一日奏事毕，真庙（宋真宗）从容曰：‘卿与后宫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刘）综变色作秦音曰：‘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内。’未几出守庐州。”

刘综（955～1015），字居正，河中虞乡（山西临汾）人。可见晋西南方言也是被称作“秦音”。

同时也说明刘综为官时说的是“官话”，情急之下，为证明自己的出身和籍贯，改说自己的临汾方言“秦音”。

这两段宋人的笔记真实记录了晋西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同称“秦音”。

不知是否这就是汉代扬雄《方言》里所说的“秦晋方言”。

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中与晋西南被大河阻隔，却如此相似，那么形成方言的诸多因素中似乎高山大河等地理因素往往不如政治、经济的因素更重要。

《史记 高祖本纪》：”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

【索隐】韦昭曰：函谷、武关也。”有《三辅旧事》：“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关为界，二界之中谓之关中。”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时期，魏国曾在洛河下游建上郡，楚国在汉江中游设汉中郡。秦统一后，分天下为36郡。关中北部为上郡，治所在肤施(今榆林市南部)；陕南为汉中郡，治所在南郑(今汉中市)；渭河流域设内史，主管京都附近的畿辅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