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声调在古代就是“四声”即“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声调是通过音高的变化区别意义的手段，同一般语言里的（如英语）重音不同，汉语的声调是一个音节之内音高的变化。

我们知道声调是语言在演变过程中自然发生的。据现有的资料考证，汉语的声调在《诗经》时代已经有了声调。史存直先生的《汉语史纲要》通过对《诗经》“四声分押的押韵单位”的分析，认为：“汉语在上古不但有声调，而且调类大约也是平上去入四类，实在和《广韵》的声调系统并没有什么不同。”

史存直先生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大约”一词说明对这个结论还不那么肯定。

最早的历史资料显示对汉语的声调进行归纳命名为“四声”的是南北朝的周顒、沈约等人。唐朝李延寿撰写的《南史·陆厥传》记载：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是这样说的：“相传沈约发明四声。语言里的声调不是任何人所能发明的，只不过是沈约发现这一事实，把它运用到韵文上去罢了。但是，由此可见，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至少在第五世纪以前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有所谓四声。”

周顒（？——485），南朝齐代汝南安城（今河南平舆西南）人，字彦伦。沈约（441——513），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字休文。仕宋、齐、梁三代。著有《四声切韵》《四声谱》均以亡佚。

可以推断当时的周顒、沈约明确地提出了“四声”的概念和分类。所以隋代的刘善经《四声论》就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同时引用北齐李季节《音韵决疑。序》说：“平、上、去、入，出行里闾，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李季节的话是十分明确地，在周顒、沈约之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说，周顒、沈约不过是把“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制韵”就是用四声的配合变化来创作诗歌。所以《梁书。沈约传》云：“（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过去）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自谓”一词十分微妙，可见对其所创的“永明体”还是有看法的。《沈约传》接着就记载道：“（梁武）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说明周顒、沈约的“四声说”，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说有些人还没有把“四声说”当回事。但是“四声”理论的总结和推广对于汉语音韵学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实际上“四声”的分类和概念应该更早就有了。

从现存的最早的隋代韵书陆法言的《切韵》“以韵为纲，分韵编排”的体例来看，隋代以前的韵书也应该大致相同。陆法言《切韵序》中就提到的前代韵书有五家，第一家是西晋吕静的《韵集》，也是陆法言编撰《切韵》的主要参考书之一。魏建功先生曾经对《切韵》和唐代王仁昫（xv）《刊谬补缺切韵》以及陆法言所参考的五家韵书的分韵情况进行了考订，吕静的《韵集》也是按四声分韵，共148韵。也就是说西晋时就有了四声的分类的书证，而且据此编有系统的韵书。

吕静，中国晋代音韵学家。大约生活在西晋（266年—316年） 末年，作过安复令,《字林》作者吕忱之弟,编有《韵集》。

而吕静的《韵集》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是“仿”三国魏时李登的《声类》撰写的。《声类》是现今存世的历史资料记载的最早的古代韵书。后魏江式《上古今文字源流表》说:“ 忱弟静别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兡、徵、羽各为一篇。”

李登的《声类》已经亡佚。只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代封演的《冯氏见闻记》等书中有简单的记载。《冯氏见闻记》说：”魏时有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说明此书唐代还能见到，它不像《说文解字》那样按部首分类编排，而是按字音编排。由于对“五声命字”理解不一，有人认为“五声”是指“宫商角徵羽”的五个声调，而且此书是“十卷”，看不出“五声”是如何分配的，看不出此书的韵部是如何划分的，所以更谈不上“四声”了。幸亏我们能看到《广韵》，《广韵》一书分五卷，平声因为字多分为两卷，若不是我们能看到书中所列四声，是不是也会认为《广韵》也分五声呢？

实际上后魏时的江式《上古今文字源流表》已经说明白了吕静的《韵集》是“仿”李登的《声类》，应该包括分韵的体制，应该说李登的《声类》也是按“四声”分韵的。因此可以推理三国时期就有了四声的明确划分的书证了。

遗憾的是关于声调古人今人所言甚少，难道“四声”太司空见惯，便浑然不觉了呢？还是“四声”小学也，不值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