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我一声乳名

                                                      吴克敬

大伯六十多岁的一天，扛着犁杖，吆着黄牛，从地里劳作了一晌，回到村子里来。他听到了一声向候。是比他高了一个辈分，又长了二十多岁的本村婶子，问候他了。婶子问候他的，是一声他的乳名。婶子问候得很平常，像在她过去时的问候一样，但在大伯听来，却热辣辣地，暖着他的心。大伯把肩上扛着的犁杖卸了下来，放在一边，把黄牛的缰绳，往犁杖上拴好，回过头来，便双膝跪在婶子的面前，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

大伯生活在村子里，好像从大伯的爸娘离世以后，就再没有听人叫他的乳名了，大伯心里想着，谁还能叫他一声乳名！可有三二十年的时间了，大伯在村里的长辈，一个一个倒头去了，他是越来越难听到有谁像他的爸娘一样，叫他一声乳名了。不期然地，婶子叫了他的乳名，他的心不能不热，他也不能不为这一声乳名的问候，下势磕了三个头。听村里人说，从此以后，每年到这一天，大伯还要备上礼，去拜那位婶子，磕头让婶子再叫他的乳名。

想起这个将要湮灭在记忆里的旧事，是在陕西文学评论家协会为“笔耕组”举办的三十年纪念活动上。参加会议的肖云儒、李星、畅广元、王仲生、薛瑞生、薛迪之、费秉勋等近十位笔耕组的当年成员，全都满头白发，过六十奔七十的年纪了，我想他们可否也有如我大伯当年渴望被人叫一声乳名需求？我不知道，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是有这一冲动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乳名：笔耕。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他们与我的大伯不一样，大伯使用的是犁杖，在田野上耕耘，他们使用的钢笔，在稿纸上耕耘。在田野上耕耘是辛苦的，在稿纸上耕耘亦然十分辛苦。

当年笔耕的他们，现在都有了非常丰厚的收获，他们在会上说着曾经的往事，说着曾经自己，也说着曾经的往事，还有被他们重点研究的作家，我听着，唯觉心理酸酸的，只恨自己无才，没能引起他们的重视。陈忠实、贾平凹是笔耕组关注的作家，当然还有路遥，还有邹志安等。能被笔耕组所重视，真是他们的福气呢。路遥、邹志安英年早逝，听不到他对笔耕组的怀念了，陈忠实、贾平凹二人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他俩的发言，我一字不落地听着，听出了他们对笔耕组的感激……他俩说了，如何没有笔耕组的真诚批评，他俩的文学道路可能是要走得崎岖一些的，还可能走些弯路。

陈忠实说到了蒙万夫。

蒙万夫是我在西大读书的老师，他为人直爽豪气，很受师生的爱戴。可惜他在五十岁的时候，突发心脏疾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纪念笔耕组三十年的会议上，陈忠实说起了他，让我一时又不能忍受地想哭。我强忍着，听陈忠实说，蒙万夫老师也是笔耕组当年的成员，而且是很活跃的一个人。蒙老师是研究柳青的专家，自然很是崇拜柳青，为此他便把柳青作为自己榜样的陈忠实，当作了他追踪和研究的目标，对陈忠实的创作，用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给予了许多及时中肯的批评。评论家李星插话说了，说是在给蒙万夫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发现陈忠实和他是哭得非常伤心的两个人。

贾平凹说到了费秉勋。

费秉勋也是我西大读书的老师。他用自己的艺术眼光，跟踪和研究贾平凹，是写出贾平凹研究专著最早的一位学者。

蒙万夫、费秉勋老师跟踪研究陈忠实、贾平凹的文稿，有一些我是读过了的。我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读出了真诚的鼓励，同时也读出了真诚的批评，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批评对象既拍肩膀，又打屁股。我赞佩这样的态度，既然有心作个批评家，真诚是第一位的，不要委屈了自己的感受，一味地只拍肩膀说好，反之，也不要固守自己的偏见，一味地打屁股撂砸话。好像是，随着世风的变化，到如今，批评家自觉缴械，放弃了批评家的立场，只作一个拍肩膀的鼓吹者，而不对批评对象进行理性真诚的批评打屁股了。

说“真话”，是会上大家公认的笔耕精神，此外，还有“信任”，也是会上大家公认的笔耕精神。这种精神，不正好似今天的文艺批评界需要继承和秉持的吗！

陕西文艺批评家协会在“笔耕”三十年的日子，开会怀念他们，所愿望的就在于此。组织会议的李国平、李震、刘卫平、杨乐生、邰科祥他们，是陕西文艺批评的新一代，他们为已经老去的“笔耕”开会纪念，这是要感谢他们的，感谢他们有心。我知道，后来者是在民政部门注册了群团组织，前者“笔耕”没有，因此，兴也忽焉，散也忽焉，只茂盛了些许年份，便只留下一个“笔耕”的乳名，让来者崇拜、怀念。

这是不错的呢！人们追求长长久久，而许多东西却非常短命。记住自己的乳名，用真诚，用信任，唯如此也能能被他人记忆，被他人怀念，这可是多么令人欣幸的事呀！

                                 2012年元月4日西安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