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

第二节 刻石的历史价值与书法艺术

泰山遍布山上山下、庙宇丛林的刻石，既有帝王御笔，也有平民题迹，既有鸿篇巨制，也有零星片石；风格或粗旷古拙，或精雕细刻；书体或真或篆，或行或草；有的小字如蝇，有的大字如斗……其数量之众，品类之繁，历史价值与艺书价值之高，为其他名山所罕见。可以说，泰山石刻是物化了的历史，其内容遍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从秦汉至明清，乃至近现代，镌刻了先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印记了炎黄子孙悠久深邃的历史和灿烂丰富的文化。

一、刻石的历史价值

历代刻石具有历史价值是不证自明的。历史的记录主要靠文字，文字可依赖不同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因质地不同多有损毁的因素等制约，往往镌刻在金属及石头上的文字容易保存下来，因而被人们所重视并有“金石” 之学问世，成为后世“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碑刻，不时的在解答着因其它文字不足所形成的历史疑惑。

欧阳修所编的《集古录》，是最早的金石录目著作，由金文、碑刻为基本内容编成。后有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问世，到了清代，此类有影响的著作已达数十种。关于金石铭文的史学价值，赵明诚在得到《集古录》时曾这样赞叹到：“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1] 欧阳修《集古录》在订正史籍之错误、补充史传之疏漏等方面的贡献，被后人瞩目。

数量繁多、内容各异的泰山刻石不仅展示了数千年间泰山文化的繁荣与昌盛，而且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大历史兴衰起伏的轨迹，实属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很诸多史料，不仅为泰山碑刻独有，而且在补史证史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价值。泰山石刻中现存最早的作品，即秦泰山石刻，历代史家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自宋代以来，研究此石的金石著作甚多，除欧阳修、刘跂外，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四、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陈思《宝刻类编》卷二、明杨慎《金石古文》卷三、都穆《金薤琳琅》卷二、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张习孔《云谷卧余》卷十四、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七、王昶《金石萃编》卷四等书中，均有关于泰山秦刻石的考论。北宋学者刘跂云：“余登泰山，睹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对《史记》提出校勘。

《张迁碑》在表彰张迁的同时，记载了关于东汉黄巾军起义有关线索，碑文曰：“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谷城)独全”，可与《后汉书·皇甫嵩传》：“燔烧值俯，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的记述相参照。张迁令“谷城独全”，因而擢任荡阴令之事。同时，《张迁碑》刻立之时，正值汉灵帝“大赦天下党人”，重新启用官僚集团，用之镇压黄巾暴动之时。碑文颂扬张迁功绩，是借此标榜张迁出身高门大姓，反映了汉末党锢锺除后，复出的士族官僚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魏故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公墓志铭 》、《魏故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使君夫人崔氏墓志铭》等，都较集中的反映了羊氏家族在泰山的历史。泰山羊氏兴于东汉，五百年而连绵不衰，成为魏晋“当朝一流门第”。关于《孙夫人碑》的历史价值，黄易于其拓片有跋曰：“昔见新泰县志，有晋任城太守李夫人碑，求之弗获。干隆甲寅，江子秬香拓此碑寄观，额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始知志载误孙为李也。”此后钱泳、翁方纲、赵怀玉、奚冈、钱大昕、阮元、瞿中溶、石韫玉、潘亦隽、翁同龢等学者多有题跋，足见其珍贵性。而《羊公墓志铭》、《羊使君夫人崔氏墓志铭》等墓志碑，对探讨羊氏乡贯、北朝羊氏谱系、联姻及人物生平，均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唐《双束碑》即《岱岳观纪事碑》，又称“鸳鸯碑”或《显庆岱岳观造像记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是唐代唐高宗等六帝一后来泰山建醮造像的记事碑，唐代碑文共37处，从高宗李治到德宗李适历经六帝一后，计143年。另外还刻有宋诗四首，如此算来，碑刻时间总跨度为453年。碑文内容既有斋醮、造像记，也有题诗、题记、游记。全碑共有文字3978个，其中，有武则天造字“天、地、人、圣、年、月、日、授、初、星”等十余个。碑文刻于碑身四周以及顶盖处，从字面来看，刻文是唐王室崇道的见证，但仔细分析题记，从中不难看出政治上的斗争，可补其它史料之不足。（）其中有武则天、韦后两朝女主相继秉政的社会背景。该碑最早的一条消息是在显庆六年(661)：“显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研究者认为，双碑的刻立，透露了武则天图谋夺取政柄的一条重要信息。根据郭行真的生平史料，可知其人乃武则天党羽，积极参与了武氏攫政的政治活动，故知郭氏诣岱，虽声称“奉为皇帝皇后行道，实则专承武后密旨而为，其于泰山立石刊碑亦必是武后意志的体现。另外，有一则景龙三年(709)题记，反映了韦后秉国的重要史实。其辞云：“大唐景龙三一年岁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子，奉敕令虢州龙兴观主杜太素……等三人于此太(泰)山岱岳观建金箓大斋……夹像一铺十—事……二圣本命镇彩修造。”碑中之“二圣”，乃指中宗与韦后而言。然若考察唐史，便会发现，“二圣”之称在李唐一代有着独特的政治含义。《旧唐书·则天纪》云：“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百司表奏，皆委后详决，自是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故罗元贞先生在《武则天传》中谓二圣之名，“是中国封建史上未曾有过的尊称和歌颂”，而景龙之时道士亦以此名呼帝后’其事绝非偶然，它实反映了当时韦后攫取政柄后承袭“则天故事”，大唐再次出现帝后并治的政治局面。更说明了武则天创立的“二圣”名称和体制，一直沿袭到中宗韦后一朝。正史与《通鉴》皆对此未加载录，只有此碑记录了这一重大的史实。

泰山凌汉峰处保存的两处南宋建炎元年(1127)摩崖石刻，一处为“本县石匠姜皋起寨，副寨孙上座，建炎元年八月”；一处为“石匠姜博士今滞（带）群寇累次到县打劫，十四人并孙上座共纠到三尖山起寨，时建炎元年八月  日”，是泰山少有的南宋石刻。南宋建炎元年为公元1127年，是南宋皇帝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即北宋靖康之役的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金军攻占北宋都成开封。次年二月，废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原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皇族康王赵构，在金军退走之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年号建炎。金兵进犯，烧杀抢掠，泰安石匠姜博士和道士孙上座于是招募义军在凌汉峰、梯子崖、三尖山等地安营扎寨，在泰山领导了抗金起义。两处石刻记述了姜博士与孙上座结寨三尖山之事，是记录泰山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元代泰山的刻石中，有一则映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石刻，受到了元史专家的极大重视。位于泰山桃花涧石壁峪，刻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字面高60厘米，宽70厘米，字径7厘米。书体为楷书，内容为：“大元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初八日，因红巾占据泰安州，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统兵一十七府(来此)。万户张玉田等将至名山，游观到于泰山，岩内泉石之下，古迹可人，笔姓名于石。万户张田玉、李谅，万户李玉、知事张荣祖。”据《元史·顺帝纪》，红巾军领袖刘福通于至正十七年（1357）派遣大将毛贵进攻山东，是年三月“毛贵陷莱州及益都路，自是山东郡邑皆陷。”《山东通志》：“十七年七月，义兵万户田丰叛入红军，山东郡邑相继陷没，济南日危。”据此，泰安州及泰山周围地区当于此时为红巾军攻占，次年（1358）正月，元将也速“急引兵北还，复泰安州、肥城、平阴、莱芜、宁阳等县。”此刻石刻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是为淮南府府(都)元帅杨世瑛统兵来泰安参战。邱树森《毛贵事迹考略》援引此石刻文字后指出：“这块元刻石不仅对我们了解毛贵部红巾军在鲁南的战况至为重要，而且是我们了解岌岌可危的元朝统治者依靠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红巾军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邱氏在文中对石刻做了详细考论：据《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癸酉(初五日)，“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但红巾军何时攻克泰安，史无记载，这块元刻石确切地记载了毛贵军占领泰安的时间——至正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就是说，是在毛贵占领济南后三天。随后，又扩大战果至滕、兖诸州及附近属县。这时，毛贵挥师北伐。元将董抟霄乘机夺回济南，也速亦占领滕、兖二州。而泰安及般阳仍在红巾军手中，并始终成为济南的威胁。《元史·董抟霄传》称：而般阳贼复约泰安之党，逾南山来袭济南”。证明泰安是毛贵部红巾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这样的势态下，也速、董抟霄等视泰安红巾军为眼中钉，但镇压力量又不足，于是不得不“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等前来助威。既有“淮南府都元帅”之职，必有淮南都元帅府这一机构，它可能就是至正十五年二月元朝所设的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于这年十月置淮南江北等处行枢密院于扬州，淮东等处都元帅府因此改称淮南都元帅府。《元史·百官志》载：“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五年二月置。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招诱富民，出丁壮五千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降宣敕牌面与之。”“由此可见，泰山桃花涧元石刻中的元帅杨世瑛、万户张玉田等都是‘富民’，都是与红巾军为敌的地主武装——义兵的头目。这样，元朝统治者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来镇压红巾军的罪行也就历历在目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