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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旧名赤崁，位于台湾西南海岸，嘉南平原南端。面积176平方公里，是台湾第四大城市。全区地势平坦，地形北阔南尖，曾文、鹿耳门、盐水、二仁四溪流贯其境，形成平原与沼地交错的低缓地带。目前为台湾第五大都会区的台南都会区。

 

    赤嵌楼的历史：

    赤崁楼位于台南市中区赤崁街与民族路交叉口上，原为荷兰人所建。早期的汉人称荷兰人为红毛，所以也把赤崁楼叫做红毛楼，或称番仔楼。赤崁楼为国家一级古迹，也是台南代表性的名胜。赤崁楼初建于1650年，其建材据说皆由荷兰人自海外运来，称为“普罗民遮城”，是荷兰人在汉人郭怀一起义抗荷事件后所兴建。郑成功攻占台湾后，曾经改普罗民遮城为“东都承天府”，并以赤崁楼作为全岛最高的行政机构，隔台江与今安平古堡相对，十分具有历史与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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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年始，荷兰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在台湾的侵略活动。

    1624年，荷兰提出借用台湾土地，当时的台湾官员以为借用面积不大，竟然欣然应允。荷兰人得寸进尺，修建奥伦冶城作为侵略据点；在修建热兰遮城的同时，又在台江对面的赤坎修建仓库、住宅、商业区，定名为普罗文查城，后改名为赤坎楼。以后还在台江口两侧修造了坚固的堡垒炮台。靠欺骗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对借给他们土地的中国人不仅不领情，反而予以残酷掠夺、镇压，殖民者在台湾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 

    1661年（明永历15年，清顺治18年），郑成功攻入台湾，以此楼为指挥部，征讨荷兰侵略军，尽复台湾失地。从此，赤嵌楼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

 

    1862年（清同治元年）毁于大地震，光绪年间在废墟上建文昌阁、海神庙、五子祠、蓬壶书院、大士殿等，即今日的赤嵌楼。楼内陈列着荷兰人投降的条约书，以及郑成功与荷军作战的海图等珍贵历史资料。城楼下排列着九座巨大贝屃碑趺的石碑，为乾隆皇帝所赐，上面刻有乾隆亲撰的碑文。赤嵌楼的楼上，尚有巨炮及瞭望台的遗迹。楼前广场中心建有郑成功接受荷军献降书的雕塑群像。这受降图是胜利的象征，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雄风。

1684年台湾归降清朝，成为国家统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长达5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从此，赤嵌楼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也是台湾南部代表性的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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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目前仅剩城堡大门和文昌阁旁的炮座遗迹可供凭吊。

    现今的赤嵌楼周长为45丈3尺，高3丈6尺，共分三层，雕栏凌空，轩豁四达；内部则陈列文史资料及相关文物，除了历年修护情况及建物变迁相关图文外，原为蓬壶书院一部分的文昌阁，还奉祀着一尊魁星爷，据说这尊原供书院师生参拜以求金榜题名的魁星爷极为灵验，每届考季，神案上便排满了各色准考证、学生证，祈求神灵护佑。

    文昌阁庭前立有一断足石马，由洲仔尾（永康市盐行村）移来，原为林爽文事变中，阵亡的清廷官员郑其仁墓道之石刻；由文昌阁通往海神庙之间，有一半圆形石砌古井，为荷兰人建城时所凿，因此称为“红毛井”，幽幽古井深不可测，诉说一段神秘传奇，据说此井可直通安平古堡，当年郑成功入城围攻时，荷兰人便利用此密道逃往安平。

    在诸多文物古迹中，最特殊者莫过于城楼下9座赑屃碑，此为清乾隆旌功御碑，碑文是褒旌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相传赑屃为龙的九子之一，善驮重物，外型似龟，多用以驮负碑础，遂有“龟碑”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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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崁楼的建筑特色

    今日的赤崁楼已完全看不出当年荷兰人所建的『普罗民遮城』的模样，文昌阁与海神庙两座红瓦飞檐的中国传统建筑是赤崁楼的标记，海神庙位于南面，文昌阁位于北面，二者屋顶均是重檐歇山的表现，重檐之间实即为二楼部分，绕以绿釉花瓶栏杆；文昌阁前的石马后方有一个门洞，就是当年普罗民遮城的大门；目前赤崁楼分三层，楼上以砖石砌成，有曲折的通道；楼上飞檐雕栏，赤崁城楼下有九只大石龟各负丈余的石碑，是乾隆亲撰旌表平定林爽文之乱的御碑。此外还有别处迁来的断足石马、郑公墓道碑等古物，颇为特别。

    另外，赤崁楼还拥有广阔的庭园，除了可供游人散步以外，庭园中也摆设了多项历史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字排开的御龟碑，驮着碑的其实并非龟，而是龙九个儿子之一，名为『赑屃』，传说中善駄重物，因此常被用来做为碑的底座。

 

　　台南古味浓厚，市内拥有许多历史的热门旅游地点。府城隍庙建于明永历23年（1669年），为台湾首座城隍庙，名列二级古迹，因城隍爷掌理阴间事宜，其空间配置与文物陈列，迥异于一般庙宇。其他景点也受到民众的欢迎，例如安平古堡、大天后宫等，而台南旅游观光潮流也正蓬勃发展，当地业者也花招百出，加上台南美味的鳝鱼意面、棺材板等传统小吃，让国内外游客彻底体验台南地道的人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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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沿革

　　荷治时期

    首先，荷兰人在台江西边的－鲲鯓沙洲建“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做为在台的统治中心。接著，又在城堡东方与台江东岸大井渡头（今民权路、永福路口）分别建“台湾街”（今延平街一带）及“普罗民遮街”（今延平街一带）。其中台湾踵而至。但因为荷兰人对移民百般苛征、限制，终于引起汉人的不满，永历6年（1652年），在郭怀一领导下起义反抗。最后，事变虽被镇平，荷兰人亦在“普罗民遮城”（今赤嵌楼）巩固其政权，却依然无法平息汉人的忿怒。一直到郑成功入台前，全岛形势始终动荡不安。

 

　　明郑时期

    1661年明朝将领郑成功打败荷兰人取得台湾后，将台南赤崁地区改为“东都明京”并设立一府二县；府名为“承天府”，即今赤崁楼。郑成功死后，世子郑经即位，任陈永华为谋主，把东都明京改为“东宁”。在他的规划推动下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设立学校，开启了文化的先声。兴水利，课农桑，安抚原住民等等，种种施政，使台湾逐渐成为汉人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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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领时期

　　1684年清朝攻取台湾，在台南设台湾府，在首任巡抚刘铭传将省会迁往台北之前，台南一直是全台首府。享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名。

　　

    日治时期

    台湾抗日失败后，台南士绅推举英国牧师巴克礼于1895年10月20日会见日军，翌晨引领入城，台湾日治时期开始。在日本施政下，1900年11月29日台南至打狗间铁道开通，台南厅舍（后改为州厅）、地方法院等公家机关相继成立。稍后的市区改正、台南运河开通、台南驿改建，使台南有了现代化都市的雏形。1920年台湾市制实施，台南合并邻近地区如安平等地，设立台南州辖台南市，兼作州厅所在地
　　台南市直至1930年代，仍为仅次于台北市的第二大城市。但由于昔日赖以繁荣的海运优势不再，在台湾南部的工商枢纽地位逐渐被具有优良港口的新兴城市高雄市所取代。1940年，由于高雄市与临近地区合并、面积与人口大增，工业亦兴，台南市在人口规模落居第三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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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战后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国接管台湾，改台南州为台南县，州辖台南市改制为省辖市，从而与台南县分离；1946年台南县安顺乡并入台南市，改为安南区，形成了省辖市时期的地方自治层级及市区范围。此时期，原城区周围辟建了许多眷村，有大量外省籍居民迁入。

    二战后，台南市发展了轻工业，先是东区的仁和工业区，后有安平工业区。1968年起台南市政府开始市地重划，其中第四期的竹篙厝与第五期的安平两区面积较广，为1970年代至2000年代城区扩展的主要地带。同时，因城区向东发展、东邻的台南县永康乡（1990年代升格为台南县永康市，今为台南市永康区）工业发达，使得永康人口快速增加，并与东区相连一片。
　　1990年代以后，台南市安南区新设立了台南科技工业园区、台南县新市乡（今台南市新市区）设立南部科学园区，吸引庞大就业人口，台南成为为台湾屈指可数的人口增加及实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之县市。同时与台北市并列为失业率最低之县市。

    2009年6月29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审议通过“台南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案。2010年12月25日，原省辖台南市、县合并改制为直辖市，名为台南市；原省辖台南市、县政府，分别改为新台南市政府的永华市政中心与民治市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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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王”郑成功

    本文摘自《台湾台湾》，赵国明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郑成功，名森，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1624年8月27日生于日本长崎县。当年9月，荷兰人占领台南。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1662年荷兰被郑打败，三个月后郑成功病逝。荷兰人占领台湾38年，郑成功从出生到去世也是38岁。郑森6岁回国，20岁时入南京国子监太学，师事名儒钱谦益。1645年6月，清军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被郑芝龙等拥立为帝，建号隆武。隆武帝看重郑森，遂赐他与国同姓，易名“成功”。

 

　　1646年8月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罹难。10月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力劝未果，愤然断绝父子关系：“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已。”那份决绝与愤怒，只有内心坚如磐石的人才会说得出口。在大义和孝心面前，他选择了大义；在苟活与赴死的交叉路口，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赴死。对亲情的失望，更拨旺了他的斗志，更坚定了他对舍生取义的坚持.清军进袭安平，郑成功之母不堪被辱自杀身亡，郑成功发誓与清政府誓不两立。于是，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并坚毅执著领导着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为确保战斗力，郑成功赏罚分明，每战必议功过，作战不力的人会被处死。因此，也出现错不至死的部将被杀死的情况，这成为施琅等人离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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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又封他为“延平郡王”。当年和次年，在清廷授意下，郑芝龙两次写信致郑成功，劝他归降，被断然拒绝。

 

　　为收复国土，把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1661年农历三月，郑成功亲自率舰队从金门料罗湾出发，24日，大军进入澎湖海面，忽遇狂风暴雨，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农历四月初一拂晓，郑成功抵达鹿耳门港外。由鹿耳门外进入台江有两条航道：一条是一鲲身和北线尾岛之间的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敌舰防守，又为陆炮所瞰制，不易通过。另一条是北线尾岛北端的鹿耳门航道。北航道口窄水浅，水中淤沙，荷军还沉船堵塞，只有在涨潮时才能通过。因此，荷军没有设防。当天中午，海潮大涨，郑成功乘机率队进发，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进入台江内海，并在禾寮港(今台南市禾寮港街)登陆成功，随即与荷军发生炮战。当天晚上，郑成功命令三支部队分别控制鹿耳门海口、北线尾和台江，目的是接应第二梯队、策应主力并切断台湾城与赤嵌城的联系。

 

　　为恢复两城的联系，荷兰殖民总督揆一派4艘舰船阻击郑军，郑成功以60艘战船由陈广和陈冲指挥，把荷舰包围起来，展开了激烈的炮战。荷军大败，其中通信船“马利亚”号在战斗失败后逃往巴达维亚，搬救兵去了。4月初三，陈泽率部登陆北线尾，荷兰舰长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乘船急驶北线尾，上岸后即分两路向郑军反击，另有荷炮舰配合攻击。贝德尔指挥荷军以12人为一排，成疏开战斗队形向前运动，逼近郑军。郑将陈泽以大部兵力正面迎击，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前后夹击。荷军腹背受敌，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贝德尔被击毙，荷军被歼180多人，其余的人逃回台湾城。至此，赤嵌楼、台湾城这两座孤立的城堡被彻底切断了联系。郑成功乘胜围攻赤嵌楼。四月初四，赤嵌楼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荷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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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七，郑成功亲自督师围攻台湾城。针对城高炮多、守备完善的情况，郑成功采取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水陆配合的战法，曾在左翼击败出击的荷军。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揆一拒绝投降后，郑成功调集28门大炮运入市区，向台湾城猛轰，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揆一狗急跳墙列炮于城上，集中轰击，迫使郑军后撤。 

　　5月初二，黄安等人率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郑军的供给和兵力得到加强。郑成功命人在台湾城周围挖壕沟，以围困荷军。同时准备了攻城器械和炮具。闰7月23日，双方在海上交战，郑成功令黄安抗击陆上进攻的荷军，自己则亲统陈泽、陈继美等诸部战船在海上迎击，将敌舰团团包围，经一小时激战，荷舰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艘受伤战舰遁逃远海。战斗中，陈泽的副手林进绅战死。陆上荷军曾一度出动袭击七鲲身，被郑军黄安部伏兵击退。

 

    不久，被围在台湾城中的荷军粮食和淡水告急，病死饿死者过半，士气异常低落。郑军又伺机发起总攻，农历12月初六，攻占城外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然后居高临下，向台湾城猛烈轰击。揆一见大势已去，于1661年农历十12月13日(公元1662年2月1日)率部投降。经历了9个月的围城，这位出身于荷兰贵族、荷兰驻台最后一任总督不得不低下其高傲的头颅，在议和实际上是投降的文书上签字，并率领残部500人狼狈退出台湾。沦陷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此后，荷兰又另派“出海王”多次联合清朝军队进攻台海，但这已是对落日余晖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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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最后一任总督揆一的个人结局：由于他使荷兰丢弃在东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因此他在回印尼东印度公司后被判终身流放艾一岛，在服刑8余年后，由子女将他赎回。在狱中他写下了《被遗忘的台湾》一书，并在回国后出版。在书中他不承认是被打败，而是议和；他还将失败的原因归为他的上司，谴责东印度公司高层的怠忽职守。2006年6月中旬，揆一的第14代子孙麦可一家三人首访台南市延平郡王祠并祭拜郑成功。麦可说，这是揆一临终前的遗愿，希望后代子孙能再度踏上台湾。麦可感念郑成功的仁慈，他在延平郡王祠郑成功的塑像前表示，因为郑成功的仁慈，他们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以台湾作为东都，将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改名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北部设天兴县，南部设万年县，并在澎湖岛设安抚司，戍以重兵，完成一府二县一安抚司的行政规划。很快，郑成功在整个台湾建立了同祖国大陆一样的郡县制度，建立了行政机构。

    郑成功以台湾为明王朝的复兴基地，并未僭越称帝，仅停留于“藩主”的地位。荷兰统治即将结束时，台湾的人口包括土著居民与移民共约10万有余，其中移民据推测有2万余人。郑成功的大军及其家属约3万，可以说是内地向台湾的最集中的一次集体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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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没有闲情欣赏“乔木倚山望流泉”，相反由于人口激增、军队面临缺粮的窘境，为此，一向治军严厉的郑成功处死玩忽职守的管粮官员，以维持军心。另一方面，设法在本岛解决缺粮的燃眉之急。郑成功将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的“王田”没收，移作新政权所有的“官田”。此外，对承天府与安平镇以及天兴县与万年县的文武官员，除了配给建官舍及兵舍所需之用地外，并按家属的多寡准许其取得必要的土地，称为“私田”或“文武官田”。

    至于驻在各地的部队，在不侵犯少数民族与移民所有土地的条件下，准予开垦土地，称之为“营盘田”(屯田)。因而，以南部为中心的农地开垦迅速扩大起来，粮食生产也因此而激增。这些农地开发与土地制度，因开启台湾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引人注目。土地的私有制在当时的中国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当时，台湾的少数民族在荷兰殖民者奴役下，生活十分贫困，生产极端落后。郑成功在那里推广了大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此，少数民族也同大陆汉民一样，使用牛耕和铁犁种田。

　　

    1662年6月，郑成功病中第二次派人去金、厦，命令当地将官杀死郑经等家人，众将为难，最终再次抗命。此前世子郑经无行，种下乱伦的淫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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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清人《闽海纪要》记载：他又外感风寒，病势日重，但他仍强振余威，登上将台，手持望远镜，远望澎湖，是否有船只到来。文武百官入谒时，他依旧端坐床上，谈论国事。因此，许多官员不知其病。及至他病危时，都督洪秉诚调药送至床前，他将药投地，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复顿足捶胸，双手抓面，大呼而逝。

 

    就这样，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38岁。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最可信也是最笼统的说法是，郑成功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经历了许多让其气塞胸膛、怒不可遏的大事：供奉的旗号和精神支柱——南明永历帝在云南被吴三桂杀害；降清的父亲、叔叔及几位弟弟等族人被清廷斩杀，祖坟被掘；郑经无行，众将抗命……这些负面因素引爆他易怒的个性，加重了他因水土不服所致的病情，最终急怒攻心，含恨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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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派人出使吕宋(今马尼拉)，致函西班牙总督，要求其承认屠杀华人的过错并要对方纳贡、通行贸易。信中言词强硬，理解成战争檄文也不为过。而此前西班牙总督恐惧当地华侨与郑成功里应外合，开始故伎重演，对华侨进行大规模杀戮。从逃回来的华侨处得知此事之后，郑成功大怒，决定出兵马尼拉，替华侨清算这数十年来西班牙欠下的三笔血债，但还没出兵，便闻知儿子郑经的糗事，他自己也未料到，盛怒和疟疾的夹击，会让他一病而殁，壮志难酬。

 

    郑成功的不幸去世，使台湾失去了最具威慑力的庇护和最稳定的人心基础，也使在吕宋翘首以待的华侨悲痛万分：倘若国姓爷再活上20年，不，哪怕15年，反清复明的事业一定会出现新的格局呀！再不济，也能剑指吕宋，救华侨于西班牙统治的水火之中。

    郑成功少年得志又国恨家仇聚一身，难免治军严苛、刚愎果敢。一方面成就了他这一民族大英难，但负面的离心力又让他含怒早逝，遗憾地放下他远远未竟的政治抱负，套用那句古诗：出师半捷身先死，更使英雄泪沾衫。因赞许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及开拓台湾的功绩，移民崇奉他为“开山王”。

 

    英雄已逝，英名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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