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来克孜尔石窟考察探险。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地都从克孜尔石窟劫掠盗割和窃取过壁画、雕塑、木板画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盗割的壁画最多。

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活动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后山区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券顶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

1905年， M.M.别列佐夫斯基和其堂弟H.M.别列佐夫斯基带领考察队前往新疆。考察队于1906年2月6日抵达库车，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盗割了克孜尔第60窟的部分壁画。

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新疆古文字专家С·Ф·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考察。第一次考察涉及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并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盗割了克孜尔第198窟、第198A窟和第199窟的部分壁画。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年4月7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4月10日到达克孜尔村庄的当天，从村民那里得知有明屋（即克孜尔石窟），立即冒沙暴前往。4月15日，他们再次到达克孜尔，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并且在部分洞窟中盗割壁画。同时，他们在洞窟中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的发现。大谷探险队首开在克孜尔石窟盗割壁画的先例。

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盗掘了13个洞窟。盗割了克孜尔第206窟甬道侧壁的部分菱格本生和因缘故事壁画以及第224窟左甬道内侧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婆罗门独楼那。

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盗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盗割了若干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 (根据第一次德国探险队主要目的地——吐鲁番而命名)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

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并丈量洞窟、绘制测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考察队还盗割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掠夺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探险队成功地将包括第二次探险队所获的224箱的文物带回德国。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这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盗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次。此次探险队从新疆带回了156箱文物。

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7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并从克孜尔尕哈石窟窃取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还重点盗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劫掠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吉美博物馆。

所以，在吉美博物馆拍到的这些壁画残件，都是伯希和偷来的。

斯坦因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年5月28日，英国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由于上述西方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肆意盗割壁画，给克孜尔石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留给世人的是斑斑斧痕、千疮百孔的惨像。我们相信，每个有良知的参观者面对一个个满目疮痍的洞窟都会对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暴行进行谴责。

被“切割”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新疆千佛洞遗址中最著名的要数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是维语“红色”的意思，因此这里也被称为“红色千佛洞”。洞窟开凿于拜城县木扎特河谷北岸的山崖上，蜿蜒1公里多，已编号的洞窟236个，是中国除敦煌莫高窟外，保存壁画最多的石窟群。1990年又新发现了 23个窟。

克孜尔石窟地处古龟兹国的境内，龟兹国境内的石窟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六处主要石窟以及一些小石窟。龟兹国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唐代诗人李顾有“南山截竹为爵策，此乐本自龟兹出”的句子，边塞诗人岑参也写有“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龟兹石窟是古龟兹国留下来的瑰宝。这片石窟曾是僧人修行栖身之所，而虔诚的佛教徒们，以绘画的形式，将佛教的各种人物、故事、传说描摹在石窟壁上，许多天然矿物质颜料至今艳丽依旧。

据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介绍，克孜尔石窟中壁画的年代大约绘制在公元3到9世纪；克孜尔石窟在历史上遭受过两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是公元10世纪，在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纷争中，克孜尔石窟伴随龟兹佛教衰败而逐渐被废弃，并遭到较大破坏；第二次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龟兹盗劫了大量壁画、泥塑。

这些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探险队先后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探险活动，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都从这里带走了壁画、彩塑等珍贵文物。克孜尔石窟有60个洞窟的壁画遭到剥取，面积近500平方米，大部分系德国探险队所为。根据德方所制壁画目录索引，当时收集到民俗博物馆的壁画为395块，其中二战后250块下落不明(部分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余遗珍今保存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法国、英国、匈牙利、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内，还有一部分散落在私人手中。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构成。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西方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的整体研究工作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文物说明标牌

龟兹佛教造像的形态特征和雕塑手法来看，它们不仅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还吸收并融合了印度笈多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中原文化的因素，并与本地域的文化特征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西域式”或“龟兹式”的雕塑艺术。

龟兹壁画人物形象中，对面部的刻画尤为细腻，其感情色彩表现得很丰富。如圆形脸，鱼形的眉目，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巴等。

就点眸而言，有对眸的，有斜睥的，有半掩眸的，还有将眸子藏于眼角的深处的侧视，因此他们的表情各异。

从一些文献记载和地质科学调查结果来看，几千年来龟兹地区的地质基本就是砂岩质构造，山岩质地松软，没有大量坚硬的石岩，要在龟兹制作大型石雕是很困难的，所以龟兹石窟保存下来的雕塑较少。所以，龟兹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是泥塑，龟兹工匠将塑与雕的艺术手法完美结合，创造了辉煌的龟兹佛教雕塑艺术。龟兹佛教造像公认的制作手段和方法大致有泥塑式、泥塑表层覆石膏层式、石芯像式、模制塑像等。

龟兹石窟造像和佛寺雕塑不仅是佛教艺术东传的重要史迹和表征，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特點和制作工艺无不体现中华文化的多元、兼容与开放。

标牌标明，这些都是来自中国新疆库车附近的库木吐拉石窟。



菩萨胸像   库车   库木吐拉   七世纪    彩色塑



如来头部   库车   库木吐拉   七世纪    彩色塑



比丘头像   库车   库木吐拉   七世纪    彩色塑



国内克孜尔石窟



国内克孜尔石窟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