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哲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元 倪瓒《虞山林壑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逍遥游》作为《庄子》首篇，历来得到重视。逍遥，最早出于《诗经》，如《诗经·桧风·羔裘》篇云：“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逍遥”与“翱翔”义同，与“以朝”和“在堂”义反，是君子在非正式的、休闲的场合中的活动。“逍遥”一词在战国时使用较多，《楚辞·九章·哀郢》：“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多指无事游荡、徜徉之义，缓步行走貌，或指彷徨、徘徊不进，如《楚辞·离骚》：“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可以说，在先秦文献中，除《庄子》之外对“逍遥”的使用均不具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意义，“逍遥”指表达人的行走的样貌，并不包含内心状态的一面，“逍遥”之时内心可以悠闲自在，也可以犹豫烦闷。但并不能以此认为庄子的“逍遥”只是无事闲逛而不包含心灵的自由自在的意义，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庄子，“逍遥”方具有了后世所理解的“自得”、“自由自在”的意义。

从古至今，对于《逍遥游》之“逍遥”的解释众多，而郭象《庄子注》中的“适性逍遥”说影响尤其大。他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他认为，大鹏和小鸟虽然有大和小的区别，但是大鹏用半年的时间飞往天池符合大鹏之性，小鸟在林间飞来飞去、蹦蹦跳跳，也适合小鸟的本性，因而大鹏和小鸟都可以得到各自的逍遥，大鹏不应看不起小鸟，小鸟也不必羡慕大鹏。

支遁不同意郭象“适性以为逍遥”的说法，认为按照郭的观点，一切坏人只要满足他们的凶残本性，也都得到逍遥了，“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氏《逍遥论》云：“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支遁认为鹏鼹皆不逍遥，逍遥游是圣人之心游。

浦江清则在《“逍遥游”之话》中说：“以大为通，以小为陋，此类思想，即《逍遥游》正解。”林云铭提出了以“大”为逍遥游的观点。如他在《庄子因·逍遥游》开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下说：“总点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纲。”张松辉则认为“庄子的写作目的不是在讨论大鹏和小鸟谁自由、谁不自由的问题，而只是想用小鸟不理解大鹏的事例说明一般人不理解圣人的道理，用小鸟与大鹏之间的飞翔差距去比喻俗人与圣人之间思想行为的差距。”

考察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对逍遥的不同解释有与另一问题相联系，即“小大之辩”。

明 王宠《南华真经小楷》，荣宝斋藏，图片来自中华珍宝馆。

《逍遥游》开篇所描写的大鹏飞往南冥的画面具有无比的吸引力，我们的想象力被从世俗世界带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空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此段之中，“大”和“化”尤为关键。庄子讲一只大鱼“鲲”化为大鸟“鹏”，从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是完全出于想象，而在庄子时代的知识背景中却并非如此。据《夏小正》记载：“鹰化为鸠。田鼠化为鴽。雀入海为蛤。雉入淮为蜃。”说明古人已有对不同物种相互变化的认识，对生物之间变化的认识来自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这些变化的事例还见于《吕氏春秋》、《荀子》、《礼记·月令》和《淮南子》。古人将生物之间的变化与时令的改变相联系，可能是古人观察到一些生物在特定的季节出现，又在特点的季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生物的出现，于是古人认为某些种类的生物在特定的季节变化成为另一种生物，这些变化被古人看作对自然现象的真实反映。由于此，“雀入大海为蛤”、“腐草化为萤”，就成了过去许多人的一般知识背景。

物与物之间形体的转化在当时人的知识背景中是可能的，但庄子所讲的鲲化而为鹏，虽是形体的变化，却代表了心灵的转化。“化”对理解庄子的逍遥游至关重要。明代罗勉道在《南华真经循本》开篇释“鲲化而为鸟”之“化”字时指出：“篇首言鲲化而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而为圣、为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其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庄子之所以没有直接讲大鸟“鹏”飞往“天池”而设置了“鲲”化而为“鹏”的情节就是为了体现庄子所主张的世俗之人所需要的心灵转化。

紧随着大鹏展翅高飞这一弘大的图景之后，出现了两只小鸟。大和小的对比跃然纸上。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大鹏和小鸟不仅仅存在体积上的差异，而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对自己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借助大鹏的形象，庄子力图为禁锢于世俗价值观念中的人类提供一个新奇的广阔视野，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大”。而小鸟不能理解大鹏，以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嘲笑大鹏，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小”，庄子慨叹“之二虫又何知”，对大鹏的赞赏，对小鸟的鄙视，对小鸟不理解大鹏的痛心，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庄子在下文中讲“小知不及大知”，即是对大鹏小鸟的寓象所表达思想的理论解释。小知正是代表世俗的思想认识，他们就如小鸟一样视野狭窄，大知则代表庄子所认同的思想认识，而小知对大知是无法理解的。庄子提出小大之辨，倡导世人应实现从小到大的心灵转化。在庄子思想中，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构成了不同的层次，对世界的不同层次的认识也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境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都是代表“小”与“大”的不同层次。庄子在论述中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和众人各自寿命长短的差异，而是朝菌、蟪蛄和众人由于寿命之短所带来的认识的局限。

庄子接下来又借汤与棘的对话将大鹏和小鸟的故事完整讲述一遍，并直接提出了“小大之辩”之旨：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而生存于世俗中的人们，其认识和境界亦又高低的不同，这亦是“小大之辩”：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再到“御风而行”的列子，就是视野的不断开阔，境界的不断提高。有的人才智能担任一官之职，有的人品行能得一乡之人的认可，有的人德行能够令君主满意、取得一国人的信任，他们就是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成就也是很得意，其实就如同斥鷃一样（所见甚小）。宋荣子嗤笑这四种人，他所代表的是超出于世俗之人的境界。那四种人是将个人放置于社会的框架之内，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在国家政治秩序之内肯定个人生命的价值。而宋荣子可以做到世人都赞誉他，他却并不因此而洋洋自得，世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更加沮丧。他清楚“内”与“外”的分别，就是个人生命与外在的物的世界的的区别，他明了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荣和辱是来自于外在的评价，与个人的生命无关。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没有拼命追求。他这样做虽然免除了行走的劳苦，可还是有所依赖，仍然不是真正的“大”。庄子所谓至大者为无所待的“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顺任自然的变化，使自己的心灵可以遨游于无穷的空间，这就是庄子所谓的“逍遥游”。庄子至此提出了著名的“三无”，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无”为“大”，则与之相对的“三有”即“己”、“功”、“名”就是“小”。

儒家是非常重视“名”的。《论语·里仁》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应行仁，为什么？因为如果君子失去了仁德，就不能成就君子的美名。《论语·卫灵公》讲：“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有拥有财富和权利，而是终其一生也不能成就自己的美名。儒家又有著名的“正名”思想，此“名”为“名分”之义，不同的名分之间有尊卑高下的区别。《论语·子路》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墨家则认为与“名”相比较，“功”更为重要，《墨子·修身》讲：“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美名和赞誉不是徒自产生的，而是功所带来的，功成自然可以获得美名。《墨子·亲士》讲：“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君主对待臣下，他所爱的是能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臣子；父与子为骨肉至亲，但父亲也不爱没有任何益处的儿子。在先秦思想界，杨朱以“贵己”、“为我”而闻名。《吕氏春秋·审分·不二》讲：“阳生贵己。”《孟子·尽心上》讲：“扬子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在杨朱看来，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己”、“我”、个人的生命与外物的关系。“一毛”为我生命的至小的一部分，而“天下”为外物之最大者。在生命之至小与外物之最大的较量中，杨朱选择放弃天下这一最大之外物而保存生命中至小的一毛，可见，在外物与个人的生命之中，个人生命最为可贵，不能因为任何外物而选择伤害生命。可见，“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正是《逍遥游》中各组大小相对的寓象所要表达的结论，其目的也是以他的理想人格与世俗思想作对照，是对“己”、“功”、“名”的批判，或者可更具体为对杨朱之“为己”、墨子之功利、儒家之正名、成名思想的批判。

那么，在庄子思想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是否有高低的次第之分，或者三者并无区别呢？。成玄英认为:“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其实一也。”认为三者并无区别。成说以体、用、名进行解释不符合庄子时的语言环境和思维习惯。任继愈云：“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对得道的人的称呼。从无己方面说叫至人，从无功方面说叫神人，从无名方面说叫圣人。得道的人由于把名、功、己都遗忘了，因而能与道合一，驾驭着天地间的正气、变气。遨游于‘无穷’的领域，得到自由。”另有力主至人、神人、圣人三者境界有高低浅深之别者，如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云：“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测之谓神，至者神之极。三等自有浅深。”至人、神人与圣人的表达各有侧重，但精神境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得道之人。圣人不以俗事为务，游于尘垢之外，也是“无功”，不遣是非，不执着于人情，也是“无己”。按照“互文以足义”的阐释原则，“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意思是“至人无己、无功、无名，神人无功、无己、无名，圣人无名、无己、无功”。至人、神人以及真人是庄子所创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与圣人相比更强调其神异性的一面，而圣人则是有别于世俗理想人格但又在世俗之中。庄子就是要向人们提供这样一个看待宇宙和人生的全新的视角，视角的不同、视野的扩大带来了思想认识的巨大差距，这就是庄子思想与世俗的认识和价值标准的差别。

庄子还尤其突出其思想不被人们认可的情形。肩吾认为接舆之言“大而不当，往而不反”，庄子借连叔之语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就象盲人不能看文采之美，聋者不能听钟鼓之声。惠施以为大瓠无用，庄子却建议他把瓠做成腰舟浮游于江湖。惠施认为大树无用，庄子建议他“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就是视角的不同而对相同事物的不同态度。大瓠、大树，还有相对于狸牲的嫠牛，都代表庄子在世俗人眼中的“大而无用”之言。

“小大之辨”可以说是理解《逍遥游》的一把钥匙。《逍遥游》全篇都遵循着一个小大相对的结构，文章的主旨是批判世俗认识的狭隘，向人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而只有在“大”的境界中，方可超越己、功、名的束缚而实现心灵的“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