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听完了，听了两遍， 还想再听一遍。

书本不错，播讲焕之更是吐词清晰、音韵流畅、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能把听众带入时代的场景中，虽是白话小说，犹听评书，为该书收揽了众多的听众。

这是岳南创作的一部非常不错的历史小说，主要以七七事变、三校南迁、联大在昆明和李庄的艰难岁月、抗战胜利后三校的北归、蒋政权退守台岛前后学者们的去留、大陆政治运动和文革为时间轴线，以西南联大一群大师级教授为人物主体，描述他们在时代动荡之际、民族危亡之时、国家政权鼎革之机、政治运动漩涡之中，各人的人生际遇、学术研究和成就、坚持的思想理念、命运沉浮等等。读来令人深思、感慨，叹息处多多。

书中涉及了民国时期众多的与西南联大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或多或少有关系的大师级教授和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晗、董卓宾、蒋梦麟、梅贻琦、闻一多、刘文典、梁思成、林微因、金岳霖、陶孟和、曾昭抡、曾昭燏、穆旦、陈梦家等等。

我是在每天晚饭后的夜间散步时间听这部小说的，边听边思考，边为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而心潮起伏，遥设当年我若在其中，当何以应对、如何沉浮？

《南渡北归》为历史小说，史料丰富，书信、档案、日记、回忆文章引用甚多；语言犀利、观点鲜明，不吝藏否，不惜褒贬，对人对事该骂的骂、该赞的赞、该损的损，该嘲的嘲，性情流露，痛快淋漓。书中对于很多教授、知识分子的命运描述，用的最多的词是“扼腕叹息”、“潸然泪下”等等。

该书三大卷，近200万字，此处不可尽述。

我听后的感受是：

1. 在社会动荡的滚滚洪流中，读书人就有如洪流中的一只陶壶，和着树枝 枯叶 泥沙  尸体冲刷而下；中途，有的破碎了有的沉没了，有的中途冲上岸了或被人捡起而供于小庙或埋没在荒草丛中露出半截壶咀，历尽千辛万苦有幸到达平静大湖或者海洋仍然直立未倒的，则是命运的眷顾，他们有的仍然纹理清晰，有的则面目全非，在新的广大平静的水体中寻找新的着土点获得复旧或者重生。整个漂流过程中，个人努力和挣扎的效果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只能仰首苍天徒唤奈何。

2.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颠沛流离，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教授们几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贫病交加者比比皆是，而那些大师学者们仍然初心于操守，潜心于学术研究，其精神令人后人感佩、令今人惭愧；特别是当时虽然国家穷极，但学校和研究院的领导们手里总还是有一两个铜板的，但没有提到过哪位领导有多吃多占贪污受贿的情况，连梅贻琦的夫人也是自己做点心上街摆小摊挣钱补贴家用。

3. 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尽管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认真想来，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还是值得肯定的，起码没有让教育断根！抗战打仗需要钱呀。

4. 陶孟和等学者们在抗战期间就战争中中国的经济损失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和统计，以备战后向日方索赔。然而战后国共双方都放弃了对日索赔，令他们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满怀希望的心血付诸东流了，而且到现在底稿都没有了，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5.  直到蒋公败退台岛以前，当时大多数象牙塔里面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一定会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并且很坚定的认为北朝的党产共国中一定受到苏俄的控制，南朝的党民国国中一定还受英美的支持，将来中国大地一定是两派较劲的战场。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说明当时国统区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产共的认识其实非常肤浅。从这里也可以证明，后来东泽毛与苏联决裂的伟大。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没有任何的外部势力控制和驻军，真正做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恐怕是教授们当初不曾想到的。

6.  在蒋公败退台岛前后 ，围绕着诸多教授的去留问题，小说做了很细致的分析，包括人物的性格、家庭、处境、人际关系、对时局的认识等等，从多方面来分析为什么有的去，有的留？而不是简单简简单单的用一个原因或者信仰来推断。

7. 解放后大陆的文革和动运治政，的确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感情的伤害，毕竟他们从旧时代走来，不仅没有可骄傲的革命经历，还必然带有旧时代的种种印记，包括家庭出身和人际关系。思想认识观点尚可改造，出身天定是无可奈何的。如留在大陆的曾国番的曾侄孙曾昭抡、曾昭燏的遭遇、梁思成的遭遇等。

由于在新中国的观点里，曾国番被认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傀子手、曾剃头，清廷的忠实走狗、汉奸，所以在解放初期的反三反五和右反运动、革文中，无论怎么表现，曾氏子孙都逃不过被整的悲惨命运。事实上曾昭燏跳塔前，都已经接到了进京参加人大的通知书，入党的申请也在批准之中。可是她还是跳塔自杀了，可见她在运动中心里的压力有多大。

梁思成家因为查出了林母保存的林徽因弟弟林恒留下的刻有“蒋中正赠”的一柄短剑而大祸临头，而这把短剑是林恒航校毕业时的礼物，每个毕业生都有。1935年林恒以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一学生报考了中央航空学校，1940年结业后，1941年，于成都与日机空战中牺牲。 可红卫兵哪管这些！

这真是历史的莫大悲剧。

8. 自从中央研究院创立后直到抗战结束，民国时期的文科学者中可谓是大师辈出、研究硕果累累。但这不仅仅得益于学者们个人或者团体的努力，更有其社会和历史因缘，这个因缘就是：

（1）大规模的海外留学生归国任教和从事研究，他们给尚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边缘窥探的中国学界带来了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他们有让中国尽快赶上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

（2）国内环境虽是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但也因为军阀们都忙着稳固地盘、挥刀互砍，没有余力多管军事以外的闲事，学者们其实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学术环境；

（3）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考古和历史，与那时丰富的考古发现有关，特别是大量墓葬、甲骨和简牍的发现。换言之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9. 虽然作者尽量秉持中立的观点，大力赞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只要是文学作品，就无不带有作者思想的烙印和观点。作者的基本立场可用两句话概括：这党腐败无能，那党也不咋地，而且认为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知。

作者的认知和观点，有的也失之偏颇。略举一二：

A. 联大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有中共徐特立去联大演说劝说学生去延安，后来又有刘燿（尹达）离职去了延安而不是去昆明或者去投国军。这两件事，作者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B. 把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与当时对东泽毛的歌颂和崇拜直接联系起来。谓 “圣人出黄河清”，故修建三门峡水库以证之，这是大大的瞎说，其认识狭隘如此！

三门峡水库固然不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水利工程，后遗症很大，但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为以后一系列的类似工程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黄河历来水患频仍，所谓黄河百害唯利一套是也，新中国成立后正是为了减少黄河水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而修建了三门峡水库，为民之耿耿初心，天日可鉴。至于它的技术问题，和政治是无关的。

C. 作者不加任何考证的说是东泽毛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际上这句话最初是钱学森提出来。1958.6.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后又在《大众科学》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他把植物叶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光能的30%定为光合作用的利用率，实际上专业研究认为这个利用率不到0.5%）。而东泽毛于1958年末及时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又于1959.4.29日又写了《给全囯生产队队长以上员党产共的一封信 》，信的第一段就是：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整个大跃进期间，最高领导层中只有东泽毛才是浮夸风的坚决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