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之民族熔炉

山西北通塞外草原，南临中原腹地，成为华夏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大熔炉”。本展厅分“长城内外”、“平城时代”、“别都晋阳”和“异域来风”四个单元，展示了自汉至隋800余年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

胡傅酒樽,1962年在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发现。外形像是一件盆状青铜器，外围有三只兽首衔环，下面是三只虎形的足。工作人员发现，这件器物的口沿上铸有铭文。铜盆形器物上铸有：“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通过铭文可以判断，这几件貌似炊具的器物，是古代用来盛酒用的酒樽。器物纹饰粗犷大气，可是如此多的动物用于器物的装饰在以前汉代出土的器物中很少见，从器物造型上看也不像是中原器物。公元前26年的西汉末年，汉朝统治昏庸腐朽，周边少数民族却逐渐强盛壮大起来。右玉县地处山西北部，毗邻长城，与内蒙古交界，汉朝时这里是塞外草原，是匈奴族活跃的地方。专家判断，胡傅很可能是当时北方的匈奴族，而这三件樽上铸有的动物也完全是草原风格。因此，胡傅应该是匈奴族部落里的一位头领。匈奴善饮酒，这三件酒樽的铜环，可能是为了在马上携带方便。这件文物正是古代汉族与匈奴文化交融的精彩体现。

胡傅温酒樽，是与胡傅酒樽一起出土的文物。共两件，完全相同。器物高 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壁厚0.4厘米。形状为圆筒形，通体鎏金，盖中央有一提环，环外圈分列三个凤形钮。平底，器底三个熊形足，足腹两侧设铺首衔环。通体鎏金浮雕纹饰分上下层，饰有虎、熊、牛、羊、骆驼、鹿、猴、龙、凤、狐等。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铭文后多一“二”字。“河平”为汉成帝年号，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西汉时一斤约等于250克，“廿四斤”即6公斤左右。这对酒樽是研究汉代铜器铸造、量器制度、酿酒设备、鎏金工艺及美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胡傅温酒樽”的出土，说明可能在汉代以前的人们就喜欢将酒加热后再饮用。有学者曾认为，温酒樽是在樽下加炭火温酒之器。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是一种保存一种醇香的酒的器具，因为厚重的器盖可以有效地防止气味的挥发。樽是盛酒用的，并非温器。右玉温酒樽虽有三蹄足，然而极矮，其下难以燃火，不能用于加温。而且此型酒樽中有漆器，也有平底无足的陶瓷器，显然并非用于加热。

      由魏晋南北朝开始，漠北各族相继崛起，鲜卑族拓跋部早先游牧于鄂伦春草原，逐渐南迁，进入山西，并在“十六国”时期迅速崛起。公元338年什翼犍在繁峙（今浑源西）建立代国，参与群雄逐鹿。公元376年，为前秦苻坚所灭。公元386年拓跋珪称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同）。拓跋焘即位后，逐渐统一北方，虎视江南。至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近百年间，平城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人们所熟知的云冈石窟、方山永固陵、明堂辟雍遗址和司马金龙墓等，见证了平城时代的繁荣。

司马金龙是晋宣帝司马懿之弟——东武城侯司马馗的九世孙。其父司马楚之于泰常四年归附北魏，封为琅琊王，司马金龙乃司马楚之与北魏皇族诸王女河内公主所生。司马金龙是降附於北魏的西晋皇族，深受宠信。司马金龙死于太和八年(484)。

石雕柱础，出土于大同市石家寨村的司马金龙墓。从柱础的大小和出土的位置推断，这是一个屏风柱础。柱础通高16.5厘米，底座方32厘米，柱孔径7厘米。柱础上圆下方，正好契合了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说。圆形覆盆雕刻精美，群山之间蛟龙穿行，盛开的莲花中，雕出立柱插孔。下部方形底座，绘有大量忍冬纹、伎乐。将佛教文化、西域文化融合一体，使中国雕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也让我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奢华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高度融合，所产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是我国灿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块木板漆画共5块，在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均保存完整。从彩漆工艺来看，继承了战国、东汉漆画的传统。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此时漆工技艺的高超。画面内容取材于《列女传》、《史记》，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绘画的技法与风格，则与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极为相似。漆画上的题记和榜书文字介于隶，楷之间，气势疏朗，是少见的北魏墨迹。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

雁首衔鱼灯,体作鸿雁回首衔鱼站立状，鱼腹、雁颈、雁体内部中空，且彼此相连。照明时，燃料燃烧形成的烟雾，先由鱼形灯罩将烟导入雁颈造型的烟管，（烟管，具有销烟功能，不会因为燃烧后散发烟雾而影响居室环境），再经烟管进入盛有水的雁腹，最后被水溶解。同时，灯罩为两片弧形铜挡板，可左右转动开合，这样既能挡风，又能调节灯光亮度及照明方向。这种灯古人称“釭灯”，因鱼和大雁的身体都是空的，大雁的肚子里面先装进一些水，当灯盘上的灯油点燃后，油烟被灯罩挡住，不能乱飞，只能向上进入鱼的身体，再进入大雁的嘴，经过大雁的脖子，最后融进大雁肚子里的水中。这一设计避免了烟雾对室内空气的污染，艺术而又环保。彩绘雁鱼铜灯不仅造型生动、设计精巧，而且装饰华丽。雁鱼通身施翠绿彩，又用墨线、红彩分别勾出瓴羽、鳞片，雁额顶施红彩为冠。它与河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所出著名的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实用功能、优美的造型与科学的环保原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汉人的全新发明，体现了汉人的智慧与高雅的生活情趣。

北魏末丧乱日久，王朝名存实亡。大权逐渐落入镇压“六镇起义”起家的晋阳军阀高欢之手。他专权跋扈，导致魏分东、西。高欢立东魏傀儡皇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以大丞相坐镇晋阳“霸府”，遥控朝政。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自立，史称北齐。“别都”晋阳始终是东魏、北齐政权的根本所在。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不可替代。从娄睿墓、徐显秀墓和虞弘墓的惊世发现，可窥其一斑。

娄睿墓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王郭村，1980～1982年发掘。墓主是鲜卑人,北齐皇帝高阳的堂弟、娄太后的亲侄子，在公元570年入葬。墓葬总面积200多平米。墓内壁画71幅，内容为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分布在甬道、墓门及墓室中、上栏，表现其死后升仙的虚幻境界。壁画分若干小段，每段均前有导骑2人，后有群像1组，各段又相互呼应，以长卷式构图组成一幅人间生活、古代神话传说与儒道释合流一体的宏伟壮丽的画面，其手法写实，洋溢着生活气息。壁画继承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沿袭汉魏壁画单纯、粗犷的风格,线条洗练遒劲,注重表现仪卫人物的神采和动态；布局和内容又受当时盛行的寺观壁画的影响，包含着南北朝晚期佛教思想因素。画面中生动的场景和人物服饰是我们研究当时北方民族生活习俗及民族融合的珍贵资料。

北魏迁洛以后，东魏以至北齐墓葬中，陶俑的数量和品类都异常丰富，这是西晋、十六国遗风以及孝文帝迁洛改制的综合结果。作为陪葬品的主要类型，太原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少则十数件、几十件，多则数百件。太原北齐陶俑在造型风格和细部刻画上虽仍以承继北魏俑群造型为主，但同时还有着本地区自己的特色，俑的面相浑圆，下颐丰满，眉口鼻挤在脸面中部，腹胯圆鼓，下肢短而过细，使全俑的外轮廓近于棱形。这种造型虽然有些比例失调的感觉，但是比照唐代俑像的面貌，太原北齐俑则有可能是东魏瘦骨清像向隋唐肥硕丰满风格的过渡类型，这种自魏晋以来鲜明的造型变化某种程度上或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开创了新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意象和审美情趣。

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中，异域文化大量涌入。考古发现揭示，北朝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亚洲各地和地中海诸国的使者与商人当时云集于平城和晋阳，异域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艺术被广泛吸纳，大大的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1999年太原市王郭村出土的虞弘墓是当时异域文化交流的佐证。虞弘是中西亚地区鱼国尉纥麟城人。自十三岁起，任茹茹国（也称“柔然”）高官。曾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后出使北齐时留任为官。北齐、北周和隋三代，历任显职。北周曾任“检校萨保府”，职掌入华外国人事务，是一个经历和身份均比较特殊的外籍官员。隋开皇十二年（582年）， 59岁的虞弘死于晋阳。

虞弘墓中出土的汉白玉石椁雕绘精美，汉白玉石椁由椁座、椁壁、椁顶三部分组成。石椁出土时椁门已经损毁严重，只剩下了门楣。椁座下四周各垫两个兽头，面部朝外、背负椁座，造型生动。石椁椁顶为罕见的歇山顶式样，为皇亲贵族的标志，仅次于庑殿顶。 

    石椁有五十多个单体图案组成，墓主生活在几个不同地域，历经几个不朝代，阅历不同寻常。所以，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同样多重的生活层面：有盛大的宴饮情景，有热烈的乐舞场面，有雄捍的狩猎图像，有温馨的家居气氛，还有浩荡的出行阵势，可谓丰富多彩，蔚然大观。图案中的人物深目高鼻黑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中，图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雕绘内容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等画面，大都是波斯祆教及其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典型的如衔绶鸟、带绶马、带绶羊以及葡萄形纹饰等，都来自波斯诸国，洋溢着浓烈的中亚民族生活气息，反映着墓主人的民族、宗教习俗和萨珊文化特色，而与中原文化韵味相去甚远。石椁上的浮雕和绘画精美绝伦，各种人物、建筑、器物、动物和植物等构成的生活场景，是古代中亚社会的缩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虞弘墓充满异域风情的精美石椁浮雕，生动展示了北齐以来晋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氛围。虞弘墓是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作证。在我们的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许多同一时期的文物透露出鲜明的异域文化的气息。在战火连绵、政权更迭的历史背后，各民族、中外各国人民互相交流、高度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繁荣兴盛的隋唐盛世正在运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