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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其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



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晋侯燮父做给太庙里供奉用的礼器。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鸟形。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装饰精致,是一罕见的艺术珍品。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可证其确为宗庙礼器。3000年前,堂堂王室的宗庙祭祀,会是什么样的情景,现在的我们已难以还原。而这件青铜鸟尊精美绝伦的纹饰上,似乎折射出晋国大典上,祭祀场面的隆重与华贵。我们依稀看到晋侯燮父面对汾水朝拜,祈求上苍赐福于这片富饶的黄土地。
晋侯穌钟,它原本共有十六枚,为晋侯穌的陪藏品。分两组,每组8件,三种式样,越大的声音越沉,越小的越脆,可以发出至少五个八度的声音,用来演奏如东方红这样的曲子完全没有问题。钟非铸于同时,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上面共有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填补了我们历史上的空白。这里现存最小的两件,一件有“年无疆,子子孙孙”7字,一件有“永宝兹钟”4字。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其余十四件由于盗掘并被贩售出境,后来在香港为上海博物院认出购回。
那个时代的玉为王玉的时代,只有贵族才能佩戴来表示身份,孔子说君子无故不去玉,就是说除了守丧期间,有地位的贵族都要佩玉表示自己的身份。
缀玉覆面,是用小的玉片拼成脸的形状,缝在丝帛上,古时候的人认为把这个辅在死者的脸上可以防止尸体腐烂。
大玉戈,它是权利与武力的象征,但这个玉戈出土自一位夫人墓中,就是第八代晋侯晋穆侯的次夫人,也就是小妾的墓中。按礼法,当时小妾是不能入主公墓的,但是这位女子不但入主公墓,她的陪葬品比她的丈夫还要多,有四千八百件,其中玉是八百组。
温润光洁的玉石,不仅象征着富足与豪华,更象征着一种内敛、含蓄、温和、纯洁的传统性格美德,对玉器的崇拜、喜爱、追求与佩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古人生前佩玉,为的是用玉的形象和特质衡量、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死后的大量用玉,为的是显示豪华与富有,尊贵与特权,同时,出于古人对玉的神秘崇拜,这也是为了用玉石那不可言喻的力量阻挡恶鬼的侵入,防止尸身的腐败。西周玉器品类繁多,除了有单件的佩饰以外,还非常盛行多种块玉联成的佩饰,俗称“玉组佩”。玉组佩是国君或高级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一般多从死者颈部开始往下佩系,直至胸腹甚至脚面,长短不一,组合方式灵活。
玉组佩是上过中央四台国宝档案的,是1993年出土于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的大型玉组佩,拉开后可达两米,可从肩到脚全部覆盖,共204块,工艺精湛,组合豪华,其中玉的形制多种多样,全面地展示了西周贵族用玉的规制和水平。它曾经的主人是晋国历史上第八代晋侯——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姞。这是唯一的一处次夫人墓葬。组佩中璜的数量竟达45件,将多璜组玉佩的形制推向了中国历史的极至,也是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其下端2件玉雁更是晶莹剔透,栩栩如生。整组玉佩结构之复杂、组合之规整、饰纹之精湛,使人不难想见墓主人佩戴时的雍容华贵。
杨姞壶,壶上的铭文告诉我们,墓主人是来自杨国的姓姞的女性,杨国就是现在山西洪洞地区。
积石积炭墓,是底部辅以石梁,四周围以石柱,在石梁石柱周围放上木炭或者竹炭,木炭是用来防腐,石梁是用来防盗,因为这种墓堆得比较散,最早的时候盗墓是从封土上向下挖,所以抽掉一两块,墓就会塌掉。
甲骨其实是一种占卜用品,甲就是龟壳,骨主要是牛肩胛骨,有时候也会有大型狩猎时所得到的其它动物骨,占卜时先在甲骨上打洞,再用火烧,根据纹路判断吉凶,再把占卜的事,占卜结果以及是否应验刻到甲骨上。
虞侯政壶,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虞国,当年虞国处于晋国与虢国之间,晋国要去来虢国,就想从虞国借一下道,虞国的大臣不同意说:我们与虢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灭了虢国,我们还能存在么。但是虞侯不听,还是借道给晋,晋假道灭虢后,回途的路上就把虞国灭了。但这件虞侯壶发现在属于戎狄地区的上党地区潞城市附近,这可能是当时晋国灭了虞国后,掠走了虞国的宝物,后来在女儿嫁入戎狄和亲时的陪嫁。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也叫做“载书”。侯马盟书总数共计5000余件,可以辨识的约650余件。其总字数约3000余字。除去重复,单字也有近500个。它们都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有圭形、圆形及不规则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一般用朱红色书写,少数为黑色。其内容可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等。它们证明了侯马晋国遗址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为确认古“新田”,即是今日侯马,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证据。数以千计的侯马盟书,其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侯马盟书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以及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赵简子,名鞅,是晋国的正卿,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执掌晋国军政大权长达50余年。孔子曾在记载这一时代的历史时,说晋国是公室衰微,六卿专权,六卿就是韩,赵,魏,智,范,中行。赵氏联合了韩、魏,灭掉了智、范、中行,转过头来又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所以山西也叫三晋大地,这三家也是后来战国七雄中的三个著名国家。1988年,太原市一电厂扩建过程中,发现了这座在地下沉睡长达两千余年、未曾被盗扰的春秋大墓。在大型的积石积炭墓中,出土文物共3421件,青铜器1402件、玉器297件。是山西考古史上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
升鼎,是在墓葬中标明墓主人身分的,但是,按当时的规定,王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只能用五鼎,而赵简子用了七个鼎。因为在古代把肉放到这种鼎里的动作叫升,所以这组鼎也叫升鼎。
在铜镜还没有发明前,人们在鉴中放上水,用水的倒影来化妆和换衣服,后来铜镜发明后,鉴就改变了他原本的作用。鉴出土时是和旁边的壶两个一组,壶中放酒,鉴中放冰,这是古代朴素的冰箱。
鼎,在当时社会中被当做“明尊卑,别上下”的重要标志。镬鼎是先秦时期古代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蒸煮牲肉的特定炊具,根据大小可分为牛镬、羊镬、豕镬。这一尊是牛镬。该镬鼎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腹深50厘米,重达250公斤。是国内已知的最大的春秋晚期的镬鼎。其口上对立两耳,圜底形的深腹下面,接有三条粗壮的兽蹄足,足跟饰有高浮雕的兽面纹,腹部装饰有夔龙、夔凤和蟠璃纹。因此被命名为“附耳牛头璃纹蹄足镬鼎”。器形硕大雄伟,造型古朴浑厚,典雅华贵,给人以庄严肃穆之美感。
赵卿大墓中出土的圆形舆车为木质结构,车轴上附有车厢,可以看出属于实用的木车,而不是单纯的陪葬品。舆车木质早已腐蚀成灰,仅剩黑灰色遗痕或漆皮碎片。并变成了“土车”。也就是说,木头腐烂以后形成中空,细土慢慢渗入最终将原来的木质车身替换。大墓中的圆形舆车仅此一辆,其余均为方舆车,且其在出土时为北边一列车队首,造型独特,工艺精巧,装饰豪华,在车队中显出了不同凡响的气派。不难看出,它是墓主人的专用座乘。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国内发现的圆形舆车的首例,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编镈(bó),它具有发音绵延悠长的特性,若数枚镈连续奏击,易造成不同音频相互干扰,出现“混响”,故不适于演奏速度较快的旋律。编镈与编钟的简单曲分方法,可以看挂梁的地方,编钟是一根柱型物,而编镈是两个动物合在一起的样子。
蟠蛇纹缕空鼎,普通的模范法是没办法做到的,这种缕空纹用的是失蜡法,它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整个铸件内模形成缕空壳。再往内浇灌铜液,便铸成器物。
铜牺立人挚盘,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该器高14.5厘米,长18厘米,盘径14厘米,重1.38公斤,1965年在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126号墓出土。 “牺”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的牲畜的称谓,而这件青铜器中的牺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它的肚子比较大,耳朵、鼻、足等都有不同牲畜的特征。牺背上站立着一个女子,束发披肩,双手前伸环握圆柱,柱顶置有一个可转动的镂空圆盘,盘上的纹饰为蟠虺纹。“虺”是龙的意思,也就是盘曲的龙的形象。它是一件贵族的陈设品,花纹采用阴刻,特别细腻。而且铜器经过长时间腐蚀后,纹饰一般会变得比较模糊,但它的花纹还清晰可见,这足以体现出当时铸铜水平的先进。
匏壶,形似匏瓜而得名。匏瓜是一种像葫芦但比葫芦稍大一些的植物。匏壶是战国至汉代流行的酒器样式之一。这件匏壶口小,颈部为倒喇叭状,腹部较大,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壶身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联接而成,有的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呈椭圆形。壶盖造型十分考究,大多为凤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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