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问题的探索

董海波

课题背景

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润滑剂，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项领域中逐步推进，但直至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仍处于高度抑制和监管之中，已严重地影响着其他环节的改革进程。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在中国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议题，尤其是2011年温州地区密集爆发的企业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风波，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高度关注。随之设立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彰显地方金融改革特色、助推金融结构和组织创新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各种版本的地方金融改革，并呈现出各自的创新特色。这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发展都亟需我们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总结探索，并为全国层面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一、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已由高速增长换挡至中高速增长，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仍需要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依托。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进展，主要从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展开。

1.金融体制改革的转轨背景与财政基础

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良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有效提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但在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往往会更多地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将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政策层面应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程度，可激励微观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央党校陈启清教授认为，传统的金融体制已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甚至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的主要障碍。浙江工商大学陈宇峰教授认为，高额的金融抑制租金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提供强大的额外财力支持。估算结果显示，金融抑制租金的平均规模相当于历年GDP的13.4%、正规财政收入的87.5%。因此，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以完善政府财政制度和税收体系为前提，而不应完全剥离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

2.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国内外学者认为，应该主要从货币制度、银行动态拨备制度、信用评级供给模式、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层次结构以及城商行的兼并重组等角度探讨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3.金融体制改革的监管体系研究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验表明，资产价格泡沫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温州大学林瑞跃博士利用2011—2014年的30只开放式基金日收益率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种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和预警机制。因此，中国应尽快建立长期动态的金融绩效评价体系，加强金融监管，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聚焦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的经验实证

1.金融市场外部冲击与内在波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浙江大学张小茜副教授和汪炜教授从控制权的角度考察了增持型企业虽然目前在市场表现、融资水平上尚未受影响，但由于主营业务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控制权管理效率不高，可能已成为当前实体经济中企业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2.企业融资渠道与风险的研究进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谭桑分析政治关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却不能彻底解决企业的融资困境。因此，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侧重点仍然在于市场，而不是政府。浙江财经大学叶谦教授分析，由于互保合约激励与惩罚机制的不对等，导致了温州当经济过热时互保贷款联盟普遍存在着过度贷款与过度互保现象，但现行互保企业联盟的“拟熟人圈”关系已无法提供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执行机制，造成了互保贷款机制的金融风险急速积聚，并在宏观政策紧缩时出现严重的企业互保困局。

3.民间融资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研究进展

浙江工业大学徐小华副教授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出发，发现资金供给状况、产业结构状况、房价走势是影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即温州指数)的主要因素，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家进行合理投资，从而有效提升民间投资的配置效率。嘉兴学院佘明龙教授认为，民间借贷机构性质定位与从事业务的不匹配、民间借贷利率与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的不匹配、民间借贷机构运营成本与服务定位的不匹配、民间借贷风险与风险分散转移机制的不匹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上述诸方面的政策突破。

浙江工商大学郑勇军教授、陈宇峰教授认为，温州区域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金融问题，是“温州模式”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温州经济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和关系型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而宏观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以及金融抑制等外部因素只是加剧此次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因此，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不能仅靠金融综合改革的政策支持，更需加快推进温州经济的交易治理模式由关系型向规则型转变。

三、来自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实践探索

为了更好解决2011年温州地区爆发的企业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风波，国务院于2012年3月28日正式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期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的金融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浙江省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教授认为，温州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金融问题，还不如说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温州原来赖以有效运行的信任体系亟需重构与再造。

四、国外对区域金融综合改革的成功实践

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以“双线双头”监管为最大特色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美国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教训，在联邦层面对金融监管模式与机构设置的改革主要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利，特别是由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并表监管；由现有和增设的职能监管机构对各自职能领域实行职能监管；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监管；由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协调和监督。美国这次金融改革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并表监管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五、结语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沿着一条金融市场结构日趋多元化、金融市场功能日趋高效化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的正确方向发展。然而，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仍需要及时地从温州等地方金融改革试点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上升至理论高度，为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第1章 温州金改三周年的具体做法

1.1推进民间融资管理地方立法，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长期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处于无序发展状态，民间借贷风波频发，这与民间借贷行为及其监管缺乏法律保障密切相关。为此， 温州在2012年9月启动了民间融资管理地方立法工作，并向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和人民银行汇报沟通，形成了《浙江省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2014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金融的地方性立法，首部专门规范引导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为民间融资活动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也为民间融资监督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1.2创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及“温州指数”，探索民间融资平台

    创建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建立了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制度和信息系统，为民间资金供求双方进行直接借贷交易提供风险评估、登记、公证等专业服务，大大降低了借贷成本和风险。截至2014年底（本文相关数据均由温州市金融办提供），共开业8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登记借入和借出需求总额90亿元，成交总额30亿元，借贷总体成功率46%，借贷平均年化利率为16.6%。在此基础上，创新编制了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即“温州指数”），在实体企业、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民间借贷市场主体设立400余个监测点，对采集的利率进行综合统计后对外按日发布，在引导民间借贷定价、预警民间金融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民间融资信息不对称，当前建立采集数据的合作城市已达45个。

1.3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培育地方资本市场

    一是搭建民间资金转化产业资本的通道。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出台指导意见和监管办法，通过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引导民间资金以债券、股权等方式投入中小微企业。目前设立了3支政府引导基金，撬动资本52亿元，由森马集团作为基金主要发起人成立温州首支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华盖基金”；拟设规模为10亿元的文创基金，投资文化创意产业；首创12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累计组织39亿元资金投向1020个项目；组建了温州股权投资行业协会。首创债券“地方发、地方用、地方还”的蓝海股份模式，成功发行幸福股份、蓝海股份；成功发行全国首单地级市保障房私募债；发行全国首批小贷公司定向债、优先股、小贷公司定向债累计备案5.5亿元、发行5000万元，3家小贷公司优先股备案发行2.4亿元；发行企业定向债，11家企业完成定向债券发行1.77亿元。推出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借款人意外保险等多种新业务以及试点火灾公众责任险等责任险种；推动全国首家农业财险互助社落户在瑞安市马屿；加大保险资金运用，在养老保险、三农保险、信用保险、巨灾保险和政保合作等方面积极作为；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科技企业保证保险贷款。这些新的机构载体，为量大面广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小微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开辟了新渠道，缓解了民间资金投资难题。二是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积极推动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完成入股资金总额6.6亿元。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目前已完成股改7家，共引进民间资金51亿元，三是积极筹备民资设立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国务院“金十条”的要求，研究制定了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试点方案，2014年7月，由正泰、华峰为主发起人，在温州市设立温州民商银行。2015年4月7日，由省工商联牵头，正泰集团作为主要发起单位的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作为我省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乐清民企正泰因占股20%成为第一大股东。同时，探索民间资本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拟定中信金通证券分立方案和专业性财产险公司设立方案，筛选发起设立企业，温州诚久信托有限公司筹建方案已上报银监会。四是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前两年，全市共新增股份制公司364家，推动企业上市及在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平台挂牌；参股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建立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温州文化金融交易中心、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五是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完成温州银行和8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发行，共吸收民资75亿元；引导商业银行下沉服务重点，设立31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支行。

1.4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拓宽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支小的资金来源

    引导银行创新还款方式、金融服务产品，增加信贷支持力度，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实现村级以上金融服务网点全覆盖；率全省之先推行授信总额主办行机制，落实“358”授信要求，防止多头授信、过度授信；温州中小企业金融综合服务网上线；设立信保基金，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支持，力争2015年挂牌营运。大力推动小贷公司依托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平台，面向合格投资者，采取定向募集和发行募集等非公开方式发行定向债。目前，43家小额贷款公司净资产达130亿元，累计投放贷款1500亿元，大部分用于支农支小，其中，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达到8亿元，在全国尚属首例，为小贷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开辟了一条新路。

1.5健全金融组织体系，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温州民营银行成功组建，并筹划建立温州保险总公司、证券总公司；成立全国首个地级市金融资产交易中心；鼓励和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从金改前的26家发展到召集的45家；建立39家农村资金互助会；创设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票据服务公司、商业保理等地方新型金融组织；发起并开业社区支行或有人值守自助银行57家。加快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发展，成立村镇银行同业专业工作委员会，设立村镇银行分支机构21家，探索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机制改革，开业农村资金互助会15家，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增资扩股。积极探索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拟定了改制初步方案。加快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建设，设立11家小微专营支行，服务710户小微企业。成立了3家商业保理公司、3家中小企业票据服务公司、2家小微企业再担保中心和2家中小企业应急转贷中心等，满足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应急转贷资金已为5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8亿元的转贷资金。加快推进非银行机构发展，新增保险机构17家，6家保险机构成功升格地方法人保险公司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申银万国成为继上海证券和中信证券之后的温州第三家证券公司。

1.6创新金融产品，防范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

    针对部分企业暴露资金链、担保链风险问题，温州市出台了《关于金融机构加大服务创新参与金融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1+4”文件，推出多元化动产抵押、货物抵押、未来收益权抵押等49个创新产品，推动顺位抵押机制落实，发展信用贷款，主要解决企业抵押物不足问题，降低过度担保、互保联保的潜在风险；开展“增信式”、“分段式”、“年审制循环贷款”等还款方式创新，主要解决贷款期限错配问题，降低企业寻求高利过桥资金的风险，减少企业转贷续贷成本；拓展企业多元化融资方式，做强做大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引导企业挂牌融资，扩大各类债券发行规模，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内贸易信用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业务，解决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问题，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为协助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设立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温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加快不良资产的盘活。

1.7着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改善

    温州部分企业资金链、担保链断裂风波对信用环境造成了不小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亟待重塑。为此，温州市成立了全国首个地级市征信分中心，并率全省之先成立市级信用协会；加快第三方征信机构建设步伐，完善信用服务管理，实现政府、人行和民间三方信用信息的交互共享；密集出台一系列信用管理办法，并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编制工作。针对缺信息的问题，一方面按照“二层、二库、三中心、三平台”的规划总体架构，启动政府征信体系二期平台建设，在各部门开展信用信息应用试点，促进信用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同步推进人行征信体系完善，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和2家小额贷款公司已接入人行征信系统。针对缺信用的问题，规范发展信用评级市场，成立了1家资信评估机构，推动借款企业评级、小微企业评分和农村“三信”评定工作，目前已对400余家小微企业开展了信用评分，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营造“民间互信、企业诚信、银行守信”的良好社会信用环境。此外，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企业改制规范工作，目前温州141家企业已完成股改，建设与现代金融相适应的现代化企业。

1.8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地方金融监管有利于发挥地方灵活性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成立地方金融管理局，与金融法庭、金融犯罪侦查支（大）队、金融仲裁院，初步形成地方金融监管框架；出台《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申领行政执法证（代码“71”），成为全国首个地方金融监管执法类别；引入第三方机构，定期不定期开展现场检查；创设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对9类2200多家民间金融组织开展监管。建设“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及“温州金融监测报数平台”两大系统，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运行分析。完善金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金融监管与金融审判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非法金融大案要案挂牌督办工作制度，逐步完善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打击“逃废债”和非法集资行为，共查处涉嫌银行债权经济犯罪案件近150起，抓获逃废债逃犯近200人，查处涉嫌非法集资新发案件69起；成立温州市处置办，加快企业金融风险处置；探索司法创新实践，加大财税保障支持力度，有效化解“两链”问题；加快不良贷款化解。[1]

第2章 温州金改三周年的阶段性成效

    温州金改三年，没有风起云涌，也没有大起大落，很多制度被重构，很多条框被突破，很多实践在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体系建设、区域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业绩，给温州经济带来了新合力。

2.1助推实体经济企稳回升

    2014年温州28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前移的经济指标在全省前移的有17项，总量占比在全省提高的有10项，经济面逐步向好。

2.2民间融资走向阳光化

    民间金融得到规范，推动民间借贷由熟人借贷向市场借贷转变，促进了民间借贷资金和民间利率的阳光化。

2.3资本市场“温州板块”壮大

    已初步形成12家A股上市公司、1家境外上市公司、12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00多家区域股权交易平台挂牌企业的“温州板块”。

2.4银行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2013年、2014年携手省级金融机构出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双十条”措施，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优化信贷结构，中长期贷款比重提升至26.38%，为近十年最高，企业“短贷长用”顽疾得到缓解。

2.5金融风险“高烧”渐退

    已累计处置了818亿元不良贷款，目前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处置已处于可控、显性的状态，与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高峰期相比，局面趋向稳定，人心趋稳。

2.6地方金融体系逐步完善

    已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地方金融管理体系，为温州经济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

    目前，温州市的改革试验已经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区域范围内产生了溢出效应，也为其他地区的金融改革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例如，借鉴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山东、湖南、内蒙古、广东等全国20多个地区相继开展试点工作；“温州指数”利率监测逐步从温州走向全国民间金融重点领域，“温州·中国民间融资利率指数”6月起在全国18个城市自发联盟进行试发布；以温州市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试点为基础，在浙江省9个民间融资活跃的县（市、区）开展民间融资管理试点，推动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以破解“两多两难”为目标，在浙江省开展了两批共12个金融创新县试点，推动县域金融改革创新，德清的微贷中心、龙湾的科技金融、南湖的“基金小镇”等金融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3章 温州金改三周年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还没有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在金融综合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适逢温州经济下行、借贷风波蔓延之际，试验探索、改革成效和公共预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试点以来，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更有甚者将温州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金融综合改革，或者将温州经济纾困无力直接归因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且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主要有七个方面：

3.1市场主体定位矛盾使温州金改目标不明确

    在金改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谁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结果谁都没有利益。在整个温州金改过程中，每个市场主体的定位是相互矛盾的。有钱人希望获得银行经营资格，企业希望得到低息贷款，银行希望获得最大利润，政府需要金改政绩，百姓希望得到实惠，这五个金改参与者的不同理解，南辕北辙，直接导致了金改缺乏统一的目标和定位。

继续的“跑路潮”集中体现了温州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上面临的难题（见下图）

3.2资本二次分配缺位使温州金改路径不清晰

金改是一个利益二次分配过程，有资本并不代表金改成功，温州金改成功的标志是建立一个新型的、高效的、稳定的、安全的金融博弈体系和强劲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目前的情况，温州显然既缺乏安全的资本投资市场环境，又缺乏强劲的创造财富能力。金改三年，不完全清楚金改的路径是什么？更未全面梳理金改从哪来、是什么、到哪去的三个哲学命题。金改路径的缺失，实际的金融改革实施步骤举步维艰。金改的目前所谓的“成果”，在整个温州金融制度中、在经济发展历史中，功过有待检验。

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给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任务，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全面梳理。首先，从主体理清国家层面、省级层面、温州各自需要突破的内容。其次，根据内容确定金融综合改革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选择有效途径，取得阶段性成果。

3.3产业结构转型使温州金改效果不明显

实际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综合结果。当前温州经济下行态势主要是受到温州产业结构转型影响。温州经济恢复较快发展势头、重塑产业竞争力需要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协同配合。金融综合改革的本质在于疏通投融资渠道，合理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探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有效途径，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在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3.4温州金改的进度成效与温州人们的期望还存在一定落差

金融改革牵涉的部门和领域很多，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有些需要打破常规，有些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难度将逐步加大。但金融体制以条线管理为特色，项目的推进落地需要各级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改革主体和推进目标往往受制于业务主管单位条线的政策准入和审批效率，协调难度较大。同时，改革效应的显现本身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人们急迫改善经济金融状态的预期有落差。

3.5温州金改回避和删掉了本来就有的利率市场化一项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回避不了的大事，在利率管制之下，银行的基准利率与市场的真实利率必然严重脱节，这就为寻租和扭曲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放开准入，实现民间借贷从“地下暗流”到“地上活水”的身份转变，并不能改善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也无法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民间资本之所以希望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进入银行金融业，与其说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和通过竞争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机制，不如说是由于银行金融业高额利润的激励和吸引。如果不通过利率市场化促进银行金融业市场竞争的发展，也许会造成新的扭曲，而无法达到改革的目的。

3.6温州小微企业融资难、民间资金投资难“两难”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温州推出的“温州指数”，仅仅是一个经济计量指标，似乎无利温州战略经济发展。域内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贷款利息偏高，金融生命力堪忧，社会经济价值不大。至于其发行的债券，对于整个金融改革，基本上没有关系。受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温州经济“脱虚向实”、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改革的成效与振兴实体经济之间未形成有效互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比较突出，互保联保危机仍在蔓延。

3.7吴英案给温州金改的反思

当前最典型的吴英案警醒我们应该反思主流金融体系本身。为何几十年来无数中小企业都在通过民间融资寻求更进一步发展？为何在国家利率5、2%的情形下仍有许多民企不顾风险地去借贷民间资金？如果没有这些地下金融、高利贷，每一次的国家宏观调控，每一次的收缩银根，这几十年来这些中小企业是不是都死光了!这些企业是通过什么方式应对的。我认为高利贷之类的地下金融确实在几十年间支撑着民间金融的发展，不仅没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一直在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对民间经济长期起着正面作用。我们该考虑的是怎样去引导这部分民间资本，如何使他们阳光化、合法化。究竟该由谁去给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为什么他们能有那么高的回报率?我们的制度又做了什么？

第4章 新常态下温州金改深化建议

在经历了2012年的“起步之年”，2013年的“突破之年”和2014年的“深化之年”后，温州金改站在了三周年的关键节点上。温州市政府将抓住当前温州经济企稳回升、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逐步化解、金融改革环境逐渐向好的有利时机，注重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注重试点提质扩面与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注重借鉴“他山之石”与提升“温州经验”相结合，准确把握金融改革的目标和突破点，集中精力做好“三个一批”，重点完成温州金改新“十二条”，确保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确保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力争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更好的“温州样本”。

4.1客观把握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

温州经济的困境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结构性因素，其中包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民间资本外溢、资源要素瓶颈制约较大、家族式企业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外部影响较大等因素，不是单一金融因素能解决的。

　　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后，因“代际锁定”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全社会改革步伐，长期陷入粗放式增长困境，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衍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温州企业没有守住实业，身陷经济泡沫而引发民间借贷风波，并将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很多学者的讨论都提到这一点。解决温州经济问题，关键在于打破“温州模式”瓶颈，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温州实体经济的重振不能仅靠金融支持，除了货币信贷政策外，还需要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劳动用工政策尤其是当地政府服务职能转变和效率提高等一系列政策体系的配合，单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

4.2准确定位温州金改的目标和突破点

    “两难”问题既是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中阶段性问题，也是全国沿海发达地区金融经济领域的共性问题。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两难”问题，根本目标是完善金融体制，使金融组织体系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从而提升民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实体经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突破点在设立民营银行、资本项目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方面。

4.3着力理顺温州金改的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既要重视民间金融规范发展，也要重视正规金融稳健持续发展。对于温州近期出现的企业经营不善、金融风险暴露等问题要予以高度关注，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同时也要稳妥处理好金融改革与金融稳定关系。既要推进温州产业机构优化升级，又要通过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来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

　　二是要处理好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的关系。温州金融改革需要在政策框架、利益诉求、改革目标等方面寻求合理平衡。在现有政策框架下，通过政策要素组合，也会产生不同效果。例如，充分发挥正规金融机构作用；积极发展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通过鼓励创新、减少管制等方式激活民营资本活力，保护借贷双方利益、降低交易成本。

　　三是要处理好金融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温州金融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通道，让“民间资本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在规范发展民间融资过程中，合理有序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将民间资金转化为符合发展需要的产业资本，通过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提供一个更好的资金运作平台。地方政府也应当关注实体经济，关注产业升级和产业经济发展。

4.4重点完成温州金改新“十二条”

1、做强做大做优地方法人金融组织。鼓励民营银行创新发展。加快筹建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积极引进和发展信托、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公司等专业机构。

2、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信贷抵押制度，改进贷款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推广银行联合授信主办行制度。争取大额存单发行先行先试。

3、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构建小额信用贷款、抵押担保贷款、担保机构保证贷款“三位一体”的农村信贷产品体系。稳妥推进农房抵押贷款试点。

4、深化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建立由政府、保险公司和银行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机制。启动巨灾保险试点。大力推进责任保险发展。

5、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支持发起与设立互联网金融发展专项子基金，重点投向初创期、成长期互联网金融企业。

6、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在境内外交易所上市发展。创新市政建设项目融资方式，利用PPP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企业发展。研究探索符合条件的境外合格机构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募集海外人民币资金，发起设立公募或私募证券基金。

7、探索建立政府增信长效体系。健全政府转贷基金管理，创新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机制。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合抱团互助增信机制。发展创投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积极推动省级政府性引导（投资）基金在温州设立参股子基金。培育发展天使投资。

8、拓展外向型金融服务交流。支持境外金融机构来温州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温州法人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

9、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设立区域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属地化处置不良资产。健全小额贷款核销处置机制。完善企业帮扶解困会商机制，建立健全不良资产风险防范和处置制度。发挥“一府两院”联席制度作用，推动建立政银企法联动机制，创新金融债权差异化处置工作机制与途径。优化实施民间融资备案制。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逃废债行为。

10、创新司法实践保障金融稳定。推动金融债权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方式改革。加快刑民交叉金融债权案件的审判进度，探索刑民同步审判。探索企业破产司法保护制度，鼓励风险企业重整重组。

11、推进地方金融监管创新。深化实施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推动依法行政，探索监管负面清单制管理，探索地方金融监管新模式。探索建立经济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温州指数”编报机制，建立民间融资价格预报系统。

12、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人民银行征信分中心和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协同合作和综合应用。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信访工作机制，落实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第一责任。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3]

4.5加强监管，确保资本回归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为温州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已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创新发展与金融监管不是彼此割裂，而是相互衔接，是一个统一体，不可以做绝对化的理解。如果单纯强调创新发展，而放弃金融监管，就会产生新的风险甚至危机，经济效益就无法持续；如果单纯强调金融监管，放弃创新发展，就会抹杀金融活力甚至遏制经济发展。只有正确处理创新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掌握好二者之间平衡点，在监管中创新，在创新中监管，才能使创新在有效监管基础之上健康发展。具体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上，一方面要在中小金融创新服务上做文章，破解“两多两难”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民间融资上，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和规范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创新改革必须有规范到位的监管，以保证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而不是将资本投机制度化。金融的基础作用就是融资功能，因此，此次综改试验无论是产品的创新、机制体制的创新，还是一系列的改革，都应该基于金融的初始功能，并由此延伸开去。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毫无疑问，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使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实战阶段。从货币改革的角度看，个人境外市场直接投资试点的开闸预示着未来民间资本可以加大对海外资产的投资并购，人民币跨境流通更加频繁、规模更大。这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推动汇率和利率制度的改革。

4.6改革创新，克服体制“垄断”的影响

从内生因素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克服垄断的影响。这里垄断包括两层含义，其一、金融行业被“垄断”，竞争不足，进入门槛高，限制了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其二、实体经济被“垄断”，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小企业发展壮大困难重重，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实际经济运行，都不利于培养经济中的新生力量。因此，削弱垄断势力，为中小企业发展开辟空间，并抑制垄断造成的不良影响，如通胀、储蓄高企等。此外，以温州为试点的金改有必要探索中国“草根”对金融的需求，政府需要推动金融行业的活力，促进竞争，进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提高资金投资效率，培育更有生命力的中小企业。

服务实体经济也好，体制性改革实战也罢，当瓶颈因素逐步消解，松绑的民间资本，必将在新常态下激荡出超越经济的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