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环中”的美学意蕴
(2011-12-21 17: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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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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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内涵、实践意义、美学价值三个方面论述了《庄子》“环中”的美学意蕴,认为其理论内涵包括绝对待、超时空、合虚实、一动静、超功利等几个方面,它比儒家的“中庸”、佛家的“中道”更赋有审美意义。其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养生与处世两个方面,主张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审视生命。《庄子》的“环中”思想,契合了审美观照中主体的心理机制;揭示了审美心态与审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影响了中国艺术对虚实关系的处理。
“环中”作为一个概念是由《庄子》一书最早提出来的,而作为一种思想却早在《老子》中就已产生。《老子》第五章有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虚静无为的道体就像一个没被人鼓动时的大风箱一样,中间是空的,而在运动时又能产生万物。这里说的“中”字,是“中空”的意思。[1]老子“守中”思想的核心在于以“无”驭“有”,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在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环中”这个概念。本文拟从理论内涵、实践意义、美学价值三个方面,来探讨《庄子》“环中”的美学意蕴。
一、“环中”的理论内涵
庄子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个大环:“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庄子·寓言》,以下只注篇名)万物秉道而成,各有其类,各有其形,始终如环,没有端倪。他进一步解释说:“种有几,得水则为继,……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几”字与下面的三个“机”字同义,概指“最初的几微”。[2]“几”经物至人,最后又返回“几”,正好形成一个环。庄子此段话的用意不在于描述生物进化的具体路线,而在于从整体上说明万物“始卒若环”的道理。
“始卒若环”,一方面指万物在顺向上的相互生成,另一方面又指在逆向上的相互累害。《山水》篇中,庄子通过人对异鹊、异鹊对螳螂、螳螂对蝉的转相侵袭,深刻地说明了物类相害的道理。庄子生活在一个昏上乱相的混乱时代。政治上,诸侯纷争,战乱频繁,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思想上,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怀灵蛇之珠,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相互诽谤,相互攻击。面对人生的诸多困惑,诸多痛苦,庄子努力寻找解脱的途径。于是,他提出了“环中”这个概念:“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郭象注曰:“夫是非反复,相寻无穷,故谓之环。环中,空也;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无是无非,故能应夫是非。是非无穷,故应以无穷。”万物相生相害,始卒如环,循环不已。立于“环上”,就要参与环的无限运动,受彼此是非的束缚,而不得自由。立于“环中”,就好比抓住了环的枢纽,不论环怎样转动,它的中心是不动的,这样,人就能以虚运实,以静驭动,独居于循环不已的矛盾纷争的中央,超然于纷纷扰扰的具体物象之外。具体而言,《庄子》的“环中”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环中”是绝对待、超时空的。“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说得就是“环中”的绝对待特征。“环中”没有相对待的两端,它始终合一,空虚不倚,立于环中,就能超越彼此是非善恶美丑之间的纠纷,应物而不滞于物。掌握道枢,得其环中,也叫“两行”。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这句话解释了“两行”的内涵:一、是非并行。“不谴是非”并不是否定是非的存在,而是超越是非,不为是非所役使。二、内外并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故内能“与天为徒”;“不敖倪于万物”、“与世俗处”,故外能“与人为徒”。立于“环中”,超越对待,就会进入物我双遣,人我两忘的“明道”境界,所以“环中”在《齐物论》中又称为“以明”。
“环中”的绝对待特性又表现为时间上的无始无终,空间上的无边无际。如《则阳》:“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始无终,无几无时。”立于“环中”,其实就是“游心”于虚空,《在宥》篇所谓:“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这是一种绝对的心灵自由境界。《庄子》又把这种境界描绘为“出六极之外,而游于无何有之乡”(《应帝王》)、“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等等。在这种境界中,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空间的约束,一朝风月,万古长空。
第二、“环中”是虚实动静合一的。庄子说:“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天道》)这里所谓“虚”是“中空”之虚,而非“外旷”之虚。“虚”并非让人“空诸所有”,而是让人“实诸所无”,不论是《齐物论》所谓的“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还是《则阳》所谓的“得其环中以随成”,立于“环中”的最终目的还是因应万物。虚为体,实为用,以无驭有,以虚运实,虚实结合,以应无穷。
“环中”若从其涵容方面而言,称“虚”;从其存在状态而言,则称“静”。“环中”不但是虚与实的合一,而且还是静与动的合一。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以静应动。庄子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天道》)《大宗师》篇称这种修养功夫为“撄宁”:“撄”,烦扰也,“宁”,宁静也,虽撄而宁,动不伤寂。二是以静驭动。庄子说:“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天道》)“静”指内心排除了主观杂念和纷杂现象之后的凝静纯一。“动”,一方面指端坐寰宇之中而心游四海之外的“游心”(《人间世》),另一方面指与时俱化、效物而动的“日徂”(《田子方》)。前者是由静而动、动静相济的心灵之“神游”;后者是以静制动、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事之道。
第三、“环中”绝对待、超时空、合虚实、一动静的特点决定了其内涵的超功利性。《应帝王》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无穷”、“无朕”、“虚”,即是“环中”。立于“环中”的前提条件是,排除“名”、“谋”、“事”、“知”等功利要素。这个排除功利的过程,老子称为“为道”,庄子称为“心斋”、“坐忘”、“刳心”、“丧我”、“外天下”、“外物”、“外我”等。庄子主张通过疏瀹五脏,澡雪精神,而臻于“丧我”之“吾”。“我”指具有偏执之见的个体之我,即“小我”;“吾”则指破除了“物执”、“我执”的,“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大我”。“吾”的特点是“人貌而天虚”(《田子方》)。俞樾《庄子平议》曰:“‘虚’者,孔窍也。……‘孔窍’,故亦训‘心’。……‘人貌而天虚’,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则人,其心则天也。”“其心则天”,故能“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其貌则人”,故能随顺万物,与物委蛇。
综上所述,“环中”即“中空”,相对于宇宙之“环”,它是“内”,是“虚”,但它又超越了内外、虚实的两极对待,而归于内外、虚实的合一。“环中”实质上就是人虚静的心灵,是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精神境界。得“环中”之道,就可以顺“道”而行,以无应有,以静驭动,无为而无不为。
为了更好地理解《庄子》的“环中”思想,我们有必要把它与儒家的“中庸”、佛家的“中道”作一比较。“环中”与“中庸”、“中道”的共同之处在于:三家都强调“中”,而这三家之“中”都立足于“心”,而最终归于精神境界之“和”。“中庸”通过“心”对实践的调节,来把握无过无不及的度,而实现其精神境界之“诚”;“环中”通过“心”对空灵虚静的体验,而最终归于精神之“逍遥”;“中道”则通过“心”对不落二边的超越,而最终归于精神之“涅槃”。
“环中”与“中庸”、“中道”又有本质的区别。“环中”与“中庸”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庸”是有对待的,“环中”是超对待的。“中庸”思想方法的核心是“叩两求中”,它是以承认两极对待为前提的,它是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阈限。“环中”之“中”是“虚”,它超越了“过”与“不及”的两极对待,它是在万物之“实”中,营造一个虚灵的心理空间,万物经过这个心理空间的浸润就变得自然天成,机心全无了。二、作为方法论,“中庸”是功利性的,而“环中”是超功利的。“中庸”以肯定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价值联系为前提,它是儒者实现其“内圣外王”之道的必由之路;“环中”以否定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价值联系为前提,它侧重于主体独立、自由心态的建构。
“环中”与“中道”,虽然都超越了两极对待,但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后者否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龙树《中论·观四谛品》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个著名的“三是偈”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因而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则为“空”,但“空”不是绝对的虚无,因为它还有现象的“假名”在。人既不执迷于假有,也不执著于真空,这便是中道观。[3]“环中”并不否定万物的真实存在,它只是主张以“无心”的态度对待之。
总之,与“中庸”相比,“环中”是绝对待、超功利的;与“中道”相比,“环中”是既肯定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因而,“环中”更赋有审美意义。
二、“环中”的实践意义
《庄子》“环中”思想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养生与处世两个方面。
庄子鉴于对现实社会人生诸多困惑的思考,而特别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达生、卫生、养生、全生等思想,始终是其哲学的主要倾向。《庄子》之“生命”有三个层次:一是肉体生命(“形”),二是精神生命(“神”或“精”),三是宇宙生命(“和”)。庄子重肉体生命的保养,但他又能理智地认识到肉体生命的“自然之限”,因而他并不渴求肉体生命的无限延长,只求“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人间世》)。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的精神生命是无限的,人类可以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中培养出无限的人格精神。他说:“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守身”是养形,“守一”则是养神,形神和融,超越有限进入无限,而抵达宇宙生命(“和”)。以上三种生命的保养,始终贯穿着超越两极对待而立于“环中”的思想。
《养生主》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缘督以为经”是把握道枢而得其“环中”的另一种说法。“缘”,循也;“督”,“中空”也。凡事莫不有当中之空隙,循此空隙以应物,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便可游刃有余,不必劳神。作为养生之法,“环中”表现为既不为恶,亦不为善,如此则名固不至,刑亦不及,可得从容之余地,以全其生命。
《达生》篇中,庄子用一则寓言说明了“环中”思想在养生上的具体运用。鲁国有个单豹的人,隐居深山,与世无争,到了七十岁了脸色还像婴儿一样,但不幸有一天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个叫张毅的,本地的大家小户没有他不走动过的,可是到了四十岁时便得了内热病死掉了。前者注意保养内心,可老虎从身外吃掉他;后者注意保全身外,而病从内心侵害他。太藏太露都会招致祸端,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这有些像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实不然。成玄英《疏》曰:“不滞于出,不滞于处,出处双遣,如槁木之无情,妙合二边,而独立于一中之道。”“柴立其中央”并不是说处两端之中间。而是立于无入无出,亦入亦出的“环中”,以无心而顺有,以无为而应物。
《山木》篇更明确地对比了“环中”与“中庸”在养生之法上的不同。大木由于无用而终其天年,不会鸣叫的鹅由于无用而被杀食。处于“材”与“不材”两端都不安全,庄子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既不过于露才扬己,也不过于深藏而显得无用,这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表现之一。追求“有材”是有“成心”,追求“不材”也是有“成心”,调和“材”与“不材”的对立而取中,也同样是“成心”的表现,有“成心”就不能摆脱物累,心凝滞于物而失去本真,就是“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所以,庄子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他认为最好的养生之道应是“乘道德而浮游”。成《疏》曰:“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则能虚通而浮游于代而。”“乘道德而浮游”就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之意。这样,既超出“材”与“不材”的两极对立,又无心于求中,立于虚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一上一下,以和为量,一方面可以摆脱物累,另一方面可以主宰万物,无为而无不为。
就个人而言,“环中”是卫生之经;就社会而言,“环中”又是处世之道。作为处世之道,“环中”表现为“游”与“化”两方面。
“游”是“环中”处世原则的另一表述。“游”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内能“游于道”,外能“游于世”。前者指超越世俗的两极对待而蹈于虚空,“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后者指不脱离俗世而与物委蛇,“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外物》)“环中”是外与内的合一,“游于道”与“游于世”的合一。宣颖解释《则阳》篇所谓“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说:“除去日子,更何有岁。外者,内所形也。若内先无得,更何有外。可见环中者,内心无心以握枢,故能随成以任化。”(《南华经解》)“环中”是内与外的合一,内是体,外是用,内若能“无心以握枢”,外便能“随成以任化”。所以,作为处世原则,“环中”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无心以待物。《庄子》中的“真人”、“圣人”、“至人”、“神人”无不是内能“游于道”,外能“游于世”者。
“化”是“环中”处世原则的又一表述。《知北游》:“古之人,外化内不化;今之人,内化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关于“外化内不化”,成《疏》曰:“古人纯朴,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随物,内心凝静。”关于“内化外不化”,成《疏》曰:“内心缘通,变化无明,外形乖误,不能顺物。”“内不化”指内心凝静纯一,“内化”则指内心摇不定;“外化”指外形随物,与物偕逝,“外不化”则指外形乖误,凝滞于物。庄子认为“化”与“不化”的关系应是:“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一不化”即内不化,是无,是虚,是体;“与物化”即外化,是有,是实,是用,“内不化”显于外就是“外化”,“内不化”与“外化”的合一就是“环中”。
“游”与“化”是“环中”理论在处世之道上的总原则,《则阳》篇还讲述了它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魏莹和田侯牟订了盟约,后来田氏违背了盟约,大将公孙衍建议魏王攻打田氏。贤臣季子听说后,劝魏王不要动武,并指责公孙衍作乱。魏国的另一贤臣华子听说后,对魏王说:“主战的人是作乱的人,反战的人也是作乱的人,说主战与反战都是作乱的人也是作乱的人。”他建议魏王“求其道”。接着,庄子又借戴晋人之口解释了“求其道”的方法。戴氏给魏王讲了蜗角触蛮的故事后,进一步启发他说: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曰:“无穷。”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辨乎?”君曰:“无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戴晋人首先引导魏王突破时空的拘限,破除世俗是非观念的束缚,使其精神驰骋于无穷无尽的空间,立于“环中”来反观熙来攘往的现实,这时,是非善恶之心顿然消失,自己与蛮氏也没有了区别,纠纷自可消除了。
李泽厚说:“如何超越苦难世界和越过生死大关这个问题,正由于并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现实地实现,于是最终就落脚在某种精神———人格理想的追求上了。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4]的确,就实践层面来说,现实世界的苦难、人生的生死之限都是不可能超越的,但人类可通过“心斋”、“坐忘”等方法,摆脱“功”、“名”、“己”的束缚,而营造一个太虚寥廓般的心灵空间,让生命在此空间中优游徘徊、自由舒卷。在此意义上,“环中”已与艺术、审美款款相合了。
三、“环中”的美学价值
“三籁”之说是从审美创造的角度而言的,主体必须立于“环中”,才能创造出无乐之“至乐”。从审美接受角度而言,主体也必须立于“环中”,才能体味无言之“大美”。《天运》篇载,黄帝在洞庭之野奏《咸池》之乐。北门成“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成玄英解释这个由“惧”到“怠”再到“惑”的过程曰:“不悟正乐,初闻之时,惧然惊悚;再闻其声,稍悟音旨,故惧心退息;最后闻之,知至乐与二仪合德,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心无分别,有同暗惑者也。”这其实是接受主体由骇志到息心再到忘己,而逐步蹈入“环中”的过程。主体只有立于“环中”,才能体悟到这“无言而心说”之“天乐”。
《庄子》的“环中”思想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环中”绝对待、超功利的特点,契合了审美观照中主体的心理机制。“环中”是一种有巨大包容性的虚体,其实质就是人虚静的心态。唯有心虚,才能涵纳万物;唯有神静,才能明照本体。审美主体要是以虚静的心态去观照大“道”,乘物以游心,澄怀以观物,就会发现无言之“大美”,体会到无乐之“至乐”。在此意义上,“环中”就是一种宁神静观,一种超越现实的自由,一种感受至美至乐的审美心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暇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八字,是对审美观照的心理机制的典型概括,它与《庄子》的“环中”思想显然是相通的。
其次,“环中”超时空、一动静的特点揭示了虚静心态与审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虚则静,静则动”,虚静之心可以超越时空的拘限,在一片宁静的观照中,实现最大的自由。这是一种最空灵的美!庄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艺术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陆机《文赋》云:“伫中区以玄览”。所谓“中区”,李善《文选注》认为是“区中”之意。“中区”或“区中”,近似庄子的“环中”。“伫中区”是强调文学创作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玄览”是强调文学创作中艺术想象的活动规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关于虚静状态下思维想象的自由性和超越时空性,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将作家的这种精神、心理活动,称之为“神思”,并把它运用于文学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环中”虚实合一的特点影响了中国艺术对虚实关系的处理。“环中”是无始无终,超越时空的,它因对时空的超越而达到时空合一的返虚入浑的境界。这是一种高级审美体验境界和整体感性形式,它表现为“无形”之“大象”、“希音”之“大声”、“无言”之“大美”。受此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大都遵循“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原则。因为艺术要表现的是事物的本质之“道”,而“道”存在于“象”之中,所以在艺术创造中,必须通过“象”,而又要超越于实存的“象”,于“象外”达于对“道”的表现,达于“环中”。如东晋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迁想妙得”说:“迁想”,即超于可见形象之外的想象;“妙得”,乃“迁想”之结果,即捕捉到对象超以象外的微妙的“神”,而“得其环中”。绘画如此,书法也同样是这样。宗白华先生说:“书法的妙境通于绘画,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5]司空图把“环中”概念运用于诗歌理论中,其《二十四诗品·雄浑》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超以象外,达于外腓,然后返于冥无,得其环中,这是内在充实之美与外在虚空之美的统一。
庄子的“环中”思想,不但对中国美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克服今天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等过于世俗化的思想也是大有裨益的。现在,不少人心灵被名利塞得严严实实,吹不进半缕清风。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富有,就像豪华别墅可安顿疲惫的肉体,却不能安顿浮躁的心灵。读一读《庄子》,领略一下他那超越、自由、飘逸的风采,在这个嘈杂、喧嚣的世界上为心灵寻觅一片富有诗意的栖息地吧!
注释:
[1] 张默生:《老子章句新释》,第7页,成都古籍书店,1990版。
[2]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2版。
[3] 方立天:《佛教哲学》,第1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版。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
[5]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
作者简介:张 勇(1970—),男,安徽濉溪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2004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