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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南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

温州是中国南戏的发源地，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元两代是温州南戏最为活跃的黄金时代。历史留下的资料足以证明，温州早在南宋中叶就出现了艺术综合性较高、表演形式比较完整的《王魁》、《赵贞女蔡二郎》等南戏剧本。现存《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就是南宋中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集体创作的。《永乐大典》存目中另一本戏文《刘文龙菱花镜》，故事也发生在温州，至今还保留着洗马桥、永宁殿、宋钟亭等地名和古迹，温州曲艺“龙船”、“道情”所唱的《洗马桥头祭羹饭》便是当年南戏的遗晌。1975年广东潮州出土的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与《刘文龙菱花镜》是同一故事。据学者考证，号称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其中至少有两种为温州人所作。九山书会捷讥史九敬先还写过《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而且还和北杂剧作家马致远合作写了《风流李勉三负心》；史九敬先的女婿刘一棒也写了《风风雨雨莺莺燕燕争春记》；还有一个史敬德，也和马致远合作了《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即《刘文龙菱花镜》的另一个版本。元·至元二十八年（1191），温州人根据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江心寺恶僧祖杰残杀俞氏一家七口的恶性案件——编演了《祖杰》戏文，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宋遗民周密《癸辛杂识》和刘埙《水云村稿·义犬传》中都有详细记载。

南戏也称南曲戏文，或曰“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它对我国戏剧的勃兴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戏在温州肇始之后，很快就传播到当时的京都临安(今杭州市)，元代的苏州一带曾是南戏演出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元代的京城大都(今北京市)隆福寺还刊印了《金鼠银猫李宝闲花记》。据考证，明·叶盛《菉竹堂书目》中所载的《东嘉韫玉传奇》也是这一时期温州人所创作的南戏剧本。

宋、元、明三代的书会是南戏剧本创作和演出的中坚力量。“书会”原是读书人会文讲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其性质类似“诗社”，也是温州人率先把它演变为文艺创作和演出团体。《张协状元》的编演者“九山书会”，即以旧温州故城的九座山命名；明成化本《白兔记》则为“永嘉书会才人”所编。此后外地也陆续出现“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组织。《王十朋荆钗记》所署的“吴门学究敬先书会”和《西池宴王母蟠桃会》所署的“敬先书会”，很可能就是以史九敬先的名字命名。

元末瑞安人高则诚所作的《琵琶记》，更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颗明珠，它的诞生，把中国戏曲剧本从内容到形式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后世中国戏曲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琵琶记》被尊为“南曲之祖”，诚非溢美之辞。

明代的传奇是南戏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从高则诚以后，温州的传奇创作虽不那么惹人注目，但戏剧的演出活动却十分兴旺。明·成化间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温州有许多自愿参加戏班演出的“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万历间人姜准更记述了温州一带的戏剧演出活动，“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署，勿为少辍”。温州又是海盐腔的流行地区，声腔专家认为，现在的永嘉昆剧中还保留有海盐腔的遗晌。

考察温州人为南戏所作出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温州人率先创造以宾白和曲牌联套相结合，以表演故事为主体的南戏，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中国民族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温州人率先利用“书会”式的社会文化团体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出活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戏曲活动家；

三、  早期温州南戏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说明中国戏曲在其童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

四、  温州南戏的出现，特别是高则诚《琵琶记》的出现，为后世中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温州南戏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把它作为一门学术进行研究，却是20世纪初的事，最早注意到温州在戏剧史上的独特地位的人是冒广生。民国二年，冒广生出任温州海关监督，在海关关署建“后戏彩堂”迎养其母，时邀戏班演出。并撰《戏言》一卷，体例类似焦循的《剧说》，其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温州南戏的内容。在该书结尾，作者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见解，把温州戏学和“永嘉学术”放在同等地位上并称之谓“二霸”。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首次把民间的巴人俚唱提高到“霸主”的地位上来加以考量。1912年，海宁王国维出版《宋元戏曲考》，把南戏作为一个单独的篇章来叙述。他虽自诩“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但由于当时资料匮乏，所见不广，故难以深入。30年代初，《燕京学报》发表钱南扬的《宋元南戏考》，为南戏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后，南戏便成为中国戏曲史的一个专门学科而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从30年代至50年代，我国学者如郑振铎、冯沅君、陆侃如、赵景深、王季思、董每戡、徐朔方、刘念兹等都相继出版了专著，出现了一个南戏研究的高潮。

 早期的温州南戏以何种声腔演唱，学者尚有争论，一般认为南曲有海盐、昆山、弋阳、余姚四大声腔，近人叶德均力主五大声腔说，即前面再加一个温州腔。宋遗民、江西南丰人刘埙在《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中说：“……至咸淳(1265—1273)，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明人祝允明在《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说：“不幸又有温浙戏文之调”，虽然他对这种声腔极不满意，说它“殆禽噪耳”，但此说恰好证明温州腔的存在。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至南曲，则为温州人所擅”；近人吴梅在《曲学通论》中也说：“迨温州、海盐、昆山诸调继起，南音糜糜，几至充栋”。可见早期温州南戏所唱的声腔实为温州腔。

 温州本土学者研究南戏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研究工作也不断趋向深入。80年代以后是南戏研究史上收获最大的时期，相继出版了郑西村的《词源解笺》；侯百朋的《高则诚与琵琶记》、《琵琶记资料汇编》、《高则诚南戏考论》等；唐湜的《民族戏曲散论》；孙崇涛的《风月锦囊考释》、《戏曲优伶史》（合作）、《金印记校勘》、《青楼集笺注》等；胡雪冈的《高则诚集》（合作）、《温州南戏考述》、《温州南戏论稿》、《〈张协状元〉校释》等；徐宏图编著作品有《青楼集笺注》（合作）、《戏曲优伶史》（合作）、《浙江戏曲史话》、《东阳孔村目连戏》、《绍兴孟姜戏》、《磐安深泽村炼火仪式》、《磐安仰头村西方乐》、《绍兴救母记》、《绍兴旧抄《救母记》》、《新昌胡卜村〈目连救母记〉》、《杭州抱朴道院道教音乐研究》、《温州平阳东岳观道教音乐研究》、《磐安树德堂道坛科仪本汇编》、《浙江省目连戏资料汇编》、《浙江省傩戏资料汇编》、《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等相继出版。温籍学者如孙崇涛、叶长海、胡雪冈、徐顺平、郑西村等也都发表了多篇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文章。

 1982年，温州成立南戏研究小组，并出版《南戏探讨集》，至今已出版七辑，共刊发论文60多篇约50万字。这是目前国内南戏研究唯一的专业性不定期刊物，颇受海内外学术界注目。1987年5月。中国第一个“南戏学会”在温州成立，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学者，后因国家对跨地区的学会严格控制，“南戏学会”收缩为本地区的“温州南戏学会”。

三

 纵观数十年来温州南戏的研究，大体上还停留在考证、诠释、评介和疏证的“初级阶段”，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其中的许多问题依然还在争论，如南戏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南戏的内涵和外延应如何确定？现存的南戏剧目究竟有多少等等，各家在认识上都还存在不同的见解。 

1987年温州首届南戏研讨会前夕，温籍学者前辈王季思先生来信对南戏研究的方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南戏的研究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应该紧贴现实，他说：

      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是问题越钻越深，文章越写越长，脱离现实的倾向越来越重。早期在温州流行的南戏如《王魁》、《赵贞女》、《琵琶记》以及《僧祖杰》等都是深刻反映现实的，因此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戏曲首先是演给观众看的，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古典文学作品来考证、评价（当然，这种工作也要有人去做），而置当前舞台演出问题而不顾。在这经济体制改革，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戏曲、话剧都面临危机之际，要把这个会开得生动活泼，在会议的目标与方法上都要有所革新，不能再搞古典文学学会的老一套。我初步想到两个问题：

1．如何从南戏的兴衰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2．如何从50年代戏曲汇演及《琵琶记》讨论中吸取“二百”方针的有益经验，为繁荣当前的舞台演出，促进当前的戏曲研究工作提供条件？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提供筹备小组参考，为了把这个会开得生动活泼，我希望能有戏曲演出配合，同时邀请部分改编或新编戏曲的同志参加。

 季思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戏曲研究，著作等身，成果累累，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的这番话语重心长，也是他个人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很好的重视。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的启动，是使温州南戏起死回生迈出的第一步，这也许是温州南戏研究唯一正确的途径。

                                （原载《戏文》200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