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危机的角度看海德格与胡塞尔的思想分歧

                                   郭云峰

内容摘要：胡塞尔认为，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塑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类型。同时，它引导人类寻求自由的人生存在方式，营造一种创造性的生活。胡塞尔继承了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开拓了先验现象学的领域。他试图摆脱主客二元分离的困境，以达至欧洲危机的解决。然而，海德格却反对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诊断”。他认为，“哲学的”或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导致欧洲危机的主要原因。海德格尽管肯定了哲学和科学的理性化成就，却认为科学的盲目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人被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他认为，要避免此一危险，可能的途径在于：放弃以往理性化的哲学思维，代之以境域式的、领悟式的思。

 

关键词：哲学危机·现象学·欧洲精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存在·技术

海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现象学之争，是二十世纪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对于哲学危机的态度，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形态。胡塞尔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重申了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至上原则。相较而言，海德格不仅熟悉传统哲学的理路，深知其内中悖谬，而且还吸取了东方思想和基督教哲学的精髓，摆脱了理性中心主义的窠臼。本文试从哲学危机这个角度，展开对其思想差异的分析。如所周知，海德格对于哲学的态度最终走向了胡塞尔的反面。后者的思想尽管经历了从本质现象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折，然而，他关于建立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之设想，却是一贯的，并成为其现象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之一。

 

壹、胡塞尔对哲学危机的关注及其解决途径

 

胡塞尔晚年， 欧洲到处弥漫着非理性主义的怀疑气息。针对欧洲的危机，他在1935年先后做了数次演讲。随后，根据这些演讲的内容，整理出《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一书。对于这场危机，胡塞尔作为犹太人，也许感受得比任何人都深刻。他认为，欧洲的这场危机在其“错误的理性主义中有着根源”。在根本上，它是一场哲学危机。同时，它也意味着作为哲学分支的科学之危机和作为奠基于哲学之上的欧洲人人性和欧洲精神的危机。（注1）

根据胡塞尔的说法，欧洲精神在其发生上有一个“诞生地”。“在希腊民族中成长起一种个体对于其周围世界的新的态度。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结构。它迅速地成为一种系统而封闭的文化形式，希腊人称之为哲学。”（注2）希腊人对于周围世界的这种“新的态度”，是一种“创新的纯粹理论性的态度”， 它区别于其它民族“神话—实践”的文化模式，是一种感到好奇而想知道的非实践态度。在这种理论态度的文化氛围中，“人成了世界的公平的旁观者与监护人，他成了一个哲学家。”（注3）

随着胡塞尔称之为“新态度”的希腊哲学或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传播，哲学家的理论态度逐渐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性”。胡塞尔说：“具有这种人性的人们的职业就是创造一种哲学的生活，创造作为一种新奇的文化形式的哲学。……与此同时，还成长起一种相应的也是新奇的共同体生活形式。”（注4）这种共同体是一种观念兴趣的共同体。在其中，人们互相合作，互相促进，“最终使得真理之纯粹而无条件的有效性长成为人们共同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欧洲人不断超越自身的基础，也是形成“新文化”的条件。

胡塞尔认为，作为“哲学”的文化形式，是近现代科学得以产生的源泉，也是欧洲精神得以形成的起点。哲学是希腊的，它是希腊人独特地观察世界并塑造自己的方式。欧洲人激烈地反对中世纪的人生存在方式，表明他们力图仿效古希腊罗马人和复兴理性文化的决心，也就是说，“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整个法律。”（注5）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形式塑造了欧洲人的基本人性，并决定了欧洲文化的方向。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各门具体的科学则是形而上学的分支。他认为，形而上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它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注6）然而，形而上学至今也未能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甚至连其存在的可能性也受到了怀疑。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哲学的危机呢？胡塞尔认为，这场危机，在近代哲学的起点处就已经埋下了伏线。在笛卡尔确立了哲学无可怀疑的起点之后，由于他把自我等同于纯粹灵魂，从而“把到手的伟大发现滑掉了。”也是由于对客观主义的强烈兴趣，笛卡尔曲解了纯粹自我的意义，为心物二元的分裂留下了余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对理性的狭隘理解，形成了一种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胡塞尔所谓“错误的理性主义根源”。他认为，尽管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理解有一些偏差，却是可以原谅的，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理性的价值。（注7）

对理性的怀疑，使哲学陷入一种深刻的危机。胡塞尔认为，面对这一危机，应当依靠理性的英雄主义，实现欧洲精神的再生。首要的任务，应该以先验的自我为基点，弥合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与先验的主观主义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胡塞尔试图通过回到意识主体性的途径完成对主客二元分裂的消解。这个主体性被他称之为“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也就是“纯粹的自我和纯粹的意识”。（注8）胡塞尔在后期向先验现象学的转折，主要是为了解决哲学面临的上述困境。而他认为自己主要的贡献在于现象学方法上的突破和先验现象学的确立。胡塞尔说：“在精神的意向性中把握精神的基本本质的方法，导致先验现象学的出现。正是先验现象学克服了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客观主义，而这种克服是通过唯一可能的途径——即通过人们从自身的自我出发而开始的哲学思考——完成的。”（注9）

从先验现象学诞生之日起，胡塞尔就一直面临着来自各种思潮的批评，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但是，胡塞尔从“本质现象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过渡是“达到他的哲学彻底性的一条必由之路”（注10）。在后期，他几乎是独自作战，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孤立之中”（注11）。尽管如此，胡塞尔对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坚信不疑。在《危机》一书中，他将先验现象学所遭遇的误解，看作是现象学还原方法在理解上的困难所致。但是，他认为先验现象学所探讨的“自我学的存有领域”，最终“将在经历了一切错误和混淆之后站出来作为任何真正的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注12）

对于欧洲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它不是“天命”。欧洲人所拥有的“天生的生命源泉”——理性，能够使其自身摆脱严峻的危机。他认为，只有通过理性。“人类精神的不死鸟”才会在欧洲重新站立起来，并复兴欧洲的精神，实现其内在目的，达成一个“超民族的统一体”。（注13）

 

贰、海德格理解的“哲学”与“思想”

 

与胡塞尔对哲学的一贯看法不同，海德格的见解却几经变化。从1919年到《存在与时间》的出版，海德格都主张哲学是关于科学的知识。这一看法，显然受到胡塞尔的影响。但在1928年之后，他开始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强调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无法比之于任何具体科学。（注14）尤其是科学崇尚计算性思维，它与哲学之思根本不相合。

哲学发端于惊讶。因此，它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特别被接受并且自行展开着的响应，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的响应。”（注15）海德格理解的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有很大区别。传统哲学拘执于存在者的研究，造成了文化根基的丧失。根据海德格的观点，“新哲学”以存在的研究为终极追求。对此在、时间、语言和技术的分析，只是通达存在的可能途径。他借助对哲学的批判（或解构），否定了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在海德格思想的后期，他进一步将其存在之思与“哲学”划清界限，放弃了将其思想称为“哲学”的做法。他试图抛弃被扭曲了的哲学范畴，寻找一种纯粹的语言，以敞开其通向存在的道路。在他看来，不仅人在技术世界中受到“奴役”，思想也受到了威胁。他甚至警告说，要“防止思想在一年之内被贱价出卖”。但是，无论采用还是放弃“哲学”的名称，他关于“思之事情”的讨论都是一贯的。即，将思想或“哲学”理解成一条迂回的小径，在此之上，吾人倾听并响应存在的声音。

与胡塞尔“哲学危机”的提法不同，海德格谈得更多的是“哲学的终结”。胡塞尔继承的笛卡尔——康德路线，几乎在一开始就遭到海德格的强烈阻击（注16）。前者毕其一生所做的补救工作，被海德格弃若敝屣。根据海德格的观点，对存在问题的准备性分析工作必须以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或毁坏为基础。

和《危机》出版的同一年，海德格也开始了长达六个学期的尼采讲座。这个讲座阐释了虚无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在其本质上与虚无主义密切相关。随着形而上学的展开，虚无主义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基本运动。海德格在此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他后期公开表示抛弃的“哲学”，也是胡塞尔努力加以维护的“哲学”。根据海德格的观点，哲学并非仅仅面临“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史，都未能关注存在的真理问题。这一问题向思想隐瞒起来，而且形而上学“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注17）尼采发现了虚无主义的降临，并试图以“强力意志”的价值学说克服虚无主义。但是，在海氏看来，尼采并未洞悉虚无主义的本质。虚无主义不仅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在本质上，它是存在真理被遗忘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期望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终结，期望一种新的思想把人的本质想得比理性更高一些。尼采讲座正当德国纳粹统治时期，海德格此时积极投身于德国精神的“改造”。他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将之完全归于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显然带有明显的偏见。

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对其一生思想的历程进行了反思和清理。他告诫人们，不要在消极的意义上将“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失败，而要看作形而上学之“完成”。他说：“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著地相互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它已经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而这种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的特性。”（注18）然而，在哲学完成之时，也就达到了其最极端之处。因此，思之转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肯定了哲学各个阶段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他认为任何尝试传统哲学思维的做法，只不过是对形而上学的模仿而已。传统形而上学（或哲学）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对之采取“拯救”的行动，更不必为之悲叹和惋惜。

海德格认为，传统哲学的任务已经被各门科学接过去了，它的地位也被控制论所代替。因此，传统哲学的模式再也无法处理技术世界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可能的希望在于：“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规定的思，”代之以“另一种思想。”（注19）这种思想就是他通过艺术、诗歌等开启出来的境界，是通向存在近处的本源之思。但是，“另一种思想”并不是拯救人类，改变技术世界的灵丹妙药。不如说，它仅仅呼唤着一种对人类本真处境的思考，为其在技术世界的生存做一种准备。在《泰然任之》一文中，海氏把这种“准备”表达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经由这种思之“准备”，人类方有可能避免被技术世界所奴役，避免陷入理性化的倾向而将自身连根拔起。

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关于哲学前途的看法与胡塞尔完全不同。后者以现象学方法重建的哲学大厦，被海氏称之为虚无主义的源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究其根源，在于两者对现象学“实事本身”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别。海德格曾多次谈到，“实事本身”既不是“意向意识”，也不是“先验自我”，而是自身遮蔽之澄明。所谓“澄明”，指的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它被海德格称之为“原现象”或“原事情”（注20）。传统哲学研究的“实事”是意识的主体性；思想面对的“实事”则是“存在之澄明”。后者使理性得以可能，它是比理性之光更源始的“光亮”。

 

叁、争论与批评

 

上文已经谈到，海德格反对以传统哲学（尤其是笛卡尔哲学）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哲学，要求消解、毁坏甚至终结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其目的是终结以理性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代之以存在之思。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已经在现象学的基本见解方面与胡塞尔有很大不同。后者一直强调纯粹直观的优先性，相反，海德格则认为，“纯粹”的直观是不可能的，任何直观都包含着对事物的领会。他说：“我们显示出所有的视如何首先植根于领会——操劳活动的寻视乃是作为知性的领会——于是也就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植根于存在论的领会。”（注21）在同一本书中，他对笛卡尔和康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笛卡尔开创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哲学新开端”，“是在培植一个不祥的成见”。（注22）康德则从“我思”这个并不可靠的基地出发，“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海德格由此提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古代存在论）进行批判。对于这项工作，他在《存在与时间》的第六节进行了详细说明。事实上，对笛卡尔和康德的批评，同时意味着对胡塞尔的不满，因为后者的现象学基地正是从笛卡尔的“新开端”出发的。

针对海德格在现象学领域的“偏离”，胡塞尔一开始并未完全否定。他允许海德格以自己的方式研读《逻辑研究》（注23）。在胡塞尔试图弥合分歧的努力失败之后，他对海德格的批评也就日益强烈了。

胡塞尔不仅反对海德格将哲学的任务确定为关于“存在”的研究，而且对其非理性主义倾向更是大加批评。在《危机》一书中，他称这种非理性主义并不能抛弃理性的运用，它只不过是一种“坏的”和“懒惰”的理性。在胡塞尔看来，存在哲学是一种人类学。由于抛弃了理性，它就丧失了作为哲学的价值。他明确指出，“人学立场”是对现象学方法的一种误解，“还没有达到真正哲学的水平”。（注24）但是，从海德格前后期思想来看，他关于存在的理论与一般的人学显然不同。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此在为基础的存在论分析，确实使其思想带有人学色彩。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此在逐渐后退到“存在的看护者”的地位。而且，他也表示自己的思想与人学和存在主义有很大差别。

胡塞尔对海德格的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是他把后者的思想看做是反理性主义，称之为“懒惰的理性”却是一个失误。海德格试图超出理性中心主义的视野，却没有完全否弃理性。虽然他要求摆脱形而上学语言的束缚，但后来又对理性和形而上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之所以急于摆脱理性的“纠缠”，实出于一种理论建构之必需。为了突出存在真理的本源性，海德格必须松动传统哲学的理论外壳，包括它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文中，海氏回顾了他与胡塞尔的分歧，同时也回答了后者对他的指责：“也许有一种思想，它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些。也许恰恰这种摄人心魄的狂乱醉态倒是最极端的非理性呢！”（注25）

从海德格前后期的思想来看，不能将其理解为反理性，也不能视作反科学。只能说，他反对理性主义对理性的过度强调，反对只见“树木”的科学一层论。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一文中，海德格认为，此在从本质上说是有限的。与此相应，对理性的过份强调也是不适当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促成了虚无主义的“降临”，顺此路径，已经无法摆脱技术世界带来的危险。只有跨过形而上学的“门槛”，走入“存在”的林中小径，或可赢得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

就欧洲危机的出路来说，胡塞尔的解决方式显然是积极的。他不回避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果，认为可以通过加固科学的基础解决面临的危机。借助于“超级理性”，他将失控的自然科学统一在精神科学的羽翼之下，克服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不良倾向。在谈到欧洲的前途时，胡塞尔说：“欧洲生存的危机可能有两条出路：要么了结于已经同生活的理性含义疏远的欧洲的毁灭，从而落入对精神的蛮横无礼的憎恨；要么通过理性的英雄主义对自然主义的一劳永逸的克服，从而了结于欧洲在哲学精神中的再生。”（注26）

海德格也多次谈到欧洲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他认为，这种危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疯狂”而来。根据海德格的观点，技术从本质上被思为“座架”，它“摆置”和“促逼着人”，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控制的东西。但是，他并不认为技术因其危险就应予以否定。对海德格来说，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还存在着第三条出路的可能。这条道路，意在达到一种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统一。通过存在之思的转向，他希望恢复人与存在的原初关系。经由存在的“启蒙”，开启了一种自由敞开的境界。在此境界里，作为人类本质的“生存”与精神的家园可望得以维护。

胡塞尔与海德格分别代表了西方思想的两种形态，即理性主义和超理性的形态。他们都试图超出狭隘的理性主义，拯救启蒙理性。不同之处在于，胡塞尔顺着理性主义的道路进行挖掘，追求严格的科学性。海德格则试图摆脱理性主义的老路，走一条迂回的小径。他对理性主义的历史进行解构，力图展示出思想的另类维度。这两条路径虽然大异其趣，但是，其追求哲学危机和现代科学诸问题的解决，避免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歧途，则是一致的。进一步说，两者都意在超越旧形而上学的狭隘性，实现对欧洲“自我”的清醒认识。

 

注释

 

注1：倪梁康选编，Edmund Husserl著：《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第九八八页。

注2：同注一，第九四八页。

注3：同注一，第九四五页。

注4：同注一，第九六三页。

注5：张庆熊译，Edmund Husserl著：《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七——八页

注6：同注五，第十页。

注7：同注一，第九六六页。

注8：王炳文，张金言译，Herbert Spiegelberg著：《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三五页。

注9：同注一，第九七六页。

注10：倪梁康著，《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版，第一0三页。

注11：同注八，第一三七页。

注12：同注五，第九六页。

注13：同注一，第九七七——九七八页。

注14：请参考梁家荣〈海德格尔在1919年的“战时紧迫学期”里对哲学之重塑〉一文，《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四辑），二00一年十月出版，第二二二页。

注15：孙周兴选编，Martin Heidegger著:《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第六0五页。

注16：陈嘉映，王庆节译，Martin Heidergger著：《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修订版，第二八——二九页、第二三四——二三六页。

注17：同注十五，第七六六页。

注18：同注十五，第一二四五页。

注19：同注十五，第一三0八页。

注20：同注十五，第一二五三页。

注21：同注十六，第一七二页。

注22：同注十六，第二八——二九页。

注23：孙周兴译，Martin Heidergger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第七七页。

注24：同注八，第四八六页。

注25：同注十五，第一二六0页。

注26：同注一，第九七七页。

 

 

Distinguishing Divergence between Heidegger and Husser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Crisis

Guo yun-feng

Abstract: Edmund Husserl believed philosophy which stemmed from ancient Greece had acqui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nd produced a new kind of culture. Simultaneously, it lead human beings to persue a more liberal existential way of life consequently constructing a creative life. Husserl carried forward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rationalism and opened up a field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inology. He wanted to extricate himself from a difficult position in which subject seperated from object in solving the European crisis. Heidegger, however, opposed Husserl's 'diagnosis' of the European crisis. Instead, he considered that the mode of thinking by  'philosophy' or rationalism was the major reason contributing to the European crisis. Heidegger had confirmmed the rational achieve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but he considered the bli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lead to an immense danger: the human race was being pulled out with their roots from the earth. He believed that a possible way to avoid such danger was in abandoning the rationalize thought of philosophy and replacing it instead with conditional and insightful reasoning.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crisis; phenomenology; European spirit; rationalism; metaphysics; Dasein; being; ontology; technology.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