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导读》门类旨归

刘  强

将材第一

此乃本书第一章，主要讨论选将之旨、带兵之道，是一篇论述军事人才学的重要文献。

俗话说：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孙子兵法·始计》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又，同书《作战》云：“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谋攻》：“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可知，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已认识到将材对于战争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曾国藩、胡林翼皆为儒将，饱读经籍兵书，其军事思想与孙子一脉相承。曾国藩认为好的将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简言之，也就是要有“忠义血性”，始可言带兵。胡林翼则认为“天下强兵在将”，好的将帅必须要“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这些都是对古代军事人才学的重要发展。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胡二公都不约而同地把选拔将材作为治兵的重中之重。蔡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编订此书时，把“将材”作为本书的第一章。

用人第二

此章是对上一章“将材”问题的进一步引伸，着重谈求才、用人、得人之道。在“招兵”与“择将”之间，更多强调的还是“择将”的重要性，也就是所谓“先求将而后选兵”。而在谈“用人”时，又涉及到“培养”“陶冶”的育人之道，以及如何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得人”之道。曾、胡二公都把将材的内在品质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表达了对那种“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的将材的渴望。此外，此章对于人才成因、性格特质的分析，比如“官气”“乡气”之区分，以及“衡才不拘一格”的见解，都是非常精到深刻的。

有道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善于用人的统帅好比善于相马的伯乐。不过，伯乐也许只是发现人才的高手，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非要有政治家的胸怀不可。曾国藩不仅善于治兵，而且知人善任，其所奖拔擢用，无不精当过人。故胡林翼说：“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门人李瀚章说：“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薛福成也说：“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连太平军名将石达开也对曾国藩佩服有加，称其“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民国相学家陈公笃在其相学著作《公笃相法》中称道说：“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这些评价，洵非虚语！

自古“人才难得”，知人、察人、识人、用人，遂构成一个具体而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发挥着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的重大作用。如何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在是一门复杂而又专深的大学问。本章所论，或可供今天的用人单位、企业管理者以及人力资源部门所借鉴和参考。

尚志第三

尚志，乃崇尚志节、高尚其志的意思。孔子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正是君子当“立志”之意。孔子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子罕》）又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可见立志对于人的重要性。孟子也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并以“养气”“集义”作为“立志”之工夫。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无不关乎“立志”。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一般人尚须立志尚志，将帅士兵更当如此。若无“志气”，何来“勇气”？

《孙子兵法》也提到“治气”“治心”与“治力”的分别。如《军争篇》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这里的“治气”“治心”，正是崇尚“志气”、砥砺“士气”之意，显然有着比“治力”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曾、胡二公论兵，亦标举德行志节，以志趣高下作为人才高下的依据。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曾国藩不是兵家，而是儒家，其心目中的良将常有君子、士人的影子，首先便要有“志气”。故他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无独有偶，胡林翼谈治兵之道，也重“志气”，标举“气概”“真气”和“正气”，认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这些无疑都是治兵的至理名言。

蔡锷遭逢时变，有感于“人心之陷溺”“志节之不振”的现状，遂将曾、胡二公相关言论辑录整理，特立“尚志”一章，以求砥砺士气，精忠报国。其所领导的护国讨袁运动，正是这种高尚志节的最佳体现。

诚实第四

自古以来，论军事者无不主张“诡诈”之道。一部《孙子兵法》，充满了“计”“谋”“虚”“实”“形”“势”“变”“间”“算”等字眼，如《始计篇》就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虚实篇》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已；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军争篇》干脆说“兵以诈立”，诸如此类，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主流价值观。

本章曾、胡二公却一反常态，标举“诚实”二字，把儒家修身之道与治兵方略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孔孟儒家一向强调为己之学，而为己之学首先就要做到“毋自欺”，也就是“诚实”。《中庸》反复提到“诚”的重要性。如第二十一章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第二十五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可以说，“诚”是参赞天地、沟通神人、成己成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最为重要的修养工夫，甚至成为儒家最具内在超越性的一种宗教性情感和道德境界。

针对当时军队中养成的歪风邪气，曾国藩指出只有“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胡林翼也认为：“惟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这里的“诚实”二字更多的是用于对内的治兵，而非对外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军队中培养正气，提倡“诚实”无欺，正是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的必由之路。蔡锷说：“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正此意也。其实也是把为将和做人等量齐观。此外，“诚实”又与“正直”相通，故在本章，也谈到了“人之生也直”的正直之道。

曾国藩一生克己甚严，每自反躬自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此正是“诚”的修养工夫。在曾国藩心目中，“诚”不唯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他尝说：“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咸丰七年（1857），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好一个“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人世间人我推诚、彼此相与之道尽在其中矣！

据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记载：

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 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

李鸿章经此一事，乃渐渐养成早起的习惯，受益甚多。其对曾国藩一生钦服，言必称“老师”，谓之“大人先生”。“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可谓曾氏一生为学做人的秘笈，微言大义，颇值得今人参考。

勇毅第五

本章论“勇毅”之效。勇毅，即勇敢和坚毅。俗话说：两军相斗勇者胜。行军打仗，冲锋陷阵，无勇气则无胜算。所谓“勇”，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不怕死”；用胡林翼的话说，就是“放胆放手”。

但是，仅有一时之勇、匹夫之勇还不够，故儒家虽以智、仁、勇为“三达德”，所谓“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但也认为：其一，“勇”必合乎“义”。如《论语·为政》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同书《阳货》中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之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路“好勇”，孔子讥之曰：“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知儒家不尚勇而尚义。其二，“勇”必辅之“谋”。如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临事而惧”看似无勇，却可能是“好谋”的表现，给了谋略以更大空间。故有勇无谋为孔子所不取。其三，“勇”必成乎“毅”。光有勇敢和谋略还不够，还必须有恒心、耐心和强大的意志品质和毅力。孔子所说“刚毅木讷近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子夏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正是此意。

曾、胡二公皆为儒将，故在重视培养将士勇敢的同时，尤其注重刚毅、坚忍品格和吃苦精神的锻造。曾国藩认为，治兵打仗，“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既要敢冒险，又要有毅力，小心谨慎，“竭力支持”。他还把“强毅”和“刚愎”做了区分，说：“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有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则刚愎而已矣。”这一分辨既有现实针对性，也有理论说服力。

相比之下，胡林翼似乎更有紧迫感，一再强调“练兵”。他说：“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又说：“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所说的也是一个“毅”字。蔡锷对此别有会心，他特为拈出孟子的“小勇”与“大勇”之辨，认为本章“勇毅”所指，皆为“大勇”；而“勇”“毅”二者之间，“毅”尤高于“勇”，所以，“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应该说，“勇”与“毅”的相辅相成既符合辩证法，又具实践意义。

此外，曾国藩有许多磨练意志的语录，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等等，皆可作为理解本章的注脚。

严明第六

“严明”是指赏罚严肃而公正。治理军队除了要有精兵强将，还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军纪军规，功赏罪罚，一丝不苟。不仅如此，还要立法者能够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令行禁止，事半功倍。《论语》中多次谈到端正己身的重要性，如《子路篇》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宪问篇》有人问管仲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人（仁）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说管仲是个仁者，齐国的大夫伯氏犯了法，管仲依法剥夺了他的三百户人家的封地骈邑，使伯氏穷困潦倒，只能吃粗粮度日，但伯氏对管仲却终身都没有任何怨言。何以如此？正因为管仲行己端正、赏罚严明之故。又，《荀子·议兵篇》云：“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亦可作“严明”一词注脚。

“严明”与第八章标举的“仁爱”看似矛盾，实则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曾国藩所谓“严明”，也就是严明军纪，具体说就是“明功罪赏罚”，“法立令行、整齐严肃”，对违法乱纪者，绝不姑息纵容，煦煦为仁。胡林翼也主张，“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曾、胡还举了古代军事家“专杀立威”的例子为自己张目，这些融会儒、法、兵诸家思想的治兵原则，是曾、胡二公军事生涯的实践总结，极富启发意义。蔡锷“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的总结，可谓得其三昧。

当然，军中行赏处罚，亦当张弛有度，故《孙子兵法·行军》篇称：“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过度的赏罚自然称不上“严明”。又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与众相得也。”是说赏罚也应遵循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善始善终，否则朝令夕改，兵士必然不服。曾国藩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正此意也。

公明第七

此章紧承“严明”一章，提出“公明”的治兵原则。“公明”，即公正光明之意。强调仅有严刑峻法还不够，功赏罪罚还要公正、公平，处事力求高明、精明，举荐人才则应秉持公心。

怎么做到“公明”呢？曾国藩拈出“知人”“晓事”二端，指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暖，则为小人。”胡林翼则标举“明是非”、“讲节义”，以为“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可见，“公”有辨别是非、赏罚公正之意，“明”则有光明磊落、明白无欺之意。如果说，“尚志”、“诚实”、“勇毅”强调内在的修炼，“严明”和“公明”则偏重外在的操作，同样是治兵大计，不可须臾偏废。

蔡锷在曾、胡二公所论的基础上，概括以“公明”二字，亦可谓别具只眼。他将“公明”之道与“用人”结合，说：“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并以“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古训为标准，进一步指出：“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动，名臣胸襟，自足千古。”蔡松坡之于曾文正，可谓知之深矣！

仁爱第八

本章讲“仁爱”，同样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运用。孔子思想的核心，莫过一个“仁”字，而传统文化中人我相与之道，莫过一个“爱”字。《论语·学而篇》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首次将“仁爱”并举；同书《颜渊篇》樊迟问仁，子答之曰“爱人”，则是以“爱”释“仁”。到了孟子，更提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将仁爱与礼敬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揭示无遗。孟子还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把“仁爱”与“亲爱”做了区分，告诉我们，亲爱其亲，仁爱其民，并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于是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之道，以及“一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

“仁爱”又与“忠恕”相连。忠者，尽己之心以待人；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由“忠及“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由“恕”及“爱”。故《礼记·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也说：“万物皆备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

荀子擅长论兵，可谓儒家中之军事家。《荀子·议兵篇》提到古之圣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是说“仁义”对于带兵打仗效用广大，无远弗届。又说：“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扜头目而覆胸腹也。”这种“三军一家亲”的思想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治兵之道。

不仅儒家重仁爱，兵家亦然。《孙子兵法·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是强调治兵如治家，将帅若不能体恤关爱士兵，就无法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但紧接着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这是防止过分的仁爱有可能滋生助长的骄、娇二气。曾国藩有名言曰：“小仁者，大仁之贼。”说的正是此意。

曾国藩一生学问，要在能反求诸己，强恕而行。故治兵虽对外之事，他偏将其自反，成为“为己之学”的一部分。正因为能将儒家“仁爱”与“忠恕”之道合理运用于军事，故而才能提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的主张。这就将治兵与治学、带兵与待人结合在一起。曾国藩还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观其所作《爱民歌》（见本书附录），可知其所言不虚。无独有偶。胡林翼也将对士兵的仁爱推及百姓，认为“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把“济人济物”、“损己利人”作为“正道”。这些无疑都是行之有效的治兵之法。在此基础上，蔡锷更总结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兵者民之所出”、安民爱民方能兴国强兵的治军思想。

勤劳第九

此章论勤劳与治军之关系。治军如治国，治国须勤政，治军亦然。《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又，子张问政，子曰：“为之不倦，行之以忠。”这里的“无倦”“不倦”，皆“勤政”之意也。孔子还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这就可与上章“仁爱”结合在一起，说明真正爱护一个人，应该让他勤勉努力，而不是让他好逸恶劳！《荀子·议兵》篇说：“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无圹”即“无旷”，犹言不懈怠，所以，荀子所说的“敬”，正“敬事”“勤劳”之意也。

俗话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唯一法宝不是别的，而是勤苦训练。勤与懒、与逸相对，懒、逸之弊惟须勤字克服。曾国藩一生克勤克俭，有许多经验之谈。他尝说：“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说的不外乎一个“勤”字。

如果说，“勇毅”培养的是军队的内在勇敢和刚毅精神，那么“勤劳”则是锻造士兵的外在体能和作战能力。故曾国藩反复指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不仅如此，还要“惩忿窒欲”，力戒“骄”“惰”二病。胡林翼则以为，“军旅之事，非以身先之劳之，事必无补”。并把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治军的法典。这些说法看似老生常谈，但对于治兵打仗而言，却是百世不惑、千古不易的真理。

本章末尾，蔡锷特加按语曰：“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而驭兵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良有以也！

和辑第十

本章论“和辑”之道。“和辑”一词，见于《管子·五辅》：“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意为在上位者举措得宜，则百姓便会和睦团结，百姓和睦团结，则功名可以确立。又，《淮南子·本经训》：“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也是说和睦团结的重要性。

在军队中，仅有勇毅、勤劳还不够，还须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方能克敌制胜。怎么才能做到和辑呢？这就需要“治心”。儒家的为己之学，实则便是治心之学。孔子的君子养成之道，内仁外礼，仁本礼用，主张“修己以敬”“克己复礼”，又强调“和为贵”“爱众亲仁”“尊贤容众”“事贤友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人我相与之道，都是处理军中纷扰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服膺君子为己之学，特拈出“敬”“恕”二字以治军，提出“敬以持躬，恕以待人”，与今天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同理。胡林翼说得更为全面，即对于将领，应该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对于士卒，则须谨遵将令，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和辑之道，全在平时修养平常心，战时不忘责任心，正如蔡锷所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蒋介石亦批云：“本章各条，皆为治国治兵之秘诀，吾党同志如不能体察力行，则平时所谓团结精神与实行主义者，皆为欺妄之词，何以对党，何以做人？”

兵机第十一

这一章才是真正讨论迎敌作战的兵法。“兵机”，是指用兵的机谋，或军事机要。古代兵法，不仅强调战术的训练和应用，而且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成败常有人力不可控的因素在起作用，此即所谓 “势”。《孙子兵法·虚实》篇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兵势》篇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任势。”战争不仅要把握“势”，还当充分了解“形”，以便选择作战时机，制定应变制敌之术。同书《地形》篇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些都是古代军事思想中与“兵机”相关的宝贵遗产。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重心不重术。这一思想与先秦儒道两家对战争的看法大有关系。《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在古代，祭祀与战争同等重要。故《论语·卫灵公》载：“卫灵公问陈（战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又《述而》篇载：“子之所慎：齐（斋戒）、战、疾。”说明在“祀”“戎”所代表的礼乐和战争之间，孔子更重视礼乐而非战争。这种“反战”“慎战”的思想贯彻了孔子的一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懂得军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弟子冉有统率鲁国军队，同齐国作战，大败齐军。季康子问他：“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说明孔子虽不主张战争，但对于战阵之事，却十分精通，甚至对学生有所传授。比如，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两句话，是孔子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战则已，战必有教，教必有术。本章曾国藩提到“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去打仗的危害，认为兵“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与此一脉相承。

道家也不主张战争。如《老子》第三十一章云：“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在老子看来，“兵者不祥之器”，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不仅不应该欢庆，反而应该悲哀，因为“杀人之众”。受此影响，曾国藩认为，“兵者阴事”，不宜过分张扬，甚至“不宜有欢欣之象”。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观点非通常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那么简单，而是包含着对天道、天命以及胜败结果不易把握的深刻敬畏。因为一旦开战，真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胡林翼也认为胜败难料：“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提出“兵事决于临机” “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的主张，这和《孙子兵法》重“兵无常势”、“因敌变化而取胜”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胡林翼还强调侦察敌情、地势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整套“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以及“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的“必胜之道”。这一套战略战术对后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守第十二

此章论攻战与防守之道。《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又以“知己知彼”为致胜法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同书《军形篇》论及胜败与战守之关系，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这些军事思想至少在“冷兵器时代”，可谓颠扑不破，影响深远。

曾国藩则以“主客”论“战守”，深入辨析“先发制人”与“先发不能制人”的异同优劣，可谓别出心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守三法：一是深沟高垒，二是哨探严明，三是痛除客气。胡林翼论述得更加缜密，既有“围城”之法，又有“守城”之法，主张合理安排兵力，“稳扎猛打，合力分枝”；“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

蔡锷将曾、胡二公的战守策略加以分析后，指出：“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但此论亦有偏颇，即“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主之害”。蔡锷认为，敌方“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攻击力复甚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所以，战术上究竟需要攻势还是防御，必须贯彻“因时制宜”之法，不可执一而论。蔡锷此论，深合《荀子·议兵篇》所谓“战如守，行如战”之道。不仅如此，蔡锷还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国际战争做了战术上的分析，主张对于我们这样的弱国而言，一旦强邻入侵，只能采取“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之”的“波亚战术”（游击战），考虑到多年以后的抗日战争，不能不说蔡锷有着作为高超军事指挥家的“先见之明”。

治心第十三

本章为蒋介石所辑曾国藩语录，与蔡锷所辑十二章合并，正好凑足《孙子兵法》十三章之数。以“治心”冠名，恰与“治兵”遥相呼应，以彰显蒋氏“治心即为治兵之本”，治兵先须治心之宗旨。不过，此章更多谈论修身养气之义理，充满天地、阴阳、动静、慎独、诚意等概念，可以充分了解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养生处世之心法，而与“治兵”二字无必然之联系。而说到“治心”，曾国藩日记、家书、杂著中多有论述，今择要照录如下，以与本章相互参照：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而不至佚而生淫。——庚子（1840）十月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不打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始足以欺世盗名。——壬寅（1842）正月

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壬寅正月

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僩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壬寅

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癸卯（1843）正月

予今闷损至此，盖身被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始，重起炉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癸卯正月

心生忿懥，盖无养之故也。——戊午（1858）六月

古人言，昼课妻子夜课梦寐。吾于睡中梦中总乏一种好意味，盖犹未免为乡人也。——庚申（1860）十一月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嗜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辛酉（1861）七月

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鄙可耻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壬戌（1862）十月

近日常见得人多不是，郁郁不平，毋乃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乎？——癸亥（1863）正月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丁卯（1867）十一月。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邪？——己巳（1869）四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前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五月

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己巳八月

梦在场中考试，枯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急之至，惊醒。余以读书科第，官跻极品，而于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已。——庚午（1870）正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辛未（1871）四月（以上摘自《求阙斋日记类钞》）

观此可知，曾国藩真是一生克己治心的表率，实现了其所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的自励之言。其所以能治兵，与其治心之功夫不无关系。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曾国藩其人，真可谓上马可破贼，下马能治心。今之官员，不仅要读王阳明，更要读读曾国藩！

（摘自“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丛书第四部《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刘强译注导读，岳麓书社2019年1月版）

目  录

自序：世上再无曾国藩

前言

凡例

梁启超序

蔡锷序

蒋中正《曾胡治兵语录》增补序

第一章     将材

第二章     用人

第三章     尚志

第四章     诚实

第五章     勇毅

第六章     严明

第七章     公明

第八章     仁爱

第九章     勤劳

第十章     和辑

第十一章   兵机

第十二章   战守

第十三章   治心

附录：曾国藩治兵语录辑补

一、书信之属

二、日记之属

三、杂著之属

四、奏疏之属

五、诗文之属

保守平安歌

爱民歌

解散歌

水师得胜歌

陆军得胜歌

晓谕新募乡勇

劝诫营官四条

 

治军条规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