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及其得失
(2011-11-27 02:19:33)
%A%9%9%9%A 摘 要:唐诗继后,宋诗便以“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姿态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期间诗人辈出,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形成、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它是宋代以来最大的文学流派,贯穿两宋,时间持续之久,影响波及近代同光体,对宋代及其后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A
关键词:江西诗派 诗歌理论 艺术特色 创作手法 得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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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主要是指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中心,以他的诗歌风格为特点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江西诗派作家以江西人为多,成就虽各有高下,其师承传授、艺术见解,均与山谷有一脉相承之处。由此可见,江西派人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理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关键,黄庭坚乃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大致上代表了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是其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和深切体会,大都散见于书札题跋和部分诗篇中,数量众多,但是如果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和本质,这些看似散乱的议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便是创作论,这是其诗论的精华。%A
一、“不俗”和“独创”。%A
创作论的纲要是强调“不俗”和“独创”,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面对唐诗的诗歌艺术的巅峰,是望而却步还是自从一家,黄庭坚力主后者,同时他为写诗者提出了学习写作的两个步骤,这其中包含了其主要的诗歌理论,也是江西诗派继承延续的流派理论[1]。笔者粗浅地将这两个步骤概括为:熟陈和生新。%A
(一)熟陈,即以学问为诗。这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特征,关于“熟陈”,黄庭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讲究法度和诗艺,师法古人。法度即严谨的篇章结构,要求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熟练地掌握各种艺术的法则、手法和技巧。他在《论作诗文》中提到:“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而在审美两难选择时,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与其和光同尘,不若壁立千仞”,宁因法度而取其斧凿痕,也不因自由而轻率容易。黄庭坚所谓师法的范围不仅是沿袭古人诗歌上的艺术,他说:“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也就是说做事可以借鉴宋代杂剧的结构布局艺术,用心构思,是诗的开篇能意脉贯通,引人入胜。在句法和字法上,黄庭坚赞人“所寄诗醇淡而有句法”(《答何静翁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圣俞诗》),更常说自己从某前辈得句法云云[2]。二是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在黄庭坚看来,“无一字无来处”是杜甫、韩愈作诗著文成功的关键。而用典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宋人喜欢以议论为诗,所以善于用典,而黄庭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创作实践足以印证这一诗论主张[3]。以他的代表作《登快阁》为例,颔联一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就是分别汲取前人的诗句融汇而成,如杜甫《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A
(二)生新。黄庭坚主张诗歌创作要不傍他人门户,以新奇造语,如在《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中,“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来形容美女的词语用来形容诗歌,用得极有新鲜感。生新包括了以俗为雅和以故求新两方面。%A
一是以俗为雅。在《寄黄几复》诗中的颔联:桃李春风一杯就, 江湖夜夜十年灯。桃李、春风、杯酒、江湖、夜雨、灯都是俗事俗物,但经诗人巧妙组合,形成了一幅与人相聚京城、春风得意、饮酒数杯的动人场景,并与诗人此刻独对夜雨孤灯,思念友人,夜不成眠的情形形成对比。诗句看起来是平白通俗的,但意境却雅致高远,蕴藉无穷,故张耒赞为“奇语” [3]。%A
二是以故求新。袁枚《续诗品.著我》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传统与继承的辩证关系。“以故求新”涉及了黄庭坚的两个重要的观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出自《答洪驹父书》中,“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据北宋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所记,黄庭坚解释其诗歌理论时曾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骨法。”一般认为“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是师前人之意,但无论师辞还是师意,目的都在于“领略古法生新奇”,这实质上是为人们提示生新的途径,也是其诗学的本质,是为普通人成为诗人找到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而且江西诗派后人都以此为纲,反对俗调,务求新奇来进行他们的诗歌创作。清代学者周煌指出,黄庭坚不仅自己“独辟门户”,而且也“衣被天下,教人自为”,主张自成一家。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4]。%A
二、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A
这是黄庭坚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审美命题。他论诗重意的问题,主张意有所属。所谓的意有所属,指的是诗歌必须有要表达的意,而且此意必须是诗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语约而意深不能不说是山谷诗法的核心观点,黄诗所有章法、句法,都从这个修辞原则生发出来。黄山谷在《论作诗文》中说:“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十韵,子细观之,皆虚语矣。”在这段文字中,山谷强调诗歌一定要表达诗人自己的意。他批评今人诗长三十、五十韵,却不能表达自己之意。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学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学杜又非学习其全体,而是重在学杜到夔州以后之诗。在《与王观复书》中曰:“但熟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这里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就是黄庭坚所追求的“平淡美”。黄庭坚属意的就是这种用心精密和出乎纯熟的高度统一[5]。这种“平淡美”是侧重于诗歌艺术方面的,是要求经过严密的法度,也即“大巧”之后所达到的纯熟无迹的艺术极致。%A
三、诗歌理论的得与失。%A
在一定程度上,江西诗派的求新求变与宋诗的兴盛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与“唐音”相别的“宋调”能够成立,使宋诗彻底地突破了唐诗的藩篱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使宋代的兴盛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文学体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自成一家的提倡也形成宋诗的不同诗风,避免了“千人一面”的缺点。提倡“以学问为诗”强调学问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传统,第一次把文学传统有机地纳入了文学创作之中[6]。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在观念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精神的新的树立。表面上看,“无一字无来处”是一种技巧,但同时也是宋时代精神的新的树立。“活法”的提出,对江西诗派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它破除了前期许多江西诗派诗人死板的揣摩黄、陈等人的法度,在外在形式上追求与黄、陈形似的做法,为后期江西诗派诗人在风格上的创新变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7]。可以说,他透露了南北宋之际诗风演变的某种契机。尽管严羽“说江西诗病”,似与江西诗派势不两立,但事实上,由于江西诗派的强大影响力,即使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严羽,也不能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他在《诗辩》中总结的诗之五法实际上包含了江西诗派的基本文学观念,而这种重视十法的观念显然是从江西诗派那里汲取的。江西诗派作为北宋的诗派无论是对其后的诗歌流派,如永嘉四灵、江湖派还是南宋四大家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即使在唐宋诗之争中倾向于唐诗的元代,江西诗派也仍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波及至明清。%A
江西诗派虽然是宋以后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的诗歌流派,但同时也是遭受批评或者批判最为猛烈的诗歌群体之一。严羽就在《诗法》中指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这显然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确实江西诗派在占据诗坛已久,黄庭坚创立的法度被众多诗人模仿学习,成为又一种程序而固定老化,他所追求的新奇的侍奉,也被众人如高荷、李彭等人的效仿而显露出了生硬晦涩、难以理解的弊端。在《与王观复书》中,黄庭坚就已指出王观复作诗“语生硬不谐律吕”、“好作奇语”、“雕琢功多”,这显然是过分注重法度的后果[8]。其次,古代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根据彼时彼刻的生活创造出来的。学习古人不能代替作者深入生活。江西诗派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创作源泉的问题上走了偏路,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作品“往往音节聱牙, 意象迫切, 且议论太多, 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 , 丧失了诗歌的美感与灵性,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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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A
[1][2][3]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78页,第82页,第83页%A
[4][5]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第99页,第104页%A
[6][7][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35页,第36页,第37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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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A
[1]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6%A
[2]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A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A
[4]霍松林:《论宋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A
[5]谢恩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A
[6]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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