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育儿 【编者按】一位西方家庭中的丈夫，一个男性视角，同时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把整个待产分娩过程纳入了经济学来考虑。

孩儿1号出生时（引产），我们一共麻醉了九个小时，戴夫·巴里早就失去了效果。当时，我太太高兴地跟麻醉师申请进行麻醉，在我看来，这就像脊椎手术一样。她睡着以后，我得以安静地享受晚餐。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思考，麻醉药其实早就可以用了，干吗非得等到生产才用。刚怀孕的时候就给她麻醉，那得省去我多少麻烦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孩儿2号出生时，我们按照程序申请进行麻醉，而且麻醉执行时间很早。此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大惊失色，孩子还没出来，麻药劲儿就过了。当时，我们还不能打第二针麻醉。所以，孩儿他妈切身体会了一回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结果，情况糟透了。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背向出生，意思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不是脸朝下，而是脸朝上。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这就意味着，生产的时候，两者的脊椎骨就像两块儿凹凸不平的大陆边缘相互咯吱咯吱地摩擦而过。如果这情形让你感到坐立不安的话，你也算分担了我们一些痛苦！

只有在这一刻，事实才浮出水面。事实和我有关系，但主要还是我在接生员眼中到底是不是一无是处。当时，我们好像回到了50年代，医院的人都认为我没有也不会起到任何帮助作用。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孩儿2号的母亲当时急需安慰来度过这极端的痛苦。接生员们企图通过“鼓励”的方法来缓解疼痛。这对她不起作用，她朝他们大叫“他妈的闭嘴”，而且可没这么礼貌。他们告诉她表现很好，马上就能结束，还给她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这就是她痛恨他们的原因。直到今天，她依然清晰地记得水一滴滴地从脖子上流下去是多么地讨厌。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取而代之，承担起安慰孕妇的角色。信不信由你，这事儿只有我才知道怎么做。我开始漫无边际地打趣，说俏皮话，尽量让自己往戴夫·巴里的样子上靠。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她分心。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产科大夫托着她一条腿，我托着另一条。我开始问他一些无聊的问题。“你最多的时候一天接生多少个？”（他的回答是五个。）“最大的孩子有多大？”“有没有接生过连体婴儿？”诸如此类。幸运的是，他很配合，但接生员们就另当别论了。

几个接生员被吓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是这么不靠谱。真的，三年半后，我们又来到同一所产房，迎接孩儿3号的出生。一个接生员走到我们的房间，妻子礼貌地向他们介绍我：“这是我丈夫，乔舒亚（Joshua）。”

“是啊，我们都认识他。”言语中透着一股轻蔑的语气。这期间可能已经有几千个孩子出生，但我依然如此臭名昭著，就好像我的画像挂在了咖啡厅的墙上或者镶在飞镖盘上一样。

但是，直到如今，孩儿2号的母亲还记得我当时开的玩笑和说的趣言，当时，确实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分娩课程上并没有传授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关键时刻，只有我才最了解她需要什么。至少，我也算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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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爸爸：著名经济学家是这样教育孩子的》200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2010年中文简体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酷爸爸乔舒亚·甘斯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亚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墨尔本商学院教授。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和其他初为人父母的家长一样，甘斯在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既快乐又紧张。然而，和众多父母不同的是，甘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于是，他开始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