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平中出奇的艺术

    诸联在《红楼评梦》中说“若《石头记》，则人甚多，事甚杂，乃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俾雅俗共赏，较《西厢》为更胜。”的确，一部洋洋百万言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大都是从一些大量的家常细事中描绘而成。而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家常琐事，却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思想和艺术效果。这就构成了《红楼梦》平中出奇的艺术特色。

“以家常之说话”是平，而“抒各种之性情”就是奇。人各有性，事各有情，性情总是有“各”字色彩。李渔在《闲情俩记·戒荒唐》中说：

世间奇事无多，家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做之事，留之以待后人……即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若能设身处地，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授我以生花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使人但赏服极新极艳之词，而竟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

李渔所说“物理易尽，人情难尽”，道着了艺术创作上一个普遍的美学真理。美的客体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别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任何天才的作家也难以写尽。只要做到“性之所发”，就能“愈出愈奇”。这就需要从大量的现实生活中去精观细察，“伐隐攻微”，抓住难尽之人情，就能写前人之未写，道前人之未道。《红楼梦》最善于从家常细事中看出“性之所发”，所以能“愈出愈奇”。请先看刘老老在第六回中见凤姐之前的一段描写。

刘老老以一个“小小人家”进入侯门公府，其心情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要求人施舍，心中更加忐忑不安。如果按照一般写法，写她心慌意乱，手脚无措的种种表现，也是不过分的。或者像西方作家那样，直接地静止地写她内心的各种细微活动也未尝不可。可是曹雪芹没有这样写，他只是从刘老老的感觉器官上写，感觉器官人人有之，并不是什么奇妙之笔。然而此时此地刘老老的感觉器官和奇文、奇情、奇异的心理融为一体，使人为之赞叹不绝。曹雪芹先写刘老老“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甲戌本在“一阵香扑了脸来”下批云“是刘老老鼻中”。接着又从听觉上写：“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打箩柜筛面的一般……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磐一般，不妨倒唬了一展眼。”同时又从视觉上写：“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下面又写：“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那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板儿一见了，便吵着要肉吃，刘老老一巴掌打了他去。”

曹雪芹就这样用凤姐家中的香气、时钟、饮食和各种摆设，把刘老老的感觉器官塞得满满的，从而把刘老老的每根神经都绷到紧张的程度。读者就从这些琐碎的事件中洞察了刘老老的全部心情。西方作家中有直接描写心理的圣手，在他们的笔下，不少人物写得如闻如见。但和曹雪芹相比，我觉得虽能各尽其妙，然而要说好中有巧，巧中有好，那就不得不推雪芹。曹雪芹能做到“至平之中至奇出焉”（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贺贻孙在《诗筏》中说：“吾常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红楼梦》的艺术工力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家人琐俗事”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林纾在评《石头记》时，不得不叹道：“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孝女耐儿传序》），这确实是甘苦之言。

家常琐俗事之所以有别于自然主义，关键就在于写出与众不同的“性情”。反过来看，“性情”之于“琐俗事”又必须“触处成趣”，成者说“信手拈来，随笔成趣”（脂观斋批语）。“琐俗事”必须起“触处成趣”的作用，正因为“琐俗事”能“触处成趣”，所以给人以“信手拈来”之感。问题是“琐俗事”“触”什么“处”，“成”什么“趣”？答曰：触性情之处，成性情之趣。《红楼梦》二十回，写史湘云来荣府，可是黛玉却先来看湘云，因问宝玉从哪里来？宝玉回答从宝姐姐那里来。“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庚辰本夹批云：“总是心中事语，故机括一动，随机而出。”这就是“触处成趣”，文字很平常，但工底很深。粗心的读者，可能不注意黛玉比宝玉先来看湘云的奥妙，这就是文字的吃力处。就宝玉性情论，一听湘云来，不说“飞了来”，至少早就急急忙忙的跑了来，而黛玉来时却不见宝玉，这时黛玉心中已经伏下“机”了。宝玉、宝钗双双来看湘云，这就触动了黛玉心中的“机”。所以黛玉的“机括一动”，“心中事语”就“随机而出”。司空图《诗品》对“冲淡”的品评，提出“妙机其微”的说法。孙联奎注云：“机者，触也，契也。微，微妙。机其微，谓一触即契其微妙也。”把这条注释借来用在此处，用以注黛玉的“心中事语”，不也很“契其微妙”么？

我们还是顺着黛玉的“心中事语”往下看。宝玉得罪了黛玉，当然要“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最后两个人都说是为了自己的心，这才使黛玉平静下来。这时林黛玉说：“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天天气比，分明今儿冷的这样，你怎么反把青肷披风脱了呢？”庚辰本批云：“真真奇绝妙文，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这个比喻妙在天气人情相触成趣。“分明今儿冷的这样”是天气也是人情。湘云之来，宝钗之“绊”，黛玉内心是不会感到“热”的。“你怎么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是怨，是恨，是爱，是怜；是提醒对方，还是委屈自已？妙在言外，趣在意中。这也是从黛玉“机括”中发射出来的。不过比起前面的“早就飞了来了'”的“随机而出”更加深沉，更加委屈罢了。

即空观主人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神蛇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起用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学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这段话说得很不错。关键就在于奇人奇事是否出于读者“耳目之内”，在“耳目之内”则为“近人之笔”，“近人之笔”可以立即调动起读者的美感积极性。因为平易近人的亲切感，是构成美感的重要因素。张岱在《琅嬛文集•答袁萚庵》中说：“《琵琶》、《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红楼梦》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绝不能因此把平中出奇的艺术手法，看作轻而易举的事。葛立方在他的《韵语阳秋》中认为“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组丽”就是指文彩，平淡是从文彩中来的，不过要“落其华芬”，提炼出文彩中的精英，然后才能达到平淡之境。“清水出芙蓉”是从“组丽”中来的，而“天然去雕饰”就要“落其华芬”才能做到。《红楼梦》五十二回，宝玉去看黛玉，临走时宝玉对黛玉说：“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庚辰本夹批云：

     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 

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小说可比哉。

脂观斋为什么先嘲之以“无味址淡之极”，后颂之以“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呢？若用宝钗的一句诗来回答，那就是“淡极始知花更艳”。此时宝黛二人经过多方探试，彼此心迹已明，宝玉对黛玉一腔心事早已了若指掌，在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黛玉已完全放心。所以二人见面比起先前来就不一样了，黛玉再不“行动爱恼人”了，宝玉也用不着“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安慰黛玉了。他们心中的话彼此都心照不宣，再加上封建社会的礼制家规，对男女爱情只能心会意达，而不能言传躬行，所以宝玉那几句貌似平常的话，正反映了与黛玉息息相关之情，别的什么“款语温言”都是多余，而这几句朴实无华的平常询问，却是淡语中的“至情至神”，确实是从“血”“髓”里流出来的，咀嚼之余，难禁泪盈眶际。从艺术上看，这就叫着“平谈而有思致”（葛立方《韵语阳秋》）。

当然《红楼梦》中，也确有新奇的文宇，近乎“俯拾即是”，初看起来这些文字对人物的心理感情作用不大明显，只是在艺术上给人以新鲜奇特的感受。实际上这些平常笔墨绝非一般。如十九回茗烟对卐儿名字的介绍就属于这一类。这个名字确实是想人之未想，道人之未道。这个奇特名字对卐儿来说没有什么性情的联系，好像只给人以新奇之感。其实不然，卐儿这个名字的来历，引起了宝玉的深思：“‘真也新鲜，想必她将来有些造化’，说着沉思一会。”，试想当时的情景，宝玉不仅没有因为卐儿与茗烟的苟且行为而鄙视她，而且还有意包庇她；不仅有意包庇她，还赞赏她新奇别致的名字，祝福她“将来有些造化”，原来曹雪芹杜撰卐儿这个希奇古怪的名字不是为了写卐儿，而是写宝玉性情的有机之笔！难怪庚辰本在这里要大唱赞歌了：

    千奇百怪之想。所谓牛溲马勃皆至药也，鱼鸟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间无一物不是妙 

物，无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意舍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随笔成趣，大游戏，大慧悟， 

大解脱之妙文也。

如果把卐儿这个名字比为“牛溲马勃”，那么它之所以成为“至药”，关键在于恰到好处的揭示出宝玉与众不同的性情。清人孙联奎的《诗品臆说》注《绮丽》中的“淡者屡深”时，引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评价说：“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又引刘后庄云“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对“淡者屡深”的解释是很恰当的。所谓“谈”，并非真淡，而是和“绮”“腴”“膏”“美”互为表里的。所谓“平”也并非真正的平，而是以至平的形式，出至奇之情，没有至奇之情，就没有至平之文。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浑朴中出苕秀”（《谈艺求》）。“苕秀”不止是一种艺术美，而是性情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在《红楼梦》中“苕秀”应是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作者笔下的“琐俗事”，具有含蕴深厚的人的复杂性情。曹雪芹在匠心独运当中寓奇于平。“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这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真谛，它的“滋味”确实令人咀嚼不尽，而且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

                         原载《辽宁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