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韓昌黎集》在一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伴隨著後人在接受與發明領域層出不窮的學術成果，其文本自身也經歷了一個從全集到詩集、文集分刊的裂變。為了使今人在韓愈作品文本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得到更大範圍的理論傳承，本文擬從文集注本、詩集注本、全集注本與舊著整理等四個不同的角度，以各自刊行的時間先後為序，以已经付诸排印的版本为限，對半个多世纪以來《韓昌黎集》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一個全面的摸排。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昌黎，而世稱韓昌黎。關於其生平事蹟的完整論述，除錢基博的《韓愈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月初版、中國書店1988年3月影印再版，华夏出版社2010年9月重排再版）、汕頭大學中文系編著《韓愈研究資料彙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與吳文治主編《韓愈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06年8月出版）外，目前當以徐敏霞校輯《韓愈年譜》（中華書局1991年5月出版）^①一書最便於尋覓。
　　《韓昌黎集》在其門人李漢編著成書後，僅就宋人對韓集的整理本而言，方崧卿的《韓集舉正》、朱熹的《韓文考異》均為建樹不菲的開山之作，其後樊汝霖的《韓集譜注》、韓醇的《新刊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文讜的《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集》、祝充的《音注韓文公文集》^② 又都從文字的注釋上為文字音義的進一步發明添磚加瓦，而魏仲舉的《新刊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與廖瑩中的《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更属于從大規模綜合編輯模式入手的研韓力作。
　　元、明之季，世人于韓集之整理似並無明顯建樹。除對前述各本多有覆刻外，僅游居敬、蔣之翹、陳仁錫等數家或校或注之本梓行於世。嗣至清代，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珪《韓集箋正》與沈欽韓《韓集補注》等相繼問諸於世，體例皆同於《舉正》、《考異》而未刊全文，整理模式則仍因循韓集一向詩文合刊之舊例，且多半偏重韓文。與此同時，承前代餘緒之暇，在專研韓詩方面另有異軍突起之作，而顧嗣立《昌黎詩集注》即首開其端。其後，繼有黃鉞《韓詩增注正訛》、方世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蔣抱玄《注釋評點韓昌黎詩》等專著接踵問世。
　　追溯明、清以前《韓昌黎集》的流傳記錄，不難發現其傳承實際上經歷了一個以白文本與整理本為經、以全集本與詩集、文集各自單行本為緯的格局演變，而其間所先後湧現出的研究成果亦足以讓人目不暇給矣。若需瞭解韓集迄今流傳梗概之大略者，可參看今人萬曼著《唐集敘錄》（中華書局1980年11月初版；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萬曼文集》收入， 2008年4月另有單行本再版）；若需瞭解韓集版本演變之明細者，則又可參看今人張清華《韓學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劉真倫著《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楊國安著《宋代韓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至於近代以來研韓的成果，當以馬其昶（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開篳路藍縷之功。為了使今人在韓集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得到更大範圍的理論傳承，以下即從舊著整理、文集注本、詩集注本、诗文合注等四個不同的角度，以各自公開排印出版的時間先後為序，繼續做一個源流上全面的摸排、厘清。
　　                      一、舊著整理
　　《昌黎先生集考異》，【宋】朱熹著，曾抗美點校，安徽教育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聯合排印出版。《昌黎先生集考異》，舊稱《韓文考異》。就其內容而言，《考異》是朱熹所撰校勘、訓詁專著，內容涉及韓愈的賦、古詩、碑誌、雜文、表、狀等。朱熹除作序外，又書其前曰：“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秘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有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善者，覽者得參伍而筆削焉” ^⑦。關乎是書之體例，簡而言之，即正文但摘一二字大書，所考夾註於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例。至於其具體成就，今人錢穆嘗有言曰：“《韓文考異》校勘精密，識解明通，不僅為校勘學開出無窮法門，而凡所斷制，實多有僅知從事校勘者所莫能窺其高深之所在。蓋自有《考異》，而韓集遂有定本可讀，後人亦卒莫能超其上” ^⑧；于其深遠影響，則又有言曰：“自有《考異》，迄今又近八百年，誦習韓文者，皆遵之，更少重定。蓋後儒于朱子《詩》、《楚辭》尚有諍辨，獨《考異》無間然”^⑨，可參看之。此次校點出版，據書前《校點說明》，“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山西祁縣圖書館藏宋本為底本，卷七末抄配頁，則易以李光地本。以南京圖書館藏宋本為對校本，以國家圖書館藏清李光地翻刻本、蟫隱廬影印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四部叢刊》影印《朱文公昌黎先生文集》為參校本。又，底本原缺朱熹自序，今據《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補入。鑒於朱熹《考異》‘因方氏《舉正》之書取而評論’（張洽《跋》語），其引《舉正》之文觸處皆是，故有對朱氏引文他校的必要。此次校勘即以臺灣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之《韓集舉正》作為他校本。”書後另有附錄，計收入朱彝尊、李光地、章學誠、蕭穆、王棻五家八篇跋記；又收入《郡齋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季滄葦藏書目》、《四庫全書提要》、《善本書室藏書志》、《八千卷樓書目》、《善本書所見錄》等七家書目著錄。這也是《昌黎先生集考異》首次以校點排印本的面貌問諸於世。按：李光地翻刻本的刊印時間在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南京圖書館藏本，題名另作《晦庵朱侍講韓文考異》，與底本相校並無張洽的補注，且文字舛誤衍奪之處頗多。
　　《昌黎文錄輯校》，【唐】趙德編、劉真倫輯校，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昌黎文錄》為韓愈同時代人趙德所選編，成書于李漢編著之前，是世間最早的韓愈作品集，對韓文校勘有著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其文字也能反映韓文的早期面貌。惜宋代以後，久已失傳。今劉氏為《文錄輯校》，以祝充《音注韓文公文集》為底本，又取宋淳熙元年（1174）錦溪張監稅宅翻刻紹興九年廣東潮州官本《昌黎先生集》、宋蜀刻本《新刊經進詳補注昌黎先生文集》、南宋中期浙刻《昌黎先生文集》（殘卷）、南宋中期贛刻《昌黎先生文集》（殘卷）、南宋中期閩刻《昌黎先生集》（殘卷）、南宋中期蜀刻《昌黎先生文集》以及宋慶元六年（1200）建安魏仲舉輯刻《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書林王宗玉重刻宋寶慶三年（1227）王伯大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宋紹定二年（1229）張洽池州刻《昌黎先生集》（殘卷）、宋咸淳年間廖瑩中世綵堂校注並刻印《昌黎先生集》等九家十一種宋代傳本，鉤稽出這部早已失傳的重要著作；與此同時，又在上述十一種珍本的基礎上，選用方崧卿《韓集舉正》、朱熹《韓文考異》、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珪《韓集箋正》與沈欽韓《韓集補注》等六種研韓力作，對《文錄》入選作品進行綜合校理。除此之外，該書《前言》更從“趙德與《文錄》的編纂”、“《文錄》的流傳”、“《文錄》的作品編次及文字特點”、“《文錄》的思想文化價值”、“《文錄》的史料文獻價值”等五個方面對《昌黎文錄》一書的特點進行了一個全面的剖析。
　　《韓集舉正匯校》，【宋】方崧卿著、劉真倫匯校，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韓集舉正》之“舉正”，趙希弁曰：“唐儒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蓋以所得王輔嗣、韓康伯註定真本、舉正傳本之訛，題義取此。”^⑩《韓集舉正》是宋人方崧卿在校理韓愈文集後所撰校勘記，其中錄存所參校的中唐至南宋初年文獻達九十種以上，出校異文上萬條，而南宋以後的韓集傳本也大多為此本流裔，故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至於其用以校讎的各本，即以韓集最古之宋槧即杭（即在宋大中祥符二年的1009年杭州明教寺所刊本，為韓集今見於著錄之最早本）、蜀（即在宋嘉祐年間的1056-1063年間蜀中刻本）、閣（即李漢、謝任伯所校秘閣本）三本為主，“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閣本常得十九，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今只以三本為定。其詩十卷，則校以唐令狐氏本，碑誌祭文，則以南唐保大本兼訂焉。其趙德《文錄》、《文苑英華》、姚寶臣《文粹》，字之與舊本合者，亦以參校。諸本所不具而理猶未通者，然後取之校本焉。韓文舊本皆無一作，蜀本間有一二，亦只附見篇末，今皆一遵舊本而別出。此書字之當刊者以白字識之，當刪削者以圈毀之，當增者位而入之，當乙者乙而倒之。字須兩有而或當旁見者，則姑注于其下，不復標出”（《韓集舉正序》）。此次匯校，選擇的底本為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宋淳熙十六年（1189）方崧卿南安軍原刻本（按：原藏大興朱氏，現藏日本大倉集古館）。參與匯校的主校本，有如下六種：（一）北京圖書館藏清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宋抄本；（二）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八年（1858）韓應陛讀書未見齋影抄本，此據汪士鐘原藏、胡珽遞藏宋抄本；（三）民國二十二年（1933）上海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初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本，該版本因採用朱紅套印而使方氏出校“誤字當刊”的全部內容得以保存；（四）南京圖書館藏清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抄本，此或據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傳抄；（五）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清歸安陸氏皕宋樓抄本；（六）北京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抄本，同時，參與匯校的他校本在《文苑英華》、《唐文粹》之外，有十二種（按：此十二種，恰與前述劉氏編著《昌黎文錄輯校》時所用底、校之諸本雷同，為節省篇幅計而不予贅舉）。以上諸本之外，此次匯校還採用了如下三家韓集校勘專著的成果：（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山西祁縣圖書館藏宋紹定二年（1229）張洽刻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二）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陳景雲《韓集點勘》；（三）清光緒十七年（1891）廣雅書局刻沈欽韓《韓集補注》。正文前有《前言》、《凡例》，其中《前言》共述及九個方面的內容：（一）宋刻原本《舉正》的流傳；（二）現存宋本為淳熙南安軍原刻本；（三）《舉正》現存傳抄本考察；（四）宋刻原本的文獻價值；（五）宋刻原本存在的問題；（六）《舉正》家看體例及校勘符號的現代釋讀；（七）方崧卿其人及其韓集校理；（八）南安軍刻本韓集的構成；（九）結語，而正文後在《後記》之前亦有《書目序跋》、《<</SPAN>韓集舉正>引用文獻提要》、《本書參校韓集諸本題記》三項附錄。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清】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201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博学笃行。好为诗，晚年酷嗜韩昌黎诗，并为之作注。其所著《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是在总结前人注本基础上完成的一部集大成的韩愈诗注本，不仅合并唐人李汉所编《正集》四十卷中的十卷诗和《外集》、《补遗》的诗，总收诗四百一十一首（包括后附辨赝诗二首），而笺注方法亦具有清人注疏的时代特色，并首先采用编年之体，在现存韩集诸家旧注中属质量上乘之作，为后世多种注本大量借鉴引用。由于方世举本人深厚的学养以及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它在四个方面显得比较突出:一是编年考证,扎实精当;二是训释字词,准确细致;三是诗意笺释,深入独到;四是征引文献,丰富广博。非但如此，方氏在大量引用前人注释时，不仅标明注家和书名，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相应又纠正了旧注中的一些错误，而几乎于每篇诗作诸条注释之后另加“按”字以示区别的具体文字，即为其考辨分析的罗列。是故，章学诚乃称“是亦攻《韩集》者不可不备之书也”（《韩诗编年笺注书后》）。此次整理，正文部分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卢见曾雅雨堂刻本为底本，参校《周易集解》、《诗三家义集疏》、《尔雅》、《汉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淮南鸿烈解》、《楚辞章句补注》、《文选》、《艺文类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经史总集、类书以及《王粲集》、《鲍参军集注》、《嵇康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杜诗详注》、《苏轼文集》等别集，加以标点和校勘,并专门将相关校勘记文字以“校记”一目单列，附录部分则载录章学诚《韩诗编年笺注书后》、王鸣盛《蛾术编·韩昌黎》、《续四库全书总目·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提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等相关资料,供读者研究参考。为便于使用，不仅于人名、地名等语词下特加标专名线，而且还在原有注释前增补了序号，并对书中明显的文字错误作了校改。

                 二、文集注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年10月、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11月先後再版）。馬氏《文集校注》，原稿之撰述曾歷時十三年（1894－1907）。據其侄馬茂元《敘例》所雲，“此本乃馬氏就東雅堂本批校，光緒二十年過錄張裕劍、吳汝綸二家評語，光緒三十三年又博采諸家之說，補苴舊注，增益十倍於前”；其後于所謂只見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和《清史稿•藝文志》著錄的沈欽韓《韓集補注》^③則另有言曰：“《韓集補注》，未見傳本。健父以重金購得其初注手稿，寫於覆刻東雅堂本，行間眉上幾滿。沈病宋人所注率空疏臆測，故徵引極繁富，然往往失之枝蔓，尤喜醜詆朱子，今則其精要者刪之” ^④。觀諸此處所雲，蓋馬氏欲為韓集作注未成，此本乃馬茂元據原稿勘校、編次成書者，而內中所謂馬氏所注者，實多出前賢也。雖如此，馬氏用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精心採集了明清兩代主要是清代各家的評說，在文字訓詁、名物制度、史實疏證等方面，都對舊注作了許多必要的訂正和補充；舊本字句訛奪的地方，也作了細心的校勘。與此同時，該書所涉及的資料也極為廣博，其中有些還是未刊的傳抄本和手稿，而許多關於文學欣賞方面的各家評語雖多出自桐城派古文義法的角度而不免有所局限，但其中一些具體的分析仍頗為精到。所有這些，無疑都應當屬於馬其昶在韓集整理上的功勞。
　　《韓愈文集探元決異》，徐發前著，2002年5月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韓愈文集探元決異》這部書，是一部與前述《文集校注》截然不同的著作。之所以說其與眾不同，其間最大的原由就在於它跳過了所有的前人成果而自辟蹊經、自成一說。據書前《凡例》，可知該書的韓文所自，系採用了馬其昶的《文集校注》，而內中文字校理的依據又只取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一家，二者在排版上前宋後楷，以不同字體排印以示區別，而後者更加“朱：”以別之。二者之外的著者所雲，則又加“△”以別之。具體行文，更緊貼韓愈所言“志在古道”與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的本色，而“本書之所謂探元者，乃引經以議之謂也。本書之所謂決異者，乃去偽存真之謂也”。（《韓愈文集探元決異序》）另外，有必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引經”主要指引用《四書五經》。
　　《韓愈古文校注匯輯》，羅聯添主編，2003年6月臺灣鼎文書局出版。《校注匯輯》正文，以明萬曆徐世泰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古文部分作底本，文章編次，則依據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宋代以來既存之校注、評說以及各類總集、選集等評注資料，皆所採錄。在版本方面，徵引了十七種重要的版本，其中如明蔣之翹注《唐韓昌黎集》、清林雲銘評注《韓文起》二書即罕見於他書所引。另外引用了《文苑英華》等四種總集與《古文關鍵》、《崇古文訣》、《文章軌範》等三十四種選集，以及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童第德《韓集校詮》、羅聯添《韓愈研究增訂三版》等三種今人之著述。宋人穆修嘗謂韓文：“制述如經”，而本書對韓愈文章所作注疏，也因此提升到“為經典作注”的規格。除了盡力搜求舊本，還將各種不同版本的異文，作嚴謹察考，並充分吸收宋、清諸家之考訂成果。對於一些仍有疑義的地方，則運用校勘方法，考定文字，力圖編出最佳善本。概而言之，本書至少具有下列三大特色：第一，充分運用訓詁手段，逐字逐句箋釋韓文，並廣征博引歷代典籍，以為疏證。不僅如此，本書自1991年發願寫作，至1996年7月《韓愈全集校注》出版，時值《校注匯輯》工作接近完成。因《韓愈全集校注》雖力求詳集歷代舊注，但當代重要的校勘、詮評資料，還是有所遺漏。如對於韓文之校勘與詮解有突破性貢獻的童第德《韓集校詮》即未被採錄，而版本價值匪淺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影印宋本昌黎集》亦未能運用，且其書體例、作法與《校注匯輯》亦有所不同，遂決定繼續用力出版。至於韓文用典方面，前賢有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本書除吸收前賢的成果外，也盡力考求韓文語典之來源。第二，對於韓文之文理、章法，適度徵引古今評論資料加以梳理。一些研究唐宋古文必備的專書如宋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正續文章軌範》、明歸有光《文章指南》、清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林雲銘《古文析義》、《韓文起》、過珙《古文評注全集》、高宗禦選《唐宋文醇》、吳闓生《古文范》、吳闓生《桐城吳氏古文法》、民國高步瀛《唐宋文舉要》、宋文蔚《評注文法律梁》、杭永年《古文快筆貫通解》、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乃至於不著編人之朝鮮學者所編之《韓文正宗》，其中有關章法、結構之分析、或者篇章評論意見，都擇優納入注文中。第三，各篇文章之後，全面臚列現存的析論、評點，以供後學者參證。此外，羅氏親自編纂的《韓愈古文校注匯輯‧附編》，分為“韓愈事蹟”、“韓愈年譜新編”、“古文評說類編”、“昌黎集序跋”、“韓愈研究論著集目”五大部分，也厚達1200餘頁，頗為學者稱便。這也是羅氏繼其《韓愈研究》、《韓愈傳》之後的最新研韓力作。
　　《韓昌黎文集注釋》，閻琦校注，2004年12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本書是唐韓愈文集中“文”部分（包括賦）的校注本，而每篇文字之下均有注釋與評箋兩項內容。以《四部備要》所收宋廖瑩中校注《昌黎先生集》為底本，校以宋淳熙元年（1174）錦溪張監稅宅翻刻紹興九年廣東潮州官本，底本正集四十卷，去詩存文，編為八卷；正集之外，亦去詩存文，編為一卷；而作者之《順宗實錄》，另編為一卷。各卷之文，原在底本何處，均於目錄中明確標識。底本集外文，凡方崧卿、朱熹訂為偽作者，今亦予以刪去，但存其目，以見韓集全貌。與底本相校，校本所闕部分據王伯大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補抄，而亦為完本。是故，凡校本所闕文乃不出校，僅出《韓集舉正》、《韓文考異》校語以供參考；凡底本與校本之異文，無論其正誤，皆一一出校；凡底本與校本同而別有異文者，則錄《舉正》、《考異》出之，以見韓集各本大概；底本與校本異文兩通、或校本文字優於底本者，皆不改動底本原文；底本有誤而校本不誤者，則斟酌予以改動；著者在校勘過程中的些許心得，亦存於校記。除《舉正》、《考異》外，本書對魏仲舉輯《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所引各家注釋、解說，徵引頗多；至於專著，則以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童第德《韓集校詮》、高步瀛《唐宋文舉要》諸書徵引為眾。本書體例，以文體相從編排文字，今為補編年未有之憾，均于正文下之首條注釋標明作年，並略陳理由。其餘注釋，則以淺近文字寫出，而關注物件無非名物訓詁、人事地理、生平事蹟以及晦澀難懂的語句字詞。至於評箋，因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高步瀛《唐宋文舉要》多於韓文句、節之下，每錄姚范、姚鼐、曾國藩、吳汝綸輩評語，今亦擇其精要而照錄於相應句、節之下，其中凡涉全篇作意、思想意義、文獻淵源背景者，另據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錄其他數家之說，一同置於每篇之末。正文前有孫昌武《前言》與《編輯、校注說明》，而正文後在《後記》之前又有《疑偽文》、《傳序及相關資料》、《韓文年譜》三項附錄，其中《疑偽文》所收即方崧卿、朱熹訂為偽作者。這也是閆氏繼其《韓昌黎文學傳論》（三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之後又一部研韓專著，而其具體成就似冠以馬其昶《文集校注》之“補箋”為最宜。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合著，201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据书前《凡例》所言，本书对韩集的整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汇校、注释和笺疏。校勘单列居前，注、笺合一居后。付诸体例，则各系以“汇校”、“笺注”之下。析而言之，明细如下：校勘既以“汇校”为名，其目的亦即尽可能完备地搜罗宋元以来的相关文献，对韩集文本进行综合校理，而校理的方式分为以下三种方式，即全书采录通校、全篇采录通校与只录特定异文有选择地出校。全书采录的，在各卷卷首注明其存佚状况；全篇采录的，在相关篇目的题注中注明，所据版本，参见“校勘引用书目及其简称”；只录特定异文的，在相关条目校语中标明，所据版本，参见卷末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具体校语，先出传世诸本异同，再录韩集校勘专著，内中于《举正》之校语全数录入，于《考异》则选录不重复《举正》者，其余诸书，择善而从。具体校勘以宋淳熙元年（1174）锦溪张监税宅翻刻绍兴九年广东潮州官本《昌黎先生集》为底本，潮州本所阙卷，采用宋绍熙重刻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补足，以宋蜀刻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补注昌黎先生文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古典研究会影印宋淳熙十六年（1189）南安军刻方崧卿《韩集举正》（残卷）、南宋中期浙刻《昌黎先生文集》（残卷）、南宋中期赣刻《昌黎先生文集》（残卷）、南宋中期闽刻《昌黎先生集》（残卷）、南宋中期蜀刻十二行本《昌黎先生文集》（残卷）、宋庆元六年（1200）建安魏仲举辑刻《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山西祁县图书馆藏宋绍定二年（1229）张洽刻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十一种别集、总集为通校本，又以包括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书林王宗玉重刻宋宝庆三年（1227）王伯大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宋绍定二年（1229）张洽池州刻《昌黎先生集》（残卷）、宋咸淳年间廖莹中世彩堂校注并刻印《昌黎先生集》三种宋本在内的三十九种著作为参校本。文献引证数量之夥，恰与该书之“汇校”名至实归。“笺注”中的注释，包括三项内容：文字训释、典制名物训释、人物生平考证。具体注释，先旧后新，其中旧注按时代先后为序，凡内容相近者，只录存时代最早的一家，但后出注文内容更完整或文字较为优长者专门录存，并记录前此注家名目。笺疏，则包括四项内容：语词溯源、本事考证、义理笺疏、理论批评。具体行文，在旧注抉择上与注释相较并无大异，亦选文字观点更为警策、思想更为明晰者录存，但于旧注中讨论作品创作背景及创作年代的文字，无论是否在题注之中，均移入题注。除此之外，凡针对韩文的具体章句进行批评的文字，均列于该条文字的笺疏之内，凡针对作品全篇的主题意旨、创作手法以及艺术成就进行评论的文字，无论是题注、夹注还是旁批、眉批，均移入篇末注中。所据版本，参见《凡例》所附“笺注引用书目及其简称”。其中于韩文系年，主要采用魏仲举辑刻《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所附《韩文类谱》，而又有所修订。正文之前，依次收入《前言》、《凡例》；正文之后，《后记》之前又有《韩愈集宋元传本题记》、《主要参考文献》两项附录，末则以《篇目索引》殿之。综上所述，本书在体例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史料的发掘方面，较前人均有所突破。校勘取材方面，新增了三个罕见的韩集宋刻珍本，并参校了此前无人采用的一系列《韩集举正》传抄本、历代出土的数十种石本以及五十多种宋元总集。注释方面，本书也较为全面地汇集了宋元旧注、宋元及近代学术笔记，以及十多种明清至近代韩集注本和韩集校勘专著中的相关内容；并对韩集的文字训释和语词溯源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笺证方面，除对韩文本事进行系统考证之外，有关韩文的理论批评和义理诠释也纳入了本书的视野。这也是刘真伦继其《昌黎文录辑校》、《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韩集举正汇校》之后，在韩集文本整理领域的最新力作。

                三、詩集注本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錢仲聯集釋，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11月出版（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再版，1994年1月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後至今又多次重印）。據前言所述，錢氏《系年集釋》“仿照清人集解、間詁一類的纂述方法，採集多家論說外，重新系年編排。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校，首列《舉正》、《考異》全文，次以祝、魏、廖、王四種影宋、元本為主，偶及明、清版本，下逮清人考訂，參比同異，擇善而從；二、箋，考索作品的時代背景、本事、有關人物等；三、注，包括訓詁、典故、地理等；四、選輯有關評論。另外，還增補了一些注釋，采摭範圍，下限到近代。今人著作，不輯入本集。”^⑤觀諸正文體例，共收入韓詩三百六十四首（含卷十二所附疑偽詩三首），共十二卷，按年編排；每詩之下，均含注釋與集說兩項內容，而首條注釋皆用於系年與解題，其後之各條注釋，則或校或注，均按具體文字的先後順序依次編排而不單列，其中校主要在方崧卿、朱熹、顧嗣立、方世舉等諸家已有校勘、箋注的基礎上，又增用七種宋、元、明善本補作校勘，而更時有新的發明；注則多來自對諸家前賢論說之採集，自唐宋至民國前後共涉及約二百三十七家成說，無前賢論說者另冠以“補釋”字樣以別之，計新作補充性的注釋近一千二百條。總而言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一書充分體現了20世紀中、前期學界對於韓昌黎詩歌作品整理、考訂、系年的研究成果。該書彙集古今材料，去其重複，糾其謬誤，擷其精英，並自始至終貫穿著自己的見解、心得。編年也不是只在簡單地編排前人成說，而是經過細心考訂，對作品的年、月、日都不輕視。尤其是釋義，除考證背景本事、詮釋典故外，還涉及文字音韻之學。凡此種種，錢鐘書先生在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刊物《文學研究》中，曾評價錢氏《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成就完全可以取代以前的一切韓詩舊注，殆非虛譽也。
　　當然，這裡還有必要說明的是，錢氏此處所謂“祝、魏、廖、王四種影宋、元本”中之“元本”殆指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而言。據萬曼《唐集敘錄》考證，王伯大之治韓集，最初起見于將朱熹《韓文考異》的相關文字散入正文各句之下，又採集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祝充之說著為音釋，各附篇末，而資料詳備，遂後世翻刻者甚夥。《四部叢刊》據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王宗玉刻本（按：此刻本的刊刻時間一作1448年，為明正統十三年）影印，而誤以王氏所言戊辰為元天曆元年而訛定為元槧。錢氏因之，遂有此誤 ^⑥。
　                    　四、诗文合注

《韓集校詮》，童第德著，中華書局1986年1月出版。《韓集校詮》之寫作緣起于童氏與章士釗曾經韓（愈）柳（宗元）分注的約定，完成于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韓集校詮》運用校勘學和訓詁學的研究方法，徵引書證，對韓集加以箋釋，吳則虞稱其“博而慎，覈而恕，見獨而不識，是讀書得其間，著述善用其才者”，誠非虛譽。以前的訓詁學家一般以為唐以後的文字無訓詁之必要，本書則根據韓文“無一字無來歷”的特點，在前人校釋的基礎上探求其詞語典故的根源及演變。又，在校勘方面本書也一改前人校勘韓集大抵臚列異同的做法，而是作了必要的抉擇與按斷，以求得“證益確、詁益詁，疑者得破冰坼”的效果。至於其版本依據，據《凡例》所言，“是編校勘，以魏本為主。詮釋則兼采廖本、祝本、王本，乃宋以後諸家刊本，以宋注家為主，兼及以後諸家，而宋諸家中以方季申、朱晦庵二家為主”。此外，在正文後另有《韓集校詮附編》，專收底本未收之遺文與序傳碑記若干，末則以吳則虞撰《鄞縣童君墓表》殿后。該書的出版，經沙孟海題簽、吳則虞審訂、趙仁珪覆核而獨享專家的集中惠澤。
　　《韓愈全集校注》，屈守元、常思春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該書歷時十餘年完成，第一次對韓集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分詩、文編年各自編排，而搜羅資料廣泛，注重校釋的創新，校勘精審，注釋確當，為人們進一步研究韓愈提供了又一個較好的讀本。至於其體例明細，據書前《凡例》約有如下諸端：（一）本編以通行的宋咸淳年間廖瑩中世綵堂校注並刻印《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遺文》一卷為基礎，並收廖本以外其他佚文，凡存疑及舊本誤收者作為附錄。世傳《論語筆解》二卷，題為韓愈、李翱合著，《四庫全書總目》已斷為依託，今不予收入；（二）本編編年，略依呂大防、程倶、洪興祖、方崧卿、朱熹、方成珪諸家之說，而重新考定；（三）因“注須依校而後得確解，校亦待注而後定正訛”而今仍依漢唐注家舊例，校注一體；（四）凡方氏《舉正》、朱氏《考異》所校諸本及其校語，無論廖本徵引與否，悉按方、朱原書採錄。此外，另比校祝充、文讜、魏仲舉等其他諸本，而《韓集》異文，基本包羅殆盡。校語先列方、朱成文，複列各本同異，最末說明取捨。正文改易廖本者，必有確證；（五）注文援引諸家舊說，依何晏《論語集解》之例，悉出其姓名。凡宋人《韓集》注解見於魏仲舉《五百家注》者，原書仍在者直引原書，原書不存者則直標姓名。非專注《韓集》而討論及之者，若有徵引，悉標書名卷第，其中轉引，者亦皆標明出處。（六）廖本之文，大抵出於朱、魏，今既用此二家原著，則廖本抄襲之文概從刪削，其有廖氏新說，亦標出姓名。凡裁斷疏釋之文，非采自前人者，則加按語以示區別。書後更另有《存疑詩文》、《韓愈題名》、《參校諸本並引據要籍敘錄》、《韓集序跋輯錄》、《韓愈傳記資料輯錄》、《韓文類譜》、《韓集世綵堂本與<</SPAN>韓愈全集校注>篇目對照表》等附錄七種。
　　《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陳克明著，巴蜀書社1999年8月出版。《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顧名思義，就是一部以韓愈年譜為框架，專門對韓愈詩文作品進行系年的專著。作為著者繼《韓愈述評》（北京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之後的又一部研韓力作，據《前言》所述，可知該書之撰寫緣起于自方崧卿《韓集舉正》以來許多前人已有成說由於未弄清歷史線索和韓愈所寫詩文的時間，或斷章取義，或視而不見，而無意間造成對韓愈本人生平事蹟太多的誤解和歪曲，遂舉意而為《系年》以期早日廓清內中疑竇。具體行文，以韓愈生年為綱，以當年詩文為目，綱舉目張，先將韓愈生活當年朝廷發生的各種大事，收入“時事”一欄，用以說明時代背景；其後順敘韓愈當年事蹟，當年有詩文作品者，題目即緊系其下，並盡力搜集前人有關評論列于原文或原詩之後以進行題注、集評，而方崧卿《韓集舉正》、朱熹《韓文考異》、顧嗣立《昌黎詩集注》、方世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林雲銘《韓文起》、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珪《韓集箋正》與沈欽韓《韓集補注》、蔣抱玄《注釋評點韓昌黎詩》、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等研韓力作與葉適《習學記言序目》、葛立方《韻語陽秋》、李塗《文章精義》、黃震《黃氏日抄》、何焯《義門讀書記》、陳沆《詩比興箋》、曾國藩《讀書錄》等學術專著均有徵引。其中題注部分，主要依據魏仲舉的《新刊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間亦採用廖瑩中的《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或其他著述；為便於世人能真正看懂有關評論，更對原文、原詩略作摘錄；書末則以“韓愈詩文較難系年者”殿后，但題注、集評與原作之摘錄，仍體例同前，無一或缺，遂足以見著者治學之嚴謹。為保卷帙之完整，除書前依次收入任繼愈《序》與《前言》、《凡例》外，書末另附《引用書目》以備同道覈核徵引（按：此目之排列，基本上按成書或作者生年先後為序；作者生年之先後，又主要參考薑亮夫編著《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中華書局1959年初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再版）。《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始撰於1984年，初稿告竣于次年仲夏，最後定稿于1994年孟冬，前後恍惚逾十年矣！至於其具體成就，除無愧於韓愈研究領域第一部對韓愈詩文全部進行系年的專著外，任繼愈所稱“《系年》的優點，一是詳備，二是謹嚴。凡前人時賢的成果可採取者，儘量吸收，以期詳備；詩文創作時間一時難以確定的，存而不斷，以待後人”，當誠非虛譽！
結 語
　　以上所述，即馬其昶《文集校注》問世以來所有重要韓集版本的流傳梗概，而古人偏重韩文之整理态势似并无明显改变。虽如此，其中如童第德的《韓集校詮》、羅聯添的《韓愈古文校注匯輯》與徐發前的《韓愈文集探元決異》，或追溯“無一字無來歷”，或探究“制述如經”，都曾在韓愈作品的本然上下足工夫，而實際所得亦有相互發明之裨益；與此同時，則馬其昶的《文集校注》、錢仲聯的《詩系年集釋》也都在韓愈作品的用典上費煞心機，具體發見亦令後人受益匪淺矣；錢仲聯的《詩系年集釋》、陳克明的《韓愈年譜及詩文系年》、屈守元的《全集校注》與閆琦的《文集注釋》，又都在韓集作品的編年上各有斬獲，並呈“後出轉精”之態勢，誠為韓集研究之大幸也。至於劉真倫氏《昌黎文錄輯校》、《韓集舉正匯校》与《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三書，獨自于韓集之舊著整理与文集注释二处同时用工用力，更使韓集流傳至今的許多珍本秘笈得以重見天日、再煥光芒！
　　

　　注釋：
　　　① 注：徐敏霞校輯《韓愈年譜》，內中共收入相關著作七種，其中宋人編撰的五種，即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程倶《韓文西曆官記》、洪興祖《韓子年譜》、樊汝霖《韓文公年譜》、方崧卿《韓文年表》（按：據《宋史•藝文志》可知洪、樊、方三人又曾另有《韓文辨證》、《譜注韓文》、《韓集舉正》等研韓專著各一種），均輯自宋人魏仲舉所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為現存宋人所作韓愈年譜全部；又自清人所作中專選兩種，即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顧嗣立《昌黎先生年譜》，因方、顧二人曾分別另作之《韓集箋正》、《昌黎詩集注》均為清人研韓力作，故此中所選亦足以代表清人的實質成就。

②注：《韓集譜注》，一作《譜注韓文》；《音注韓文公文集》，一作《韓文音義》。
　　③注：《韓集補注》一書，就馬其昶所處時代而言確屬難覓，而今可知《叢書集成初編》內即有存。清光緒十七年（1891）廣雅書局刻本，則為目前流傳最廣者。
　　④ 馬茂元語，轉引自《唐集敘錄》，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萬曼文集》第259頁。
　　⑤錢仲聯撰《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韓昌黎文集詩系年集釋》目錄前第六頁。
　　⑥萬曼《唐集敘錄》的相關論證，詳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萬曼文集》第256頁。
　  ⑦朱熹語，轉引自萬曼《唐集敘錄》，同上所引第252頁。
　　⑧錢穆《朱子之文學》，載《朱子學提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8月出版，在第203頁。
　  ⑨錢穆《朱子與校勘學》，載《學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在第52頁。

⑩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孙猛著《郡斋读书志校证》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