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孟子和杨雄对张仪等人的评论
(2015-07-14 14: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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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张仪苏秦孟子扬雄 |
分类： 读资治通鉴札记 |
孟子论之曰：或谓：“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按：扬子者，扬雄也。他在的时候儒家在汉代已经闹得乌烟瘴气了。儒家的圣人已经被神秘化了，是不可触动的了。战国时代的活波波的气氛早已当然无存了。《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馀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按：这就开骂了，比孟夫子还不客气。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按：混乱而不能解决是子贡不认可的。反过来说就是子贡的那些外交行为是在于解决纷难而非其他。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按：第一，这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就是不能容忍靠游说来谋取富贵，没有共赢的思维，这与孟尝君差远了。教条和神秘主义正是西汉晚期儒家的特点。其次，最为关键的是，人家子贡还做生意有钱啊。可是我们的扬雄先生现在不说这个子贡的身份了。做生意可是那个时代不好的差事，但是被我们的扬雄先生给屏蔽了。这就是所谓儒家的观点。第三，苏秦和张仪难道不是将混乱的国际矛盾给予解决吗？横纵本身就是国际斗争秩序表现出来的两条路线。子贡那里就可以，而在苏秦和张仪这里就不算数。这就是我们的儒家的评论。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按：胡三省注：书舜典：而难任人。孔安国注云：任，佞也；难，拒也；言佞人则斥远之。我们看到苏秦和张仪基本是根据天下大势做出的分析，而且不论是二位中的哪个一个其实都很有个性，在对待各国的国君态度都难以用佞人这个词来解读。总算是秦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也开路走人，没有做所谓的佞人。至于这二位对待那些诸侯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佞人更是不沾边了。而且他们都是在做所谓的引领开导的工作，是让君主们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不是追随君主的思路。这是二位的最大的特点。但是我们这位扬雄先生是不管这些的。就是扣了一定不才的大帽子。你有什么办法呢？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按：司马光引的孟子的原文是《孟子
滕文公下》：景春①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
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按：古代男子到二十岁叫做成年，行加冠礼，父亲开导、训诫他。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按：广居、正位、大道：朱熹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我们现在来看看孟子的话。当然可以将居天下之广居，解释为仁。我以为如果将广居理解为大丈夫的出发点、立足点或者是着眼点宽广博大似乎更好些。而这个时候兼天下、帝王之业已经成为时代的共同的意识和认同了。连孟子本人在劝齐宣王攻打燕国的时候都说这是“文武之业”。其实我们还可以解释的更具体，就是所谓广居不过是能够发号施令的殿堂之上。大丈夫如果跟夜奔的林冲，打把势卖艺过活的李忠，隐居寺庙的鲁智深，又怎么能显出你是大丈夫呢？仗义每从屠狗辈，反过来说，你即使仗义了，依然是屠狗辈，而不得称之为大丈夫啊。再者，朱熹的注释已经是宋代，而且是南宋，是江山已经如钱钟书先生说行军床的时代了，除了拘谨的守住那抽象的教条，有怎么有战国时期开阔的时代气息呢？将广居理解为仁，这只能是宋代的解释，而不可能是战国的解释。立天下之正位，朱熹解释为礼。这其实是非常难办到的。为什么呢？所谓礼首先是别上下的。而田齐代姜齐这已经大大的违反了礼。但是我们的孟夫子却完全不过这乱臣贼子之国而厚着脸皮给人家出谋划策。最为关键的是，在燕国发生内乱，他老先生居然对齐宣王说攻打燕国是文武事业。什么叫文武事业？文武事业意味着什么？齐国去攻打老贵族燕国就是文武事业，而燕国无论如何都是姬姓大国，是周天子的亲戚，与周天子有亲亲之谊。而孟夫子居然对代替了姜齐的田齐的君主说攻打周天子的亲戚是文武之业，我实在搞不明白孟夫子这里的礼守在了何处？他老人家又守的是谁的礼？所以，将正位解读为“礼”只能让孟夫子自相矛盾。那么如何是正位？我以为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正位，只能是世袭得来的位置，父死子继是真正的正位，不肯能有什么其他的正位。其他得来的都是邪位。如田齐，如三晋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解释，第一，和上面他说攻击燕国的那番话就是自相矛盾，而第二就是张仪这些出身低微的人都不可能获得发展走上时代的领导岗位。这就完全杜绝了这些人的发展和时代的发展。因为他们违背了世卿士禄的世袭制，是对贵族制度最大的改造。以正位作为大丈夫的标准，那么商鞅、吴起、张仪、苏秦等当然都不算了。至于说行天下之大道，这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能够安定天下，不让更多的人被无辜杀戮，我们孟夫子都认为不是大道，那么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大道了。当然你会说孟子说了，而且是明确说的，不嗜杀人者可得天下，你怎么又说孟子不认可这个逻辑呢？其实无论是合纵还是连衡，在当时都是相对保守型的战略，都是在稳定天下，因而避免大规模的杀戮。当然，合纵和连衡有区别，但是连衡其实也是秦国在为自己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无论苏秦和张仪在他们二人在的时候天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持续性的战争，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孟夫子就是认为能安定天下挽救苍生的人不是大丈夫，你能跟他老人家抬杠吗？得志，与民由之；按：我认为这句话其实该灭孟子九族。要知道让老百姓跟随的人只有君主，其他的人都不够资格，张仪和苏秦还不够格呢。但是我们的孟夫子不管这些，他只是图最痛快，就是让所谓大丈夫领导百姓，这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不得志，独行其道。按：这几乎可以解释为无论天下百姓如何，自己都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不得志。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而且不得志，你又有什么道可行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按：这三句话历来激励很多人，是名言。可是跟苏秦张仪他们不挨边。苏秦张仪既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拯救万民于水火，而又能得到富贵有什么不好呢？孔子说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正当来的富贵有什么不可以呢？苏秦和张仪的富贵都是君主给的，而不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这跟富贵不能淫有什么关系呢？纯粹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至于贫贱不能移，这是上一句话的反面，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要甘于贫贱呢？孟子本人也是个小贵族，当然不愁饭碗，这完全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新兴势力的狙击。至于威武不能屈，我看张仪和苏秦二人都可以称得上了，他们的工作其实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比如张仪第二次入楚是最为明显的。如果孤立的看这三句话，当然是正能量，如果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那么这三句话背后就是保守的老贵族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怪。至于我们孟夫子本人是否是大丈夫，那完全可以根据他本人的言行来决定了。扬子按：扬子者，扬雄也。他在的时候儒家在汉代已经闹得乌烟瘴气了。儒家的圣人已经被神秘化了，是不可触动的了。战国时代的活波波的气氛早已当然无存了。《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馀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按：这就开骂了，比孟夫子还不客气。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按：混乱而不能解决是子贡不认可的。反过来说就是子贡的那些外交行为是在于解决纷难而非其他。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按：第一，这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就是不能容忍靠游说来谋取富贵，没有共赢的思维，这与孟尝君差远了。教条和神秘主义正是西汉晚期儒家的特点。其次，最为关键的是，人家子贡还做生意有钱啊。可是我们的扬雄先生现在不说这个子贡的身份了。做生意可是那个时代不好的差事，但是被我们的扬雄先生给屏蔽了。这就是所谓儒家的观点。第三，苏秦和张仪难道不是将混乱的国际矛盾给予解决吗？横纵本身就是国际斗争秩序表现出来的两条路线。子贡那里就可以，而在苏秦和张仪这里就不算数。这就是我们的儒家的评论。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按：胡三省注：书舜典：而难任人。孔安国注云：任，佞也；难，拒也；言佞人则斥远之。我们看到苏秦和张仪基本是根据天下大势做出的分析，而且不论是二位中的哪个一个其实都很有个性，在对待各国的国君态度都难以用佞人这个词来解读。总算是秦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也开路走人，没有做所谓的佞人。至于这二位对待那些诸侯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佞人更是不沾边了。而且他们都是在做所谓的引领开导的工作，是让君主们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不是追随君主的思路。这是二位的最大的特点。但是我们这位扬雄先生是不管这些的。就是扣了一定不才的大帽子。你有什么办法呢？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关于苏秦和张仪的优点，我还想再多说几点。特别是张仪，他聪明，睿智，而且二人都思维开阔，对待君主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甚至是个性比较张扬。而我们的张仪还非常的善于和朝臣合作，特别是司马错，一方面司马错说了自己的看法之后，自己马上不再说什么，而在说服楚国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了司马错占据巴蜀的成果来压制楚国。这是非常明显的配合行为。而不是嫉妒和拆台。这点尤其难能可贵。历来伟人所忽略。
按：压制才华，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里他再次表现了出来。作为下层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难啊，人家恰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会说你不安分，那个所谓的贫贱不能移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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