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苏秉琦先生写的。我是在周泉根先生推荐才买的。以前并不知道其人。在这本不是很厚的书的开头的部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写的世界史。因为司马迁写史书超越国界，还为汉王朝或者说中原王朝之外的国家政权写了历史，比如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匈奴等等。
这个看法虽然与我们现在对《史记》的看法不同，但是我以为却是非常符合《史记》本身的特点的。
其实，就是在从黄帝开始直到秦朝一统。《史记》本身也大量的给我们一个比较明晰的感觉，就是在中原华夏族政权之外，其他的民族或者政权也是依然存在的。至于春秋战国，虽然上面还顶着个周天子，其实却是明显的国际史了，而且还包含着与所谓狄夷之类的民族的斗争。当然，就《史记》本身来说 ，这些都来源于黄帝，都是黄帝之后。所以，在司马迁当时目所能及的历史眼光之下，黄帝其实是世界共祖，而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祖先。
我想说的是这种世界史的眼光几乎是我国古代官修正史的基本特点，历朝修史都会写域外国家的情况。
因此，在中国古代史的记录中是有着我们当今的所谓的世界史的影子，或者是缩微变形的。
将中国古代史学成果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无疑使我们我们的视野更开阔，对历史的看法更全面，从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会完全不同。这当然才是科学的客观的态度。以所谓汉唐后人自居，以宋明文化自傲本身就是没有见识的看法，因为我们将大量的历史文化瑰宝给丢弃了。由于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那么我们的学术的精神面貌也就完全不同了。比如，陈寅恪先生对于唐初李渊称臣于突厥的考察，无疑就有一种当今所谓的国际视野，而不是我们以前，一说起初唐就只会想到瓦岗寨的英雄们那种市井大众的通俗故事的视野里。
当然，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由于国际上各种考古材料的发现，当然也由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使我们的视野早已经跨越了司马迁给我们打造的古代世界史的视野，从而进入了后《史记》时代的真正的机遇全球化的世界史视野。
从历时性看，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明无疑是我们文字记录历史的前身。而且关键的是，正是这种史前文明的存在，才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结合、相交融。才能从历时性角度看到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关系：先有世界史，后又中国史。先有更为古老的没有民族和国家、政权区别的 人类史，然后才有所谓的各民族的历史、各个国家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国家史，一个民族的民族史都不能脱离原始文明的人类史。脱离了人类史，在史学上你就必然陷入封闭的思维，而在根本问题上，也就是你的国家和民族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你就不会说清楚。国别史、民族史不过是人类史的发展、丰富和壮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史，特别是人类共同的上古史及其后续发展的世界史，就是每个民族的民族史，每个国家的国家史的扩大惑夸张。我们在民族史和国家史中看到世界史的影子，而在世界史、上古史、人类文明史中看到个别国家和民族的影子。
因此，将世界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分开是不对的，必须将世界史和中国史统一起来。
从实际意义看，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史，从世界的背景去看中国史，去看世界史和人类共同的上古史，这是使国人具有世界视野的不二法门，这也是我们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全面融入世界的必要的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
一个自己的思维从来不出自家的院子，话题从来离不开自家的家人和亲戚的人怎么能走向世界，怎么能成为世界公民？如果不能具有世界公民的意识，中国如何领导未来的世界？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了解世界和读世界史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