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留下的故事（上）

兮 杉

我握着妈妈的手，感受着渐渐逝去的温度……直到心电监护仪上的各条曲线都变为直线。

漆黑的夜，我们把妈妈送进那每个人终将要去的地方，办好一切手续已是凌晨。连日的辛苦、煎熬，几周以来没能睡过一个小时以上的整觉，我却依然无法入眠。望着灰蒙蒙的天花板，我忽然醒悟：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生我养育我，对我严厉管束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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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妈妈始终是令我敬畏的。她是那么“正统”，那么“主旋律”，那么“步调一致”。我那与生俱来的叛逆常常使她惊慌，引来她的斥责和束缚。一直认为，妈妈是个冷漠的人，如同一台被编好程序的“机器”，忠实地执行着指令。对她，我大都敬而远之。成年之后聚少离多，每次见面我们都“相敬如宾”，小心翼翼不触碰生活之外的话题……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段，在朝夕相处的陪伴中，我才感受到妈妈内心深处的温度。

因为“客气”，也因为尊重，妈妈的书信交往我从不过问。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已无法正常读写，她的信件常常由我打开后展示到她面前。

我打开一封寄自上海的信，上面刚劲潇洒的字体令我不由得赞叹：“这老头儿的字写得真好！”妈妈急忙纠正：“你这样称呼是没礼貌的。这是个值得敬重的人，你应该叫他JN伯伯。”“这位伯伯是怎样的人？我从来没听你说过。妈妈，给我给讲讲吧！”以往的日子，妈妈极少谈到她的过去。现在，她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段，真希望对她多一些了解。我央求着，妈妈犹豫了一下，开始讲述。

为了叙述方便，我在下文中将妈妈简称为“瑾” ，将JN伯伯简称为“JN”。

那是一段久远的记忆：

1943年的某日，上海法租界的一条街道上并肩走着两位青年，看他们亲密地轻声细语的样子，人们会以为这是一对恋人。实际上，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的JN正与他发展的下线瑾在谈话。

JN告诉瑾，组织上要将他调走从事新的工作。从此，他俩将断绝一切联系，在上海无论何处遇见，只能视为路人。

听说JN要走，瑾心中难过。马上要离开这位知书达理、亲切和蔼，像兄长一样为她讲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上线，瑾确实依依不舍。

JN告诉瑾，组织上很快会派新的上线和你联系。

（妈妈说：“这位新的上线，就是你爸爸。“”啊？“我有些吃惊。由于1957年以及以后发生的事情，妈妈绝少提起爸爸。原来，我的父母是这样认识的。）

瑾和JN就这样在街头告别了。JN去了哪里，瑾无从知晓也不能打听。直到共和国成立后，她才知道JN在这段时间的经历。

组织上安排给JN的新工作非常重要，他被派往位于租界区的一个秘密电台做助理报务员，学习发报。这个电台小组表面上是一家商行，JN扮做他家雇佣的伙计。电台在编制上虽然属于国民党，实际上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和控制。

JN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他努力钻研、勤学苦练，想尽快掌握发报技术，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不等JN的愿望实现，这个电台就被日本宪兵队破获，呼啸而来的警车将正在秘密发报的电台小组全体人员捕获。

（我问：“妈妈，日本人应该不能随便进租界区呀？” 妈妈想了一下，清晰地回答：“抗战刚开始时是这样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和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撕破了脸，就不管不顾地到租界区乱闯了。”）

在被捕的电台小组人员中，JN年龄最小。他的领导和同志在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下先后被迫害致死，只剩下JN 继续承受酷刑。但无论日本宪兵怎样拷打逼供，JN一口咬定：“我就是一个混饭吃的小伙计，什么都不知道。”实在问不出口供，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将JN倒挂着往下扔，他的头狠狠地撞向地面，头破血流昏了过去……

重刑之下，JN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也许是看这毛头小伙儿确实没油水可榨，也许是想放长线钓大鱼，JN居然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出狱后的JN不知投奔何处？九死一生的他带着浑身伤痛在贫困中挣扎。

（我问：“你们组织就没人帮帮他吗？”妈妈说：“在没查清JN在监狱里的表现时，是不能有人和他接头的。这是做地下工作的原则。”）

JN靠着做杂工、做小买卖勉强糊口，直到共和国成立后，他才参加工作。JN有文化，思想觉悟高，很快被提拔重用，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

不久，san反wu反运动开始，从事财务工作的JN被揪了出来。除了怀疑他有经济问题，还有他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又放出的历史问题。JN又一次经受刑讯逼供。

JN是足够坚强的。当年日本宪兵队的酷刑他都能承受，如今的这些，他怎么能承受不住呢？JN自认问心无愧，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可是，当年电台小组的同志都惨死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谁能证明他的清白？！于是……

JN能够承受的，他的妻子却不能承受。看着无辜的丈夫受苦受难，JN妻忽然想起丈夫说起过的瑾，她辗转打听到瑾工作的政府机关，一头闯了进去。

见到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瑾，JN妻像见到了救星。她拉着瑾的手，诉说JN的不幸遭遇，央求瑾出面说情，将JN从苦难中救出。

看着泪流满面的JN妻，瑾的心中百感交集。JN是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她怎么会不想帮他？可是，她又怎么能帮得了他？瑾知道JN一定受苦了，她曾看到一个san反嫌疑分子，被一个从老区来的干部打得满嘴鲜血流淌，她只能战栗着闭上眼睛……瑾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想在这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救JN，无疑是螳臂当车！

瑾忍住内心的酸楚和无奈，回避着JN妻的苦苦哀求，一再劝说：“要相信组织，JN的事会查清楚的。”

（说到这里，妈妈的表情非常愧疚。我问：“那后来呢，查清楚了吗？”“后来总算查清楚了。JN确实没叛变，也没有经济问题。”）

被查清楚问题的JN犹如重生，他积极地、忠实地投入到各项工作和zheng zhi运动中去。当然，他也和千千万万盲目地崇拜个人的同志一样，说过一些错话和违心的话。

……

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开始了。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精神鼓舞下，各单位的”牛鬼蛇神“纷纷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JN也不例外。他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和那年代不计其数的”牛鬼蛇神“们经受着同样的苦难：撤职、批斗、挨打、隔离审查、劳动改造……这次的苦难长达十二年，但经受过日本宪兵队酷刑的JN依然挺了过来。

……

十二年后的1978年，JN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得到彻底解放。此时的JN已年逾花甲，伤病缠身，临近退休。

（我忽然想起，”妈妈，这位JN 伯伯我是见过的呀。“”你们见过？“妈妈惊奇地问。）

是的，我们见过。以往顾及父母的感受，我很少在与他们其中一方交谈时提起另一方。现在，我只得如实交代这段经历。

1979年初夏，我去上海探望十二年未见的爸爸。一天下午，爸爸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人。他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是个很好的人。“我疑惑地跟着爸爸走。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似乎从未说过有共同的好朋友。

我们穿大街过弄堂，走进一座老旧的楼房。开门的是位清癯的老人，爸爸让我叫他JN伯伯。

JN伯伯把我们让进屋，在一张靠窗的八仙桌旁坐下，端上茶水后，他俩开始轻声叙说，两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一直谈到太阳西沉。那些陌生的往事提不起我的兴致，我无聊地望着窗外——天空越来越暗，晚风吹动浓密的树叶沙沙作响……

JN伯伯忽然停住话题问：”咯小囡有啥毛病啦？面孔哪能liao白？“我急忙转头，看到JN伯伯正忧虑地望着我。我知道，他是误会了。我的皮肤较白，在冷色光源的映照下，会显出清白色的病态，JN伯伯不是第一个误会的人。我急忙笑着解释，爸爸也笑了，”伊呒没啥毛病，就是皮肤白，像伊拉娘。“我暗笑JN伯伯，一个大男人居然这样敏感细致。

现在想起，如果我当时知道JN伯伯子女的状况，就不会笑了。妈妈说，JN伯伯的孩子身体都不好，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得了绝症，有一个已经离世。

我问：“JN伯伯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妈妈说：“JN的状况很不好。他和老伴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 一生经受过多次摧残的JN浑身是病，还要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

我问：“JN伯伯现在什么待遇？”

妈妈说：“JN的工龄从1950年算起，不能享受离休干部的医疗和其他待遇，看病也很困难。”

我问：“JN伯伯现在什么级别？”

妈妈说：“JN是科级退休干部，住房一室一厅。“

我不禁长叹……

尽管如此，历经磨难的JN伯伯依然顽强地活着！

妈妈说，2015年， JN和21万名抗战老战士一样，收到了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当那象征着正义和荣誉的纪念章交到JN手中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枚珍贵的纪念章，是他青春和热血的见证。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他勇敢地战斗过，没有怯懦！没有退缩！

……

见我听得入迷，妈妈说：“你还想听吗？”“当然想听了！”我扑到妈妈身边，摇着她的胳膊，“我可想听你以前的事儿了！”妈妈笑了，“那我就再给你讲一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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