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20，我们开车从上海出发，到山东宁阳是下午4点光景。跑了780多公里。站在公路边等我们的黄木江，一点也不像个上海人，活脱脱是个本地山东人。光头赤膊，穿条花哨的沙滩裤，晒得是墨黑。他是8月4日从上海过来的，已经住了半个多月。

老黄是到这里买蟋蟀的，行话就“收虫”。蟋蟀又叫蛐蛐、促织，上海人把蟋蟀叫做“趱织”的。我原来照猫画虎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写成“螊绩”。后见南宋宰相贾似道《促织经》有“虎丘人曰趱织者”，就改为现在的写法。

人们说的“花鸟鱼虫”，这“虫”就指的是蟋蟀。斗蟋这项古老而又基础广泛的竞技性体育民俗，在上海被称为“秋兴”，有清乾隆年间的竹枝词写道：“金凤花开玉露中，戏将纤指染深红。郎从北市桥边过，试买新雕蟋蟀笼。”

中国人玩蟋蟀历史悠久。在《诗经》的《国风·豳风·七月》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正如南宋宰相贾似道在他所著的世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里所说，“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于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也。”

对斗蟋的喜爱，一直延续至今。在上个世纪，上海还生产了两部蟋蟀题材的美术片，一部是1959年出品的《济公斗蟋蟀》，由中国美术片大师“万氏兄弟”中的万古蟾执导，改编《济公传》241回。另一部是1982年问世的《蛐蛐 》，取材《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写下情节曲折、意义深刻的《聊斋志异·促织》的蒲松龄，住在离这200多公里的淄博。今天的蟋蟀，已经不再是三百多年聊斋先生笔下的模样了。

在老上海，买蟋蟀要到鸟市。鸟市是春天卖鸟，到夏天就有蟋蟀盆等蟋蟀用品面市；一挨秋天，鸟市就转成了蟋蟀市场。当时的聚宝兴鸟店，曾卖出过一只价格100大洋的蟋蟀。原先，上海市郊的枫泾、七宝和崇明等地都出蟋蟀，可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发展，蟋蟀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水泥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每年从山东、湖南和湖北等地进入上海市场的蟋蟀100万，还不包括个人到外地自采部分。

透过路旁的树，看到墙上有条红字标语：宁阳蟋蟀霸五洲。宁阳属山东，因在宁山之南得名，置县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这里是始于秦汉、闻名天下的蟋蟀之乡，奉为贡品。宁阳的蟋蟀个大性烈、凶狠善斗，有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260多个品种，其中大黑青牙、蟹壳青、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黑头金赤和紫黄等品种古谱留名。在晚清秦子惠的《功虫录》中，有宁阳斗蟋黄麻头获“赐宫花披红巡各殿”，献蟋者朱钲抚获赐赤金百两的记载。

这里的虫狠且多；如老黄所说：“这里的早虫晚虫都有”。与老黄一块从上海来收虫的苏惠良强调：“龙形比较大，它的色容易区别：青、黄、紫、黑、白。不像河南的、安徽的、河北的虫，色很混。”

一方水土养一方虫。我们在宁阳蟋蟀研究院了解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农作物为蟋蟀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宁阳地处泰山山脉之南，境内有全国唯一倒流河——大汶河；属小盆地气候，夏季很热冬季很冷，季节分明。二是水土。当地水质很硬，泥土酸碱适度，钙含量特别高。三是宁阳为农业大县，农作物非常丰富且每年高产。

说到地杰蟋灵，宁阳蟋蟀研究院刘德强院长颇为自豪：“每年在全国各类比赛中，最后夺杯争冠的都是宁阳的。打到最后，都是宁阳的蟋蟀最为凶狠，或者最好最厉害。”

说到蟋蟀的厉害，常以蟋蟀大战公鸡说事，其中大书特书的是蟋蟀叮咬鸡冠的细节。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里，有“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更早这样的描写，出自《济公传》里。在当地，常见到上树上墙的鸡，甚至还有把鸡养在屋顶上的。难道这里的鸡，真的遗传了害怕蟋蟀的基因？！

本以为，上房上树的鸡是活肉，味道该不错；但吃了觉得不如上海的三黄鸡鲜，难怪当地的鸡多红烧而不见白斩鸡。

老黄老苏借住乡饮乡宫家村，一见这乡名，就觉得不寻常。此地古为鲁国，当地因盛行“乡饮酒礼”的周制仪礼而得名。不但乡名有渊源，村子也有来头；当地出蟋蟀之地有“南淡北宫”一说，“淡”是淡村，“宫”就是宫家村。

收虫宫家村，老黄今年已是连续第十五个年头了，老苏虽到此地的时间没他长，可到山东收虫也有二十年。到这来做蟋蟀生意的上海人不少，这个村就住了十来个。我们来到了一家上海人经常去吃饭的饭店。正好店家要去送菜，两个托盘，装满大盘的菜，有鸡有鱼，很是丰盛。说是上海人要的，我们就跟了过去。原来是今天刚到的上海人，与老房东吃第一顿饭。但他们婉拒了我们的采访。

到这的上海收虫者，可分三类：一是跑量的。前两天刚回沪的M，以每只一二元收了3000只，到上海七元左右出售，赚个三四块的差价；说就是死了一半也有赚的。他雇了当地人分装蟋蟀，也不用竹筒，而是把材质更轻的PVC管截成小段。用橡皮筋扎口，为了赶时间，就是把蟋蟀须扎住了也不管。二是小打小闹的，老黄老苏皆是。老苏在上海杨浦的岳州路市场有个摊位，老黄则是稳坐在家，老主顾自会打电话预约，上门来买。三是专收好的，在姚村夜市，见到叫“老孔”的上海人，他的吆喝就是一句“收大价钱”。在他身边站了二十多分钟，就看他收了两只200元的，一只500的。老黄他特别强调了一句：卖蛐蛐的人不斗蛐蛐的，不然别人要说闲话的。

宁阳的蟋蟀市场基本是全天候的。我们白天去了黑风口和泗店镇。黑风口这条蟋蟀街与乡饮乡政府所在的乡饮大街成T字型，在街一头有块大石头，镌刻着“黑风口蟋蟀市场”。这里被上海人叫作是“市级模子”，果然是来收虫的好车多，有宝马、奔驰、路虎开来开去，挂京、津、沪、皖、陕等外省车牌。

说起来，泗店出名更早，古镇建于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一进镇，蟋蟀文化扑面而来，这条街名为“蟋鸣街”，那厢边的灯箱更是气势磅礴：“蟋蟀古镇 蟀领中华”。此地有“中华蟋蟀文化的发祥地”之称，自宋朝至清，虫儿四代皆为贡品。

白天来市场兜售蟋蟀的，多是女性；男人捉了一夜的虫，都在家躺下息歇了。卖蟋蟀的，无论男女都提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筐，市场有卖，15元一个。筐约一本杂志大小，以粗铁丝为骨架，四边和盖都用聚丙烯打包带编织。里面放着蟋蟀罐，或三五个或十来个，多的是叠起几层。瓷罐都是白色的，铁皮盖却五花八门，多是黄色，也有用加多宝等饮料罐剪开制成。

到宁阳的第一天，路过姚村，集上无人。只有矮脚小方桌，还有不少学校一人坐的翻盖课桌。微风吹来，摊位上方的灯头来回晃着，没有灯泡，要到晚上才按上。每晚10点一过，姚村夜市就热闹起来了。5元租一个摊位，提供一桌一凳，就一市。有的想舒服些，自己买了躺椅；收市就寄放老乡家，可以寄到来年。

相比日市，夜市就要人气高多了。除了夜里凉快，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蟋蟀是从地里捉了直接上市。那个老孔常问一句“是今天捉的？”为什么要强调是今天的呢？

今天的是直接来自田里，而非今天的，就有可能是家养的白虫，即人工孵养的。真正的玩家是拒绝人工产品的。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一看蟋蟀的肚子，窄的是刚捉的，因为田里吃的少。而宽的是养过N日的，吃得腰圆。二是看蟋蟀的排泄物，吃庄稼和吃饲料毕竟不同。但看走眼也不是没有的。

“收大价钱”的老孔说八年没来这，已经收了两天，明去乐陵。他做生活路数清爽，自有一套程序。差的，开盖一看就挥手。稍上眼的，转罐换角度看。看后觉得有苗头的，就打草看牙，撩拨几下。合格的，就拿网捉到他的罐里，再放到一个iPhone 4大小的称上。有一只，显示屏跳出2058的数字。他说，只要过了2060就合格。见他是收大价钱的，送上的蟋蟀流水一般，四五小时就验了上千只。他的拒绝也是委婉的，笑着说：“降不住”。一伸手，夹下嘴角叼了有一会的烟。

 说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出现过一节电池换一只蟋蟀的交易方式；这样的物物交换是一去不复返了。

刘院长说，泗店镇南古城村的刘长海，2009年卖出4万2一条。这是他知晓的蟋蟀卖出最高价。那天在姚村夜市，老孔左边的摊位是来自天津的。租了两张桌，坐了5个人，身后停着一辆白色的路虎。其中一位天津人说，他上午收了个2万多，先前收了个4万的蟋蟀。

真是大有大的不幸。老黄说，有人出3万收了个虫，没想到，养了3天就死了。老黄他心里有杆秤，20到200块是合理的价。老苏认为这是正常和适合做生意的价格，但他又说：“我要看蟋蟀。如果蟋蟀好的话，千把块钱的一个我也敢收。”老黄今年收的最高的是160元，基本都是在几十元。有二三十的，也有五十、八十的。

这些年来，原来便宜的蟋蟀，价格是一路攀升。老黄说，在1992、93年是5毛、1元一条，去年难得看到1元、2元的，今年多是3元、5元。

老黄的观点是，“个人收蟋蟀是按照你个人的收入来的。因为有我们好多捉虫的、贩虫的、斗虫的这点虫友在这里，它的价位自然而然就抬高了。毕竟好虫子少，难得搞到一个好虫子的话，这个虫子价位现在是相当高的。你不拿有人拿，都在抢。”

我看到当地人开的最大价是2000元。在宫家村，一个在公路边兜售的农妇，带我们几个人走进她家；院门的土路上，停着辆咖啡色的宝马，挂着上海的牌照。我们在小院里看货，那个农妇从小屋里搬出好几趟罐子，阿汤和小孟都没中意。最后，她从正屋拿出一个；这回，小孟问价了，对方开价2千。没有成交，我们走出院子。门外，另一个农妇满脸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也听不懂说些什么。

外省每年来宁阳收蟋蟀的就有10万人。早在2006年，宁阳蟋蟀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杂技与竞技”。县广播电视局办公室的同志说，NHK专程来这拍过专题。

蟋蟀的价钱上去了，到这来收虫的开销也水涨船高。老黄刚来时，房租只有5元，现在成20元了。交给房东的搭伙费，一月200元。有时去饭店，菜便宜，大盘装的。

老黄老苏的作息表是先赶早市，到9点回村。然后在家整理蟋蟀，登记新买的，在罐子上贴上编号。给地下一排排收来的蟋蟀打扫罐里的垃圾，加水添玉米和黄瓜粒。在上海，我看到有喂自己配的全素食料；古人云：“鸡豆菱肉尽非宜，不及朝朝黄米饭”。在《促织经》里，荤养的有《赵九公养法》，“鳜鱼、茭肉、芦根虫、麻根虫、胡刺母虫、断节虫、跳虾虫、蚊虫、扁担虫，俱可喂之。”还有“鳗、鸡、鹅、蟹、鱼、虾，煮熟和饭喂之”的《王主簿养法》。

有时候，10点吃好早饭又到村边的公路去收。午饭会喝点酒，睡一会，然后去午市兜一圈。晚上9点多出发去姚村夜市，回家睡前再观察一下家里那些蟋蟀，特别是注意那些收的价钱大的。老黄说，“你吃得消，就没有白天黑夜的，早中晚二十四小时都可收虫。”他抽了口烟，“我是失业的，年年弄这个东西，靠这个。这里的生活很辛苦。这成为我的爱好。”

“到时候听不到这个蟋蟀（叫），也就睡不着觉了。这种叫声就像安眠曲一样的，睡得挺香挺实的。真的很好，真的是一种乐趣。”老苏的话，像个文艺青年。

    老黄住的西屋门外，靠墙石头搭起的条桌上，两个茶缸里放着牙刷牙膏，这个院里，就老黄老苏俩个刷牙。

孔令德家是宫家村西南巷88号，因在兄弟五人中排第二而被叫做“老二”，他是第一个引上海人来这收虫的。1982年，他到天津送虫，认识了一个上海朋友：“这么介绍来的朋友，每年都来找我，后来就越带越多。宁阳蟋蟀特别好，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济南都上这儿来，现在青岛都上这儿来收蛐蛐。”老二接着补充道，“还有安徽人。反正全国玩蟋蟀的，最少有百分之六、七十都到宁阳来，这是肯定的。”

原来开老二饭店当老板的他，89年关店做起了蟋蟀。在每年八九月的收虫季里，要到上海去个八九次，基本是一星期到上海卖一次蟋蟀。我们碰到他的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又要去上海，星期天返回，在上海待两天；他在那里有摊位。

宫家村一半人姓孔。这里南临孔子故里曲阜，只有25公里。说起先人，老二道：“孔子不玩蛐蛐。”而那个卖出4万多一只高价的古城村，住的是汉高祖后裔。

问起一年做蟋蟀的收入，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差不多3万多块钱。估计给宁阳每年都得一个两个亿。”

而刘院长给出的数字却不一样。蟋蟀研究院在人民会堂的后院，他是当我们面请示了县委宣传部后才开了口：“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形成了一个市场雏形。每年交易量都在递增，从一开始的蟋蟀单价5分钱1毛钱1只到现在几万元1只。价格在迅速地往上增长，整个的交易量也在扩张。客源来后的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总体估算了一下，整个宁阳加起来是3个亿，只多不少。这个蟋蟀产业是富裕老百姓，占到我们县五大产业当中应该排一排二的，县委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

刘院长还告诉我们，蟋蟀买卖是不收税的。老黄到湖北收虫，要花25元办张证。

老黄老苏的房东孔令荣是个幸福的捉蟋人，五十不到就有了孙女。坐在屋门口的他，耳朵里夹着老苏给的红双喜，抱着孩子，与我们聊着。他家有6亩地，一年种两茬，分别是玉米与小麦；副业主要就是捉蟋蟀这无本生意。村里有的人家，多种经营除了捉蟋蟀，还做粉皮，这是当地的特产。

孔令荣说，“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包括在外面打工的，都回来抓蛐蛐。（赚）七八千块钱吧。蟋蟀我们每年都抓。”

傍晚的玉米地，地尽头处的青纱帐上方，升腾起白茫茫的雾气，像道薄薄的纱缦。落日不像江南那般明艳，宛如咸鸭蛋黄外裹着层薄的蛋白。

我们跟他和村里的几个老乡，一起去捉蟋蟀。说是从“文革”时期的1972年开始，就有人在悄悄抓蟋蟀卖了。当地捉蟋蟀的被叫做“撬子手”。他们手里拿着的撬子，其实就是半截的梭镖红缨枪，用它来挖土。撬子手的打扮也是蛮有型的，多穿迷彩服，袖口和裤腿都用绳子系好，头戴矿灯，腰包里装满竹筒，用来装逮到的蟋蟀。当然，装备里是少不了电筒和捉蟋蟀的网兜。

地里的蟋蟀还真是不少，一到晚上，它们纷纷出土透气觅食，直到夜深下露水才重新钻入土里。孔令荣一不小心，一只刚刚捉到的蟋蟀，从手里跳到了地上，电筒一照，光圈里竟然有三只。

这块地就在村边，一直没捉过。现在都是先抓远处的、别人地里的，最后才到自己的地。对面那块地，还有人坐着小凳守着。

小小蟋蟀给宁阳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老苏感受最明显的就是宫家村的路，看它修过两次。从原来坑坑洼洼难走的泥耕路变成沥青路 。

老苏告诉我：“地方上面没钱，完全是靠蟋蟀带动的经济。家家户户带来很大的收益，毕竟这是地里蹦出来的，不要本钱的。他们能挣到额外的收入，帮他们脱贫致富了。”

要刘院长的原话，就是“领导认为富民就是富财政。农民、老百姓手里有钱了，我们财政也相当于有钱了。”

其实，山东有着一条自北往南的带状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其中有的地方因过度开发、滥捕滥捉而虫少虫次。
    回想七年前到宫村，老苏说“大的蟋蟀，行话叫三寸半到四寸的很常见，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他们这种逮蟋蟀的方式有点像毁灭性的，实际上对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破坏。因为抓不到好的，就抓的人少了，断断续续也有一点本地的大虫子开始出来了，但是数量还是少。”

不想重蹈覆辙的宁阳，已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使蟋蟀产业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刘院长说起将来的设想，“申请搞一个中华蟋蟀文化产业园，占地260亩。现在地已经通过相关手续跑好了，领导在积极地在招商，在和外地好多客商洽谈产业园的建设。”

宁阳每天到上海的长途有两班，一到周末，去上海的多是做蟋蟀生意的，票还是有些紧张的。这样的情形，要持续到九月下旬。

只是上午十点多，坐在大遮阳伞下的长途大巴售票员已把37张卧铺都卖完了，座位卖12张。托运的生意也同样火暴。有的上海人在当地，边收边运回上海；也有当地人代在上海的客户收购和托运。这样装蟋蟀的箱子，小的可装120到130罐。大的可装160罐。

车子向上海出发了，它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和幻想，它又将会上演一出出怎样的人生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