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上官子木

　　很多年以前曾经听过一种说法：上海是中国城市文明的天花板。作为北京人，我难免要想一个问题，首都北京为何当不上天花板？

这次上海疫情之后，上海的天花板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我又不禁想到，如今中国城市的天花板是否降格落到了北京头上。这两天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让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老北京居民重新认识了北京。

昨天傍晚，我经过家门口不远处的一条小马路，居然有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戴着红袖箍在路中央设关卡，要求所有车辆行人出示健康宝。我没理会，继续往前走，在我一个文明人的概念里，公共马路是所有行人都能自由行走的地方。

然而，老头追了上来，要求我手机扫码。我注意到他穿了一身保安的制服，北京的老百姓管这类人叫“黑皮”。其实，在北京干保安的都是外地来京的农民工。我对老黑皮说，这是马路，不是单位也不是居民区，你有什么资格要求行人出示健康宝？老黑皮说，这是社区要求的。我说你有文字的政府文件吗？老黑皮说，那你可以去问社区。我心想，跟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工也没啥道理可讲。当时已经超过了上班时间，去社区办事处也找不到人。于是我打电话１２３４５，结果发现如今的市民热线已经没有人工服务了。

有个过路的熟人告诉我，那条小马路设关卡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大家都熟视无睹并顺从地听命黑皮的指挥。我觉得很悲哀，人们把一件违法的事看得很正常，无形中却把遵纪守法变成了异常。

到了今天，我在上班时间给那个社区的上级也就是我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又给街道办事处的上级西城区政府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我只得继续打１２３４５，依然是机器人接线员：弹窗问题请按１，就医问题请按２，其它请按３。我按３之后，还是机器人接线员的声音：请关注公众号，请谅解，再见！

投诉无门之后，我决定放弃，尽管我很想与非法行为作斗争，也深知，如果任凭一些人践踏法律会导致我们离文明社会越来越远。但是，投诉这事的时间成本太高。那条小马路我只要不去了，这路霸设障的事就算眼不见心净了。无奈中的我不由地想到，总有人说中国人具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麻木不仁的国民性，但实际上，不麻木的个体面对铜墙铁壁是无能为力的。

又到了傍晚，听家里人说，白天经过那条路并没有看到关卡。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我决定去调查一下，以便给我写的故事安排一个美好的结尾。

我很自信地走向那条小马路，认定今天的结果一定会比昨天好。然而，令我非常意外的是，不但那个关卡依然在，不但那个老黑皮依然在，还额外增加了三个年轻的壮汉。那一瞬间，我心里还在幻想，年轻人应该是有文化的，也应该是懂点法的。所以，当一个壮汉要求我扫码的时候，我很镇静地发问：你们在马路上随意设关卡，有没有政府的文件？对方二话没说，上来就拽我的胳膊。我立刻不镇定了，这显然是遇到土匪恶霸了，咱可不能吃眼前亏，赶紧跑吧！

跑到了安全地带，我人身是安全了，心里却很不安，违法者能这么肆无忌惮，这还有王法吗？！居然是在北京，而且西城还是北京的城中城，是北京各大部委的所在地，也是北京的文教中心。虽然没抱多大希望，但我还是打了１１０报警，对方听了我的报警内容，把电话转给了派出所。民警听完我的叙述，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跟疫情有关的事他们管不了。

人家把话说到这里，我其实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想跟这位身在司法体制内的民警讨论一下法律问题。我是明知故问：社区只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他们有权力在马路上设置关卡吗？没想到对方的回答居然是：疫情期间他们有权力这样做。我只好耐心地讲大道理：不能打着疫情的名目做违法的事，国家有明文规定，只有政府的相关机构才有执法的权力。而且，执法者如不出具政府的文字法令，公民有权不配合！这民警估计是不知如何回答，直接把电话放下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用微信简述给一个同事，对方因为不太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北京西城，追问了我一句：你说的这事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亲历过这件事之后，我对北京的法治水平很担忧。更担忧的是，如果北京是中国的天花板，那地板会是什么样？

（写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７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