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使武汉沦陷后，作为北京人的我，最初的日子都是在天天关心武汉人的命运，陪着武汉人流泪中度过的。在数不尽的悲情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70岁的武汉透析病人，因无处透析而自杀身亡。之所以感触深，是因为我家也有透析的老人，深知停止透析就意味着死亡。让我想不到的是，没过多少天，疫情飘来的一粒沙，变成了我家的一座山。

2月21日这一天，已经有十几天没出门的我，躺在家中养病。平时血压正常的我，最近半个多月高压时常升到160多，疫情期间也不敢去医院看病，何况我居住的地区属于北京市的疫情重灾区，被北京人戏称为北京地区的“小武汉”。

下午4点半，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院长紧急通知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养老院要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老人只要出了养老院的大门就不能再回来。所以，明天早晨你家老人去医院透析之后，就不许再回养老院了！”

这突如其来的最后通牒，令我慌乱不已。不过听到院长说，养老院可以派出一名员工做一对一的护理，连三顿饭都可以送。我顿时觉得轻松不少，但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对院长说：“咱们还是先定个合同吧，以保证你们真能出人。”对方的回答可谓气壮山河：“你放心！我们绝对会派人，万一没人，我亲自来服侍你家老人！”显然，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家离养老院较近的酒店。但这无疑是一个大难题，疫情期间，酒店、宾馆几乎都关门了。

遇到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我首先想到的是找组织。既然“上级领导”认为我们家老人是疫情中的危险因素，那总应该有所安排吧？养老院的上级是民政局，我赶紧给北京市民政局打电话。我在电话中首先核实了一个信息，即民政局确实对养老院下达了严格封闭式管理的指示：只要老人走出养老院就不准再回来。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导我：“你家老人经常上医院透析，比较危险。疫情当前，希望你们家属能理解。”我说，当然可以理解，只是你们下达了这个指示之后，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吗？譬如，把老人安排到指定酒店？不料，民政局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还是希望你们家属自己解决。”我听了立刻就急了：这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吗？！对方说：“你再继续说下去，你的问题我就没时间向领导汇报了。”这时我看表，已经差5分钟5点了，赶紧放下电话。

眼看人家就要下班了，我找组织的结果还只是处于“请示领导”阶段。我意识到，今天绝对不可能指望“组织”帮我们找酒店了。那么我该求助谁呢？猛然想起，电视里大力宣传的：老百姓有困难请打电话找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我拨了整整12遍，才打通了12345，先介绍了自家老人的情况，然后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希望政府帮助找酒店。对方只是说帮我们向上反映，别的什么都没说。我也马上反应过来，人家只是个接线员，能说什么？！我可以想象得到，电话热线的后续工作肯定是先汇报，再调查，然后才是反馈，这么遥远的水注定是解不了我家眼前的近渴。实际上，我当时还是想得太美好了，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反馈，这条所谓的市民热线不仅仅是遥远，而且根本就没有解渴的水！

打完这两通电话，我当即两眼发黑，双腿发软，头也胀痛起来，估计血压都飙到170了。尽管如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作为我家老人唯一的子女，再难我也要冲锋陷阵。冷静地想了想，既然靠不上组织，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先在网上搜索附近的酒店，然后挨个打电话。多数店都不开张，营业的一共有三家，其中两家没有电梯，只剩下唯一的选择是M宾馆，我马上前往这家宾馆考察。别看是非星级的普通宾馆，开口就是500元一天。讨价之后的结果是，10天以内每天420元，超过10天则每天500元。虽说价格高出了我的预期，但这家宾馆最大的优点是离养老院比较近。

在M宾馆看房间的过程中，我又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院长告诉我，她问过了所有的护理员，没人愿意接我家这个活儿，希望我们自己解决老人的护理问题。我听了心中更加沉重，但并不觉得意外，跟不靠谱的人打交道，终归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养老院变卦，意味着我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护工。我家老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透析病人，需要比较专业的护工。

离开M宾馆已经是晚上8点多，回到自家楼门口看到了门卫，他本人就是外地来京打工者，认识不少做保姆、护工的人。我只是问了他一句：能否帮我找到照顾老人的护工？我根本就没提人住哪儿，可对方却马上警告我，无论是老人还是护工都不能住进我们这座宿舍楼！然后又告诉我，现在哪儿都找不到人，无论是保姆还是护工。

说实在的，由于我的住处只有52平米的居住面积，而且轮椅进不了门，所以我并没有安置老人入住的打算。但猛然间却发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即使我的房子有152平米且轮椅能自由出入，我家的老人乃至护工连楼门都进不来。因为我居住的小区早早就实行了封闭管理，每户人家只给两张出入证。

此时我的焦虑无疑是多重的，一想到宾馆的那个价位，我就感到经济压力山大。当晚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给以前认识的房屋中介公司的人打电话，提出短期租房要求。对方回应，先看看是否有符合我家要求的房源，明天给我消息。

然后，我通过电话、微信把以前用过的护工逐个问了一遍。结果是，多数已经回老家过年而现在都被堵在老家的村里出不来；少数留在北京的护工目前手头都有活儿。无奈中，我漫无边际地上网查看相关的雇工信息。待到午夜时分，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临睡前，想起还没有把这么大的变故告知老父亲，赶紧写了长长的微信。我知道老人家心眼窄，爱生气，担心他会因此想不开，先是轻描淡写地简述了事情的原委，再特意嘱咐老人不要生养老院的气，毕竟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最后列了一个重要小物品清单，提醒老人早晨出门时都带上。因为他这一出来，就不能再回去了。

虽然很累，却一夜无眠。平时我是属于特别能睡长觉的人，但只要有愁事，就会失眠。

2月22日早晨，我家老人由女婿送往医院去透析。

中午之前，我除了继续忙着找护工，还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是联系房屋中介，问租房信息，得知有三处房源，但有电梯的只有一处。这意味着，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唯一的房源是60平米，月租金是8千多，而我的心理价位只有6千多。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家这平白无故的经济负担，应该由谁承担？于是，我第二次给民政局打电话。

接电话的还是上次的Q先生。我的诉求是，我家老人与养老院是有合同关系的，现在我家老人没有任何过错却被赶出养老院，那么养老院是违约方。鉴于养老院的违约是出于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么民政局作为下达命令的政府部门，是否应该代替养老院赔付我家违约金？看我这诉求，逻辑关系清晰明了，对方一句反驳都说不出来。官场上的人是善于打太极的，只听Q先生说：现在的情况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确实不知该怎么办，如何解决还是要请示领导。

中午12点多，我家老人透析回来，被我安排住进了M宾馆。平时脑子很好使且话很多的老人，一直阴沉着脸，不说话。等他终于开口了，我听到的是：“不透析了！死就死吧！已经活了90多岁了。”看来，他老人家这是想不开了。我知道老人家一直很惜命，现在这是因为气愤，也是因为绝望。我替老爷子难过，也深知高龄老人即使有人相助也活得很艰难，更何况无助之时！但此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宽慰老人，我要忙着帮他找护工。

到了下午，依靠以前相识的护工介绍，好不容易有了一位应聘者，可是却在最后一分钟改了主意，说这工作太危险，家里人不同意。我当然不能勉强人家，但他这么一折腾又耽误了我不少时间。还算我们运气好，在傍晚时分，终于有位应聘的护工露面了。在管吃管住的前提上，他开价8千。这样的价位显然远远高于以往的护工价格，但我没犹豫就答应了，眼下的护工毕竟是物以稀为贵。

有了护工，我能抽身了，赶紧给房屋中介的人打电话，提出要去看房。不料，对方说，那房没法看了，因为小区封闭管理，没有出入证，根本进不去！这消息意味着，只要是封闭管理的小区，都不可能看房了。而我们这一带，已经不存在能自由出入的小区了。

晚上，养老院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我像看到了救星一样，问社区能帮我们什么忙？可对方说，社区没能力帮忙，她给我打电话并不代表社区，只是代表个人，因为她认识我家老人。她只是想问问情况，看她个人能帮什么忙。尽管我知道个人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感动得泪流满面。虽说只是精神安慰，可毕竟也是安慰呀！

紧接着，养老院的院长来电话了。先问候了几句，然后就向我表决心，说等疫情结束以后，一定加倍对我家老人好，要像对待自己亲爹一样！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她伤心地痛哭起来，说自己只是一个打工者，让我手下留情。这时我猜到了，她显然是受到了某级领导的批评，并与我给上级部门打电话有关。我赶紧解释，我打电话只是想让政府帮着找酒店以及申请经济赔偿，并没有涉及养老院。女院长听后说了一句很现实的话：“上面的所有压力都会集中到底层。”我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人，此时，只觉得谁都不容易！

接完了这两通长长的电话，我继续给房屋中介的人打电话，建议对方在我自己所在的小区找房源，这样可以用我已有的出入证去看房，我为自己的灵机一动感到得意。居然还真有合适的房源，商量的结果是，明天下午看房，就在我自己所在的小区。

2月23日早晨，我的美梦被电话铃声打破。一大早M宾馆的前台来电话，说有人举报，我家老人是从有疫情的F医院逃出来的病人！我苦笑着认真解释，我家老人是被养老院赶出来的而不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电话放下没过几分钟，宾馆的前台又来电话，说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我们出具老人的三份证明，包括养老院、社区以及医院的证明。

我赶紧打电话给养老院的院长和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至于已经被封闭管理的医院，我知道没法开证明，因为在老人不透析的日子，我们根本迈不进医院的大门。养老院最简单，立即就开出了证明。社区也说开证明没问题，但不知证明什么？我说你们直接问M宾馆吧。等社区的人问清了需要证明的内容并由此询问我时，真是令我哭笑不得，需要证明的内容居然多到能写一份数千字的调查报告！令我不解的是，有合法证件的市民为何不能住宾馆？

中午11点多，社区的长篇证明还没有写出来，M宾馆前台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被上级批评了，要停业整顿，限我们下午两点前必须走人！没办法，有关出租房的事我肯定是没时间办理了，需要先去养老院拿出老人的各种生活用品。我赶在下午2点之前，将我家老人推出了M宾馆。只见宾馆的大门口站着两位该地段的社区工作人员，她们是专门过来监督我家老人离开宾馆的。这境遇让我不胜感叹：作为北京合法居民的老人，怎会被ZF各级组织追缉得犹如越YU逃FAN？而当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会哪级组织都看不到影儿？

时间实在太紧迫了，我们唯一可选择的是让老人回到自己那没电梯的老宅。由于这栋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我们只能靠人力把老人抬上楼。显而易见，每周三次去医院透析，把高龄老人抬上抬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们雇到的是男护工。真是想不到，在我家老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哪级组织都靠不上，最后依靠的却是被市ZF极力驱赶的DI DUAN人口。

有一个逻辑问题，刚开始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民政局认定我家老人是疫情中的危险因素，为何只是赶出养老院，而不是找家酒店进行隔离呢？既然是出于防疫的考虑，为何只是怕影响养老院的50多名老人，却不怕影响居民楼乃至整个小区里的成百上千的居民呢？我想了整整三天，才突然恍然：养老院是归民政局管，一旦养老院出事，相关的民政部门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居民区里的居民楼不属于民政局的管辖范围，所以居民区里即使有再多的人被感染，也不会影响民政局官员的仕途。

总之，由于我们ZF的各个部门，下级的官位是由上级决定的，所以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做事只对上级负责，最终导致了没有哪一级组织的管理者会真心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并为民众解决实际困难。结尾选用我最欣赏的一句名言：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唯一的标准是看其对待弱势人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