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携手共赴国难—（今山东省肥城市）尹辉、刘振英烈士的故事

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07-24 来源：机关党委

在肥城市老城街道李屯村，至今传诵着革命烈士尹辉、刘振英夫妇志同道合、共赴国难的悲壮故事。

丈夫尹辉，原名尹茂祚，1918年生于肥城县第一区李屯村（今属肥城市老城街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担任中共肥城县北五区（今肥城市王瓜店街道泰临公路以北辖区）区委书记。妻子刘振英，牺牲前担任肥城县北五区妇救会主任。她出身县城一个富足开明士绅家庭，父亲刘继河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中共特别党员，胞兄刘钊是中共早期党员。刘振英在父兄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尹辉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32年考入肥城县第一高等小学，1934年以优异成绩被肥城县师范讲习所录取。在讲习所求学期间，尹辉关心国事，追求进步，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肥城五区东大封村（今属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前街小学任教。这时的华夏上空阴云密布，日本军国主义继1931年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于1935年策动了华北事变，侵华野心日益膨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胸怀报国大志的尹辉坐不住，于1937年5月不顾父母和同事们的再三劝阻，毅然辞去教职，考入山东省军官教练养成所，刻苦学习军事，企盼有朝一日驰骋疆场、保家卫国。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挑起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学校被迫停课，在校学生临时编成三路军政训处战地服务团，分赴各县进行战地服务，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尹辉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二大队三中队，先后到鲁北的禹城、平原、商河、临邑等县开展战地宣传服务。1937年12月下，日军的铁蹄践踏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省会城市济南随即沦陷。战地服务团撤至徐州后被当局遣散，尹辉的从军报国梦从此破裂，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再抱有希望。1938年初，正当赋闲在家的尹辉忧郁苦闷之际，他的内兄共产党员刘钊来访，给妹夫和妹妹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参加中共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刘钊的一席话，使尹辉夫妇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爽快地答应一起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体弱多病的母亲得知儿子儿媳就要离家抗战的消息，忧心忡忡地说：“孩子，娘知道你们出去打鬼子是好事，撇下我们老两口没什么，可总不能撇下你们的两个孩子呀！”尹辉耐心地劝慰母亲：“娘，您二老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也舍不得撇下你们。可眼下日本鬼子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不把侵略者赶走，能有安稳日子过吗！”母亲缓和了口气，退让了一步：“你去打鬼子娘没意见，可振英得留下。她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在外边跑可受不了。再说，孩子和家里也离不开她。”刘振英笑着对婆母说：“娘，俺能行，眼下打鬼子正是用人的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等打跑了日本鬼子，俺一定加倍孝顺您。”这时，父亲站出来帮腔助阵：“孩子他娘，既然孩子们都商量好了，你就让他们去吧，家里的事还有我呢。”母亲听父亲也这么说，不再强行挽留。从此，尹辉夫妇踏上了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征程，在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冬，肥城县教育救国会成立，尹辉任救国会宣传部部长。1940年，尹辉调任北五区区委组织干事，刘振英担任北五区妇救会主任。这个时期，日伪军气焰嚣张，抗日形势趋于恶化。尹辉夫妇不惧艰险，日夜奔忙，顾不上照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数月见不上亲人一面。而此时的家中也度日如年，倍加煎熬。因为家乡李家屯距日军驻肥城县城大本营近在咫尺，日伪军三天两头到尹辉家中搜查，抓不到人就对尹辉的父母威胁恫吓、敲诈勒索，经常闹得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尹辉的父母整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1940年初的一个晚上，尹辉有事路过李家屯，忍不住对父母和孩子的思念牵挂之情，借助夜色的掩护悄悄潜回家中。当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看见昼思夜想的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激动的老泪纵横、话不成声。两个孩子听到爸爸的声音，从被窝里跳起来，双双扑进尹辉的怀抱。幼小的儿子扯着父亲的衣襟说：“大大，俺娘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尹辉强忍着泪水，安慰儿子说：“乖孩子，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你娘过几天就来看你们姐弟俩……”

这时，尹辉听到屋顶有响动，立时警觉起来，将油灯吹灭，从门缝里瞅见院内晃动着几个模糊人影。原来，伪军小队长韩玉彪率领汉奸前来偷袭，发现屋里有亮光，随即指使喽啰们将屋子包围，同时派人爬上了屋顶，占据了制高点。尹辉见情况危急，拔出手枪准备战斗。父亲慌忙催促儿子：“你快走，不要管俺。”尹辉望着惊恐不安的老人和孩子，镇定地说：“大大、娘，有我在，你们不用怕。”母亲上前推了儿子一把：“傻孩子，快走！他们抓不到你，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尹辉洒泪辞别父母，闪电般夺门而出，就地一个翻滚，风一样冲出院子。待敌人发现时，尹辉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汉奸小队长韩玉彪没抓住尹辉，气急败坏吼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找那两个老家伙算账去！”说着带人闯入屋内，将尹辉的父亲抓进了县城，并将尹家砸了个稀巴烂。尹辉的母亲经不住这么沉重的打击，从此一病不起。这时，尹辉的幼女又患上了麻疹，因无人照料，得不到医治，病情日益加重。尹辉夫妇知道母亲和孩子病得厉害，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无法回家看望施救。不久，尹辉的母亲和女儿相继衔恨病逝，家里只剩不满两周岁的儿子，靠左邻右舍偷偷照看着。噩耗传来，尹辉夫妇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但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将巨大的痛苦压在心底，坚守在工作岗位，默默地为党工作。后来，尹辉的父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逃出虎口，儿子也被党组织从家中接了出来，寄养在黑牛山村（今属肥城市桃园镇）“堡垒户”顾宪武家中。

1941年3月，日军推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斗争形势愈加严峻。这时，尹辉临危受命，担任了北五区区委书记。同年7月15日晚，尹辉的爱人刘振英和部分区干部前住南尚里村（今属肥城市新城街道）开展工作，拂晓时被前来“扫荡”的日伪军包围。刘振英冲出包围圈后，突然想起自己的工作笔记本没有藏好，担心被敌人发现，便不顾一切地转身返回，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尹辉听到妻子牺牲的消息后如雷轰顶、悲痛欲绝，心里发誓：“振英，好样的！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擦干眼泪，面对同志们发誓：“请大家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1941年7月，日军纠集1万余日伪军对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中共肥城县委根据上级“精干隐蔽，大部转移，小部坚持”的斗争方针，决定把大部分县、区干部转移到黄河西，只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敌后斗争。县委考虑到尹辉家庭连遭不幸的情况，决定让他转移，但尹辉坚决不肯，请求留下坚持斗争。

1942年1月30日，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尹辉带领区小队6名队员由东里村出发，悄悄绕过敌人的据点和岗哨，到张家屋村一带开展工作。黎明时，他们来到张家屋村附近的一座小山，躲进半山腰一间石屋短暂休息。尹辉同样又困又乏，很想睡一觉，但为了大家的安全，他一直坚守在石屋旁边，为大家站岗放哨。天亮时，尹辉突然发现山脚下涌动着几十个伪军，正朝石屋方向扑来，于是紧急叫醒大家，准备转移。这时，敌人近在眼前，已经来不及行动了。尹辉当即决定单独引开敌人，为同志们脱险创造条件。他向战友交代了一番，手枪往腰里一插，顺手扛起一捆秫秸，大摇大摆地向西走去。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发现，大喊大叫着追上来。尹辉见敌人上了钩，便加快了脚步。敌人一边开枪示警，一边穷追不舍。尹辉扔下秫秸，飞也似的狂奔不止。石屋藏身的同志趁机迅速撤离、全身而退。尹辉倚仗地形熟悉，三转两拐，把敌人甩掉后藏进一个隐秘山洞。敌人在山上折腾了半天，没有发现尹辉的蛛丝马迹，便垂头丧气地下山去了。

尹辉在山洞一直躲到天黑，才悄悄下山在张家屋村与同志们会合，连夜召开抗日群团组织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了县委关于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粉碎日伪“扫荡”、携手共渡难关的指示。散会时东方已经破晓，尹辉等人正要离开，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岗哨前来报告，五区伪区长王乐海带领一个中队的汉奸已经抵达村头，情况万分紧急。尹辉处乱不惊，临危不慌，一面安排与会人员分散隐蔽，一面组织区小队边打边撤，将敌人引向村东的小寨山。敌人见区小队上了山，便将小寨山包围。天渐亮，敌人开始向山上进攻，接近山顶时，尹辉一声令下，隐蔽在岩石后面的区小队一齐向敌人开火，顿时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众伪军刚退至半山腰，就被后面督战的王乐海逼了回来，疯狂向山顶猛冲。尹辉组织密集火力，再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区小队经过两次反击，所剩子弹已经不多，尹辉一面指挥同志们交替掩护后撤，一面发挥自己枪法精准的优势，利用仅有的几颗子弹阻击敌人，连续撂倒了数名汉奸。战斗中，尹辉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之中。同志们见尹辉身负重伤，纷纷跑上前来，争着背他一块转移。尹辉示意大家放手，缓缓地从怀里掏出染了鲜血的600元钱，吃力地说：“这是我们的活动经费，连同我的匣枪，请你们交给组织。我不行了，你们赶快……”话没说完，便停止了呼吸，年仅24岁。同志们含着悲愤的眼泪掩藏了他的遗体，怒吼着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

尹辉、刘振英夫妇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他们以身报国的献身精神，永远鼓舞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

（根据《泰安先驱》第三集载杜宪河、司家辰、张建设文章及有关资料改写）

（赵学法）

文章来源：《泰安英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