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秦，蒙自（今云南省蒙自市）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科举人。清雍正五年任台湾监察御史，清康熙年间任台湾巡按。

《云南通志》卷二十下记载：

尹秦【防自人太仆寺少卿】

《福建通志》卷二十七记载：

台湾监察御史 尹秦【蒙自人解元雍正五年任】

《淡水厅志·卷十五》（上）(1871)记载：

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台湾田粮利弊疏（雍正五年） 尹秦

窃查台湾全郡，尽属沙壤，地气长升不降。所有平原，总名草地。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其所开田园，总以甲计。每田一甲，约抵内地之田十一亩有零。郑氏当日，分上、中、下三则取租。开台之后，地方有司即照租征粮；而业户以租交粮，致无余粒。势不得不将成熟之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竟倍于报垦之数。臣等细访，向来任其欺隐不行清查之故，则其说有五：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此其说一也。台湾沙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田园冲为涧壑；而流沙壅积，熟田亦变荒壤。若非以多报少，将何补苴亏缺：此其说二也。台地依山临海，所有田园，并无堤岸保障。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咸味尽去之后，方可耕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此其说三也。台郡土脉炎热，不宜用肥，两三年后，力薄寡收，便须荒弃两年，然后耕种。若非以多报少，焉能转换办公：此其说四也。佃丁系漳、泉、潮、惠、客民，因贪地宽，可以私垦，故冒险渡台。设使按亩清查，以租作粮，伊等力不能支，势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园荒废，额赋虚悬：此其说五也。夫田粮之欺隐若此，其所以致此欺隐而难以清厘者又若此，宜作何变通，以除欺隐之弊？海疆重大，与内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轻议。谨据实奏请圣裁。

至于北路彰化一带，县系新设，地稍偏远；臣等见多未辟之土，亦宜召民开垦。案查淡水同知王汧曾经具详称：北路虎尾溪以上闲原宽旷，其召民开垦之法：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十夫连环互保，定限三年，比照内地粮额起科。再如熟番场地，向有奸棍认饷包垦，久假不归之弊。若任其日被侵削，番众无业可依，必至退处山内，渐渐变为生番。宜令大社留给水旱地三百甲，号为社田，以为社番耕种收猎之所，各立界牌。将田场甲数四至刊载全书，使日后势豪不得侵占。其余草地，悉行召垦；并限三年起科。臣等细加寻绎，事属当行。惟召垦农民，似宜照臣等前折所陈，亦令归庄并田，务使匪类奸徒，无处托足，以靖盗源。

清康熙时期尹秦书写蒙自县的南湖诗作《南湖夜月》

南湖秋水碧连天，

水漾银蟾分外圆。

讲罢依阑闲纵目，

恍疑人在斗牛边。

《施琅统一台湾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陈梧桐 古籍 2016-06-18），记载：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将郑氏官兵和部分原籍漳、泉的百姓遣回原籍，总数当以十万计。据台湾首任知府蒋毓英所撰《台湾府志》的记载，当时台湾只剩民口30229人，番口8108人，另有澎湖民口546人，加上水陆军队1万人，总计约五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显然偏低，但却反映了台湾人口锐减的状况。由于“人去业荒”[10]，清朝官府政令所及仅限于台湾县而已。凤山县因“土地寥旷，文武职官多侨居府治”[11]；诸罗县也“以民少番多，距郡辽远，县署、北路参将营皆在开化里佳里兴，离县治南八十里”[12]。因此，台湾府县官员无不积极招揽大陆移民，入台垦殖。尽管当时清廷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严格限制大陆移民入台，规定大陆人口渡台须请领照单，经台厦兵备道稽查，再经台湾海防同知验可，始许放行；渡台港口，只限厦门一处；渡台之人，不得携带家眷。但当时台湾人口稀少，大片荒地亟待开发，谋生较易，大陆沿海人多地少，生计维艰，不少人便通过非法途径，偷渡入台。正如巡台御史尹秦所言：“(台湾)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贪地宽，可以私垦，故冒险渡台。”闽粤沿海和台湾港湾众多，不少船户客头为了牟利，都暗中偷载私客渡台。就连清军的官兵，也常参与偷渡活动，用兵船运载私客入台。到康熙末年，出现了一股大陆移民入台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