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砸灵堂 勇妇护丈夫（山东日照尹氏相关）----北大园连载

2020-10-04日照刘春香

我的祖父是1926年8月去世的。在我曾祖母和大祖父去世后，他是“北大园”地位最高的主人，再加上他曾是涛雒镇上最大商铺“裕源”号的大掌柜，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他去世的丧礼规格相对要高些。

在家人的意向中，“北大园”虽算不上大户人家，但在周边乡里间也应是富有人家；再说他的后代子侄也出了几个知名人物，如：尹景伊是五卅惨案的烈士，在青岛工作的尹莘农是知名医生、市立医院的院长，尹朴斋是《青岛时报》的社长。只为显示一下身份和门第，也应对丧礼的规模有所讲究。

此时，许多在外地工作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都赶回来参加葬礼，本县内有关系的商号以及商界的好友都送来凭吊挽联、挽幛或葬仪礼品等。那时没有“遗体告别”的程序，只是将逝者的遗体放进棺木中，安放在正堂屋里，设为灵堂，挂起灵帐，另外制作一个木质的逝者灵位，摆放在灵前供桌的正当中，供桌上摆放着各种祭品。

从大门口到灵堂的过道，用苇席围起，悬挂着前来悼念者送的挽幛和挽联，还聘请几个乡间乐师，吹奏葬丧曲子。凡是直系子女，孝子贤孙们，都要身穿白孝服，头缠白孝巾，腰间束白孝带，一身素白，跪在灵前，等待悼念者到来拜祭。凡来悼念者都要赠一件可套身而穿的白袍子，以备悼念时穿着。灵堂前一派肃静庄严的气氛，偶尔听到女眷属的阵阵哭声，增加了哀思之情。

在这种严肃而又充溢着悲情的场合下，一件意想不到而极为恶劣的暴力行为发生了。正当丧礼进行中，大约有5、6个外乡暴徒，手持棍棒、扁担，闯了进来，一路把挂有挽联的围帐统统推倒，口中高喊“尹镇东，你这个小子，快出来！”一直打进灵堂。

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把在场的人都搞懵了。当时跪在灵前的孝子四人，即我父亲、二叔尹莘农、三叔尹朴斋、四叔尹镇东，都腾地站了起来。我三叔首先被一个暴徒，用扁担一下子打倒在地，在此关键时刻，突然间我三婶从女眷中迅速跑出来，伸出双臂全身伏在三叔身上，把他保护起来，并高喊：“这是我的男人，不要打他，我姓牟!”或许是“我姓牟”这三个字中的“牟”字有点威胁力，把这些闯进来的暴徒给镇住了。

只听到其中一个暴徒，可能是领头人喊道：“打错了，不要打女眷，赶快去抓住尹镇东”。在这短暂的瞬间，我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弟弟迅速逃出，躲了起来，暴徒们找不到人，将室内所有吊唁物品打得粉碎，退出灵堂，向村外北方逃去。

此时，来参加丧礼的同族人，看到这一情况，认为举办丧事是哀思逝去祖先的大礼，砸灵堂是对尹氏家族的奇耻大辱，满腔愤怒。为报复这种行径，便在村内召唤了许多青年人手持棍棒赶来，准备追赶，打一场义仗。

激情之下，如果爆发一场民间械斗，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在场的家人中，已无男人，全为女眷，能够出面说话的只有我的祖母，她又是逝者的遗孀，她的话是很有权威和效果的。我的这位祖母本是位很有主见，识大体、明大义的妇女，那种场合下她有很强的克制力，头脑冷静地劝告说：“这事只能由官府处理，待男人们回来再说吧。”让那些准备打仗的青年人各自回家去。这样，由于她的阻断，使得一场可能发生的械斗悲剧中止了。这实在是了不起、明智的决断。

打砸灵堂暴力事件之后，由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会同家族中长辈大佬商议后，决定向县政府提出诉讼，由我二叔尹莘农出面，借他的社会地位，直面县长，诉说案情。

其实案情非常简单，不需做复杂调查，案件的起因是由我四叔的婚姻问题引发。我四叔本身一个很重夫妻情感的人，但他很不幸，一生有五次婚姻，前两次都是因女方早逝，也没有生育孩子。第三次是娶了丁氏家族的一个患有精神忧郁症的姑娘，没有得到过家人的亲情关照，结婚后夫妻关系融洽，形影不离，女方的依赖心重，有一次我四叔外出办事，彻夜未归未及说明，妻子怀疑起来，一时病情发作，自缢身亡。这对四叔的打击很大，他性情变得乖僻，不甚合群。

第四次婚姻又娶了县内安氏家族的姑娘，可能为弥补情感缺口，对这个新妇钟爱有加。不知道什么渠道传来信息，对这位新娶进家门的媳妇有些风言风语，先在女眷中流传开来，后为我祖父所知。主要是说其在家做姑娘时已有意中人，后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迫嫁来尹家，心有不甘，郁郁寡欢，难得融入新家庭。这样就引起我祖父的反感，日久天长，在一个大家庭里一起生活很难融洽。

祖父后来责令四叔携其妻子安氏搬出“北大园”，另分给田地及房产，让他们独立生活。四叔与安氏已育有一子，与我同龄。四叔对这种类似被逐出家门的惩罚很不满意，进行了抵制，吵闹一场，但祖父的传统礼教思想太深，固守己见，坚决不肯接受安氏留在家门中。并罚我四叔跪在祖父床前甚久，甚至责骂他只看重老婆，没有男子汉骨气。最后四叔只好屈从，两人带着儿子离开“北大园”。

若依照现代的婚姻观点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我四婶因为处在那个时代，又生活在那个固守封建道德礼仪的老人身边，才遭此磨难。礼教经典著作《礼记》中载：“子其宜其妻，父母不悦，出”，正是这种情况。相反，在下一代中，我有一位同父异母的二姐，同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经亲戚说媒，她自愿嫁给一个安氏家族的纨绔子弟结婚。没有受到我父亲和其他叔叔们的干预。这种差异可能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社会风尚有所进步所致。

我父亲16岁时早婚，随即外出行商，所生的两个女儿，都由祖母及其叔叔们教养成人。祖父故去，叔叔们已不像祖父那样固守封建礼教而不化了。虽然这个安氏子弟游手好闲，将祖辈的遗产吃光用完，家徒四壁，我二姐仍然与其相处泰然，并未发生变故。而且因穷得福，适逢暴力土改，家庭成分划为贫下中农，躲过了一场灭顶的灾难。但他们仍然穷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好弃家走出，远去黑龙江讷河闯关东谋生活了。

我二姐不离不弃地跟着丈夫吃苦受罪，毫无怨言，和谐共处一生。在自家两代妇女的婚姻问题上，可以看到时代风尚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我们逃难搬回老家张家廒头，父亲曾让我们去看望过这位四婶。四婶带着和我同龄的哥哥住在一个不太宽敞的院子里，过着凄苦的日子。自我的祖父死后，四叔不再受约制，再加上安氏家族对祖父的葬礼施暴一事，使他脸面丧失殆尽，他另娶新妇张氏，住进了“北大园”，这位前四婶安氏，就不可能搬回去了。

不难知道，祖父葬礼受到暴力摧残的根源来自何方。安氏是日照县五大家族之一，他们家族的人，不能容忍从他们家门送出的女儿遭受这样待遇。祖父在世时，他们不敢对我祖父有报复行动；祖父去世后，一批头脑简单、欠缺理性的人出此下策，面对逝者的灵柩，做出违背人伦礼仪道德的蠢事。这批人不仅要受到官方的惩处和道德舆论的谴责，而且连累着这位嫁出来的女儿，在尹氏家门内日后更难有立身之地了。

那起案子，除三叔被打外，因无人受到大的伤害，官方采用了民事赔偿、惩罚和调解处理的办法，责令被告人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跪拜，磕头请罪，并赔偿打砸灵堂的一切损失。就这样，结束了这场违反人性的闹剧。但却给家人留下了一桩永久难忘的记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安氏的家人，做出如此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蠢事，使双方都受到伤害，原想羞辱别人，自己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羞辱。归结起来，应是传统封建门第观念作怪促成的，仅仅为了维护一个虚无的“安氏”大姓优越感，就做出了如此丢人现眼、让外姓人家嘲笑的蠢事。这一教训，可以为那些已享有盛名大家族的后裔借鉴，先祖创立的声望不可借以炫耀、耍横，当作永存的光环；只有自我提高素养，谨慎处事，谦逊待人，宽宏大量，才能不使先祖蒙尘。

在这场暴力事件中，令人赞扬和钦佩的人，是我的三婶。当暴力施加在她丈夫身上时，他奋不顾身地去保护了丈夫。对此，我联想到2011年在世界传媒中，有一位被广泛流传、得到众人赞扬、赋予“强女护夫”美称的邓文迪。她在一次世界名流的聚会上，快速地保护了她八十多岁的丈夫默多克，使丈夫免遭一次意外袭击，她甚至被誉为“中国的强女”。延伸的解读，就是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强女。

此言实不谬也，自古以来，我国的妇女就受“嫁一从终”的传统教育，这一理念已深深地植入我国妇女的脑海中，几千年以来未曾动摇过。即使邓文迪这样最前卫的妇女，长居美国，深受现代婚姻思潮的渲染，但仍然保存中国妇女的这项基因，在丈夫危难之时，立即就显现出来。

我的三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比邓文迪早近百年就上演了同样的剧情，岂不令人惊叹！遗憾的是，时代与环境大不相同，我三婶后来还是遭到丈夫遗弃，只能自叹命苦，带着两个双胞胎女儿独自生活。邓文迪同样也遭到丈夫默多克的离弃，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生活，命运相似。但是，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我三婶，不管怎样受后人的嘉奖，她总是个被抛弃的弱者；邓文迪则不管舆论怎样评价，她实实在在是一位能抛弃旧传统而奋起的强者。

现在回顾，如果那时没有发生那场暴力，或许我四叔不会再娶，安氏有可能重返“北大园”。她后来的凄惨一生，的确值得我们后人同情。四叔再婚后，他已移情于新妇张氏，张氏为他生育了六个子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暴力土改，四叔早有预见，变卖了属于他自己的所有土地，砍伐尽了本不属于他的“北大园”中所有的树木，换成了现金，带领全家，移居于青岛。在此之前，他把与安氏所生的长子，送去了抗日大后方的西安，投奔在三叔门下。

抗战胜利后，随我三叔的全家也回到青岛。留在家乡的安氏却背负着本不应当属于她的地主恶名，形势已不允许她留在家乡了。她历尽艰难也去了青岛，找到了儿子聚居在一起。青岛解放前夕，四叔带领着张氏和全家去了台湾，独独把安氏留了下来。此时，安氏的儿子正在上海一家医院里工作，国民党溃败之时，他接到一位乡亲的求救。这位乡亲从停靠在上海码头、即将开往台湾的轮船上跑来求助，因船上一位家乡妇女正要分娩，急需医疗器械。他随乡亲上船后，尚未办完此事，未及下船，此船已起锚离岸，开始航行了。

无奈之下，他光身一人，一无所有，也随船去了台湾。在台湾见到他父亲，问起母亲，父亲回答说：“没有带出来，留着大陆上了”。从此，父子不睦，不相往来。但他在台湾有了工作后，凭自己的努力，奋发图强，被升任为台湾省矿务局副局长。待他父亲生活困苦，找他求助时，他还按月为父亲提供一些赡养费用。

留在大陆上的安氏，日夜等着他唯一的亲人儿子回来团聚，可悲的是，“梦断海峡两岸路，母子情深尚未了，青鸟无地传书讯，生耶？死耶？两不知。”一别，就是永诀。她的这一情况，和我大祖父的岳母谷老夫人苦苦等她的外孙尹景伊回来的情景，是何其相似！问苍天，叩大地，为什么这样残酷，这样不公，怎么会把悲惨的命运都安放在这两个年迈无助的老妇身上？

安氏在青岛生活无着，只好回到家乡张家廒头。在那里仍然一无所有，年老丧失了劳动力，不久就在贫困饥寒交迫中去世。经村里好心的族人，将她的遗体深埋在经过土改后残存的尹氏祖林一角。

一直到1989年，海峡两岸开放海禁，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旅游、做生意等。她在台湾的的儿子没有忘记留在大陆上的母亲，与我住在青岛的三弟联系，知其母亲已经亡故，埋葬在祖林里，就一心一意想回大陆探亲扫墓。我三弟回家乡日照，费了很大心力，辗转找到知情的同族人，指出安氏婶母的埋葬地点，并请人用水泥做了一块墓碑立在那里。

当他带着太太一起到青岛后，由我三弟陪同，回到家乡看到那块简陋的墓碑时，他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想起他的母亲被逐出“北大园”，又被父亲遗弃的那段艰辛凄苦的生活，自己没有尽到孝道，多少年过去，好容易返回家乡，看到的仅是一个简陋的墓碑，连坟头也没有，不禁悲从中来，双双跪拜良久。

事后，他曾私下与我谈及此事，说他心中明白，那块墓地不一定是他母亲真实的葬身之地。他的怀疑并非无道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一个孤苦的老妇人埋葬在哪里，有谁记得清呢？只是因他远道从台湾来扫墓，为安慰他的心灵，才立了一块墓碑，聊作标志而已。再往后，他又回大陆两次旅游，但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墓碑所在地——那块是否真实的母亲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