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同愈(1882—1957)，字柏寒，祖籍桃源(今江苏泗阳)，出生于今江苏淮安城，民国中将，原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是姜筠的弟子，工山水、花鸟，饶有气韵。祖父尹耕云，清道光庚戌(1850)进士，官河陕汝道加布政使衔。由于尹家与杨士骧家是世交，后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为尹柏寒安排了一个官费去日本留学的名额，1908年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55人)学习马兵科，与蒋介石是先后同学(蒋为第十期)。尹柏寒学成回国投人军界，参加辛亥克复南京的“天堡城战役”，南京光复后任“徐上六县(邳、沛、肖、丰、睢宁、铜山)清乡司令”，继任南京要塞第二旅旅长，“二次革命”时，任上海镇守使署少将参谋长。民国以后到北伐战争的二十多年间，尹柏寒相继经历了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4年的“江浙战争”、1926年的“人豫之战”。1915年任湖北全省中将警备副司令，1926年尹柏寒补陆军部参事兼奉军三、四联合军团次席参议，授中将衔，长期军旅生活和尔虞我诈的争斗使他感到十分厌倦，后离职在上海做“寓公”，结识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王绍鏊(解放后曾任“民进”副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尹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曾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抗战爆发后，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经历，掩护中共高级领导人王必成(中将，曾任昆明军区司命员)、高原(解放后在司法部工作)，为坚持苏北抗战的新四军罗炳辉、黄克诚部购买药品棉花等军需物资。在他的影响下，侄辈尹莹升(后改名陈冰)、楚升、珍升(后改名尹定)、秀升(后改名李利)等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投身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

尹柏寒晚年在淮，常为友人作画，积极参加政协的学习和视察活动。他虽不以丹靑扬名，但水墨画很有特色，他总结自己的技法时说：“水未干时随画随补，不现笔法痕迹，随皴随染，方见水墨融洽。”真可谓经验之谈。他深知自己年高体弱，在世时日无多，曾多次要侄女尹佩珠帮助整理所藏，并说，凡属国家文物将全部献给省博物馆保存。1955年、1956年，尹柏寒先生曾先后两次献出珍、善本书有：《班马字典》（宋本五卷二本）、《墨拓五经》（唐大历十一年刻本六册）、《礼朴》（一卷五册）、《史记》（百讷本七十卷二十四册）、《永丰乡人杂著》（罗振玉著，九册）、《留真谱新编》（杨守敬从日本影印经史子集，十二册）、《心白日斋文集》（尹耕云著，六册）等等，珍贵文物有汉未央宫瓦砚一方，红木匣，上有“未央宫东阁瓦，大汉十年甲午肖何监造”字样，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1957年10月的一天，尹柏寒先生突发心血管病，立即处于昏迷状态，前后不足四小时，即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六岁，所遗文物、字画、书籍等均由淮安县政协会同县委统战部，根据尹老遗愿作了妥善处理。

尹柏寒先生一生好学不倦，为人光明磊落，疾恶如仇，富于正义感。他既是军人，又是画家兼收藏家。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十多年军官，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出过力，又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湖北任旅长，但没有像段祺瑞那样在政治舞台上投机，也没有像孙传芳那样拥兵自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进步，为人民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解放尽了一分力量，愈到晚年愈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