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三、戴廉增巧制扇面 

（一）画店余绪且辑佚 

年轻时长住过天津的中国纸马、钱币与文杂收藏名家孙家骥（笔名千里、冷斋，1919至1978）曾经撰述：“杨柳青原名古柳口，是在天津正西三十里的一个市镇，在大清河和南运河的下游，风景宜人，交通便利，全镇居民经营年画生意者约占五分之二以上，由明末崇祯年间开业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极盛时期是在清光绪十年（1884）以前，每年发行达二千万份以上，营销于华北和东北，远至边地的新疆。如‘齐健隆’、‘戴廉增’、‘美利记’等字号，早年所印的年画在内地即已成为珍品，在海外更难得一见”。[1]

 

他又分析：“河北省以天津县的炒米店及翼（‘冀’字误植）东的丰润县最为有名，炒米店的产品都由杨柳青输出，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输出地为产地了。炒米店年画色彩农重，丰润年画色彩淡雅，内容全以人物为主”。[2]

 

图1：清代天津杨柳青工笔彩绘的仕女团扇面（最长径44cm，台北市大行拍卖行供图）

 

满族镶红旗出身的唐鲁孙（1908至1985）抚今追昔：“年画的发源地，在天津的杨柳青、胜芳一带地方，据说在康熙年间杨柳青戴家是专门在庵观寺院画栋雕梁上，绘画楼台殿阁、翎毛人物、花鸟虫鱼的画匠，他们绘画多半在檐槛错落、高阁凌空的地方仰颏悬肘工作，比起展纸平铺作画，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偏偏戴家能够匠心巧运，绘画出来的不但色彩鲜明，而且栩栩如生，传到戴仲明、戴叔明兄弟，因为寺院的油漆彩画工程时冷时热，所以平日没有工程承包时，就画年画来维持生计，他画年画分雕版、印刷、上色三个步骤。除了雕版印刷，由他们兄弟二人自行操作外，上色就由家人分任其劳了。

 

……从仲明兄弟创作年画，大行其道后，杨柳青的年画作坊多到二十多家，可谓盛极一时，传到戴廉增，对于着色方面更是精益求新，年画贴在墙上一年，仍旧色彩明艳，毫无褪变。从此戴廉增成了店号，戴廉增也变成年画的代名词：买年画没有不知道戴廉增的。戴廉增的年画，全盛时代营销远及山陜甘绥，可是一过黄河就没有戴廉增的年画卖；甚至于连年画这个名词也不大有人知道了。

 

……戴廉增的年画为什么不能南销？据我猜想大概杨柳青一带所画的年画，完全是描绘北国风土人物，地方气息太浓，跟江浙的风土习惯各异，不大合于南方人的胃口，所以销路不能逾河而南吧”！[3]

 

图2：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出品〈教育多从母训来〉半印半绘三裁年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典藏，杨永智拍摄）

 

直隶省保定府高阳县人齐如山（1875至1962）也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杨柳青的画，俗称卫画，因天津夙称天津卫故名，其工料都高于武强者，然因价较高，销路不广，只北平天津一带欢迎。武强画则销路极宽，全国各省多有之，远省在昆明就是大销场，新疆各城，无不畅销”。[4]

 

图3：2012年10月19日，“戴廉增画店”第19代传人戴敬勋在天津杨柳青门市接受访问（杨永智拍摄）

 

直到1931年，他才警觉藻绘涂丹的木版年画日趋没落滞销，业者不敢多印，眼见即将停产，乃纠集十多位同好图谋保存，托人向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商量收购版片，始终不肯，只得另议：采用合资方式，凑足一笔钱，先是把“旧存之画买了一大部份，有一半只是印成墨线画，尚未着色，然已足珍矣”。接着，“把所有的底板都印十几张，我们每人分一份保存。……虽然印了一个全份，但只是杨柳青的一部份，武强的画，还一点未得印”。[5]

 

唐鲁孙且补记：“各印四、五十张，分成若干份，大家保存起来以资留传，而垂永久”。[6]齐如山的收藏或匿藏于家，或寄存于“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直到他晚年寓台撰文时都未及交代。誠然，他也追忆起自己曾经羅致到明代4张、康熙年间2张，乾隆年间4张，光绪年间约莫二百余张，十分可惜的是連一张都没有携来宝岛。[7]云烟飘渺，碧波浩瀚，无处觅芳踪，殊为可惜。

 

1999年，我院冯骥才院长为刘见编纂《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在书前作了一番归纳：“五十年代以来，天津一批有识之士，馬達、張映雪、王樹村、江澤、趙兵凱、孫寶發等人。憑著一種文化上的先覺，在楊柳青年畫泯滅前的一刻，從津西楊柳青到津東蘆台一帶的廣闊鄉野，徵集挖掘，全力搶救，再加上楊柳青鎮的老藝人戴少臣[8]和尹青山等人的慨然捐贈，單是畫版就有四千三百二十八塊。其中一半以上是楊柳青鎮最大的畫鋪戴廉增與齊健隆老版（戴版一千六百四十二塊，齊版一千五百六十八塊）”。[9]

 

图4：天津杨柳青各家画店捐献三裁年画套色版清册的目录页（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典藏，杨永智拍摄）

图5：天津杨柳青“祥合顺画店”出品〈扛子大会〉三裁年画里要角们持扇特写（简杨同供图）

 

（二）白俊英画韩纸扇

 

除开在上篇条缕7种由北平耆老白中铮、刘荫续、陈鸿年、郭立诚、夏元瑜、石玉及韶竽笔记的经历，高丽纸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妙用：画扇面专用纸。话说清末民初，有一首传诵不绝的北方俚曲《白俊英画扇面》，遍及天津杨柳青，河北省中部安国、束鹿、定县及晋察冀边区各县，更远及陜西延安、绥德、安塞，加上甘肃与宁夏两省。

 

天津杨柳青镇出生的王树村引介：“内容是说（按：道光年间）杨柳青有一位女画家白俊英，年轻时许婚于一位张姓书生，婚前，张郎赴京应试中取，正值（按：原文误植作‘置’）新疆发生变乱，张郎便在左宗棠（1812至1885）营中作了幕僚，随军到了新疆（过去北京打磨厂有个‘增华斋画店’，是杨柳青戴家开的设，人们从那里得到消息）。白俊英见张郎一去渺无音信，只好每日作画消遣，或将画稿卖于作坊，刻板印成年画。当时有个说唱艺人明叫韩福的，常受白俊英周济，为了感激白俊英的恩德，编了一个《白俊英画扇面》的唱词，一面串乡卖唱，一面代白俊英寻找张郎。他沿着去新疆的‘年画之路’边唱边行，到了甘肃境内，正值严冬季节，韩福终因路途劳累，贫病交加，死于他乡。韩福虽然没有找到张郎，但《画扇面》小调却流传了下来。当时住在迪化西河坝的杨柳青人，无一不知有女画家白俊英的，还有不少人会唱《画扇面》小调呢”。[10]

 

現今，座落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早稲田大学図书馆，尚且珍藏一批清末民初通行北京的俗曲时调刊本，其中便包含：A.京都琉璃厂文魁堂出版《新画扇面》，清末木刻本。B.京都文堂出版《新刻画扇面》：清末木刻本。C.北京第一书局出版《画扇面》：宣统3年（1912）木刻本。D.北京打磨厂东口内宝文堂出版《画扇面》：民国11年（1922）木刻本。E.北京打磨厂学古堂出版，将《妓女悲秋》、《大姑娘洗澡》、《新出画扇面》3部合刻一起：民国铅活字排印本。共计5种俗谣本子，我谨先推介文魁堂《新画扇面》开头的局部内容，与选用“高丽纸”制作扇面有关者：

 

图6：京都琉璃厂文魁堂出版《新画扇面》封面（日本早稲田大学図书馆典藏）

图7：京都文堂出版《新刻画扇面》关于高丽纸的唱文（日本早稲田大学図书馆典藏）

 

“天津城西杨柳青，有一个美女栢（即‘白’字）俊英，专学丹青会画画，这佳（脱一‘人’字），十九冬（‘岁’字误植），丈夫南（‘难’字误植）学苦用功[11] ，恨（‘眼’字误植）看着来到四月中。四月里，立夏少寒风，栢（白）俊英房中赛如[12] 栊（即‘笼’字）蒸[13] ，手拿扇子仔细看，高丽纸[14] ，白生生，洋漆骨[15] 子血点红。扇面以上缺少工成（‘程’字误植）。八仙棹子放在当中，五样的彦（‘颜’字误植）色俱都现（脱一‘成’字）[16] ，扇面甫（‘铺’字误植）在棹子上，细思想，暗叮咛，上边[17] 先画两座城，显一显手段，敬敬明公。头一座城池画北京[18] ，九门九关，甚是威风，画上子金（‘紫禁’误植）城一座，画六院，画三宫，金殿以（脱一‘上’字）[19] 画朝廷，八大朝臣列在西东。二出关东[20] ，画上盛京，老将军断赌，才得安宁。东沟反了宋三好，陈大人率[21] 领兵，众家英雄往东征，东沟黎民才得太平。手拿扇子不大耐[22] 烦，小奴家[23] 越看越奚（‘稀’字误植）罕[24] ，谁（‘虽’字误植）然城池风景好，读书人，仔细观，耻笑奴家太不堪，忠孝节义不大週[25] 全”。

 

绘声绘影般将杨柳青女画师白俊英善用带有“血点红”的洋漆扇骨，在白生生的“高丽纸”托裱的扇面上挥洒丹青，不就是出自道光以来戴廉增画店在北京开立门市“增华斋画店”供应的媒材。

 

图8：《伦敦新闻画报》刻绘北京人执扇的铜版画（杨永智翻摄）

图9：清末持扇漫步仕女们的彩印明信片（杨永智翻摄）

（三）高丽纸花素扇面

 

陈鸿年又追想起每年农历腊月廿四开始，北平舍间附近才会出现的“画棚子”：“只是一般土著住家户儿，过年贴新打扫过的屋子里，鲜红碧绿地，点缀新年的画。这种画，纸张都是‘粉连四’的不十分好的纸，印工是木版印制，也是粗针大蔴线的，也就是当时过个花花绿绿的年而已！白天人多的时候，里面柜台上，得站两三个人，每人手里拿一卷儿，嘴里吆喝着：‘接画来！接画！’打开一卷：‘这是〈合家欢乐〉，前有摇钱树！后有聚宝盆！’又打开一卷兒：‘〈肥猪拱门〉！四季平安！’”。[1]

 

图10：清乾隆朝进士黄钺工笔彩绘《龢丰协象》册叶第8幅〈苇棚卖画〉（翻摄自《（台北）故宫书画图录（第27册）》）

 

齐如山也记得：“平常者高尺余、宽二尺余，五色彩画，每张售价不过小制钱六七枚；大者则用整张粉帘纸，亦不过十余枚。彼时每块现大洋，可换小制钱一千枚左右；是每大洋一元，可买平常画二百张，价值可谓廉矣”。[2]唐鲁孙还提到：“画棚子卖的年画，小孩没有一个不喜欢的，用大张粉帘纸拓印上色。无论大宅小户都要买几张，点缀年景。”[3]孙家骥仍未忘：“早期是手工制的纸张，清末采用了机制的‘单光纸’，成本大大的减轻了”。[4]

 

所以，将粉连四（与‘纸’音近）、粉帘（与‘连’音同）纸、机制单光纸视作木版年画用纸，应该是各家画店图谋薄利多销的精打细算。我还经眼过：天津杨柳青“万成恒画店”在同治9年（1870）农历4月雕成〈言而有信〉贡尖年画（以正月初二接财神为画题），就在纸背上仍清楚加盖一方朱章，用端楷书刻“杭庄加魁”“怡大字号”之间，嵌入一童子高举铜钱两枚，招引蝙蝠翩然莅临的纹样。 

图11：天津杨柳青“万成恒画店”出品〈言而有信〉贡尖年画，在纸背加钤“杭庄加魁‧怡大字号”纸商印记（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幸好，传世犹存两款由清代“戴廉增画店”在北京门市“敬记”出品木记，极是难得。其一镌明：“京都戴廉增：坐落打磨厂东口内，专售时款雅扇发客（‘兑’字误植）”；其二细镂：“戴廉增敬记：本斋监制高丽纸花、素扇面，精工细画山水人物，丰润细画各样团扇，苏、杭雅扇，一概发行。开设在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口内路南便是，□（疑脱‘惠’字）赐顾者，请认图印，不误主顾”。[5]

 

图12：北京“戴廉增画店”出品“专售时款雅扇”发兑木记（翻摄自《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

图13：北京“戴廉增敬记画店”出品“监制高丽纸花素扇面’宣传木记（翻摄自《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

图14：北平大街扇子屋（或称扇画庄）悬挂的折扇招幌（翻摄自《北支》1940年3月号）

图15：北平夏天街上的摊商在行头木箱添写“苏杭雅扇，翎毛花卉，山水人物”宣传文字（翻摄自《北支》1939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