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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光岳楼,坐落于山东聊城旧城中央,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至今已经有630余年。因其地处鲁西辽阔的平原,旧城少有高层建筑,光岳楼显得格外高耸、壮观,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迹。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岳楼周身悬挂着七块匾额。书题时间最早的一块是康熙帝书题的“光岳楼”,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书题最近的则是在光岳楼问世600周年之际,由郭沫若书题并悬挂在楼北侧二层檐下的“光岳楼”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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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为“光岳楼”书题匾额,这与李士钊有关。李士钊,聊城古城内郁光街人,早年在聊城读书,后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辍学回到家乡,追随范筑先抗战,参与《抗战日报》的创办工作,兼任编辑、记者。聊城失陷后,李士钊来到国民政府的大后方重庆,由于言论过激,被国民党逮捕,遭监禁。抗战胜利后,李士钊到上海。建国后,被调到文化部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山东省省长的赵健民到北京开会,了解到李士钊由于与别人合作出版《武训传》而受到冲击,因李士钊与赵健民在抗战初期便相识,遂邀请李回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70年,李士钊被“劳动改造”,在聊城一个街道印刷厂做工。1974年,是聊城光岳楼问世600周年,李士钊萌发了请郭沫若写匾额的念头。但碍于自己的身份,无法赴京求见郭老,便给沈雁冰去信,言及求郭老题写匾额一事。
　　其实,郭老对李士钊是熟知的。1946年,李士钊担任陶行知创办的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时,就曾邀请郭老为教授。李士钊与别人合作出版《武训传》时,还请郭老写了序言。后来,批判《武训传》,李士钊受到冲击,郭老也受到影响,李士钊因此而内心不安。当沈雁冰把李士钊的来信拿给郭老看阅时,郭老感慨地说:“真难为他了,不知道李士钊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时隔不久,聊城县委办公室就收到了郭老的公函,信里面言及书写匾额的事情。郭老书题光岳楼共两幅,一幅是草书“光岳楼”,另一幅是行书“光岳楼”。后来李士钊又委托人用九宫格放大法,把郭老的题书悬挂于光岳楼之上,为这座气势雄伟的名楼又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光岳楼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的象征。它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中国三大名楼。光岳楼位于聊城古城中心，外观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由墩台和主楼两部分组成。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9米，四层主楼筑于墩台上，高24米。光岳楼的通高和底边长者是33米，也就是古代的九丈九尺，在中国古代九是阳数之极，寓意它的高度不可超越。600多年来，光岳楼也一直是中国最雄伟最高大的建筑之一。
聊城在明清两代为东昌府治。明朝初年，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为与元朝残余部队作战，将东昌土城改建为砖城，并在洪武七年利用修城余木修建了这座高达百尺的更鼓楼。所以初名“余木楼”，后因地而名“东昌楼”。当时建造此楼的目的是为了“严更漏、料敌望远、报时、报警”，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此楼的军事功用很快被遗忘，但光岳楼去口以她的雄伟高大而名扬天下。明弘治九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在他的《题光岳楼诗序》中这样说：“余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城中一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由此， 可以看出李赞对光岳楼评价极高。
光岳楼是鲁西名胜，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路过聊城都要登楼抒怀。清朝康熙皇帝曾四次登楼并题匾《神光钟暎》，意为东岳之神光与光岳楼之神光交相辉映。而乾隆皇帝更是九过东昌，六次登楼，并为光岳楼题写了匾额。据《南巡盛典》记载，光岳楼为乾隆皇帝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乾隆行宫就设在光岳楼的二楼，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风流才子，一生作诗一万多首，仅在光岳楼上题诗达十三首。碑文字迹圆润流畅，有较高的书法造诣。
光岳楼上其它附属文物也十分丰富。拾级而上，梯道尽头，一抹蓝天，敞轩内檐下悬有一匾《共登青云梯》，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杰作，此匾、此情、此景当有画龙点睛之妙用。一楼东檐下悬有一匾《泰岱东来作翠屏》，作者是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言谈笑止，气势更为雄奇。巍巍泰岱，竟只是光岳之翠屏。
光岳楼是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88年，被国家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高望远，风光这边独好，凭栏远眺，鲁西平原尽收眼底。泰山东峙，黄河西临，岳色涛声，凭栏把酒无限好；层台射书，微乡明志，人杰地灵，登楼怀古有余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