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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博弈论有生理厌恶。纯生理厌恶。套用柴婊的话说，我和博弈论之间有私人恩怨。起源于我在大学学习博弈论的时候，听到如此狗屁不通的东西，使得我在课上怒火难耐，如坐针毡，非常想上去打老师。

博弈论“经济学家”的傲慢把我恶心到了。为什么说他们傲慢？还是用大家熟知的“囚徒困境”作为例子。

囚徒困境给我们讲了一个，仔细想想很奇怪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此匪夷所思，以至于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一起溜过门，一起撬过锁，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的，患难与共的兄弟，被分别关押起来，一个素昧平生，未曾相识的检察官给了一个认罪协议而已，他们竟然就背叛兄弟了？为什么属于猫鼠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检察官，要比出生入死的兄弟更加值得信任？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

也就是说，囚犯怎么知道检察官不是在骗他？也许检察官的算盘是这样的：目前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定罪，所以必须套出口供来。若没有口供就要无罪释放。那么检察官实际面临的真实情形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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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招供有可能无罪释放，也可能判3年。招供都是判2年。那你想想，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干嘛还招供呢？

我们记得90年代中国的警匪剧，被抓进去以后在审讯室墙上都写着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吧？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公检法知道你做了什么，还需要你坦白吗?不需要了。直接判刑了。费劲审讯你干什么？警察很闲吗？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所以才要审讯，需要你坦白嘛！既然你不坦白的话，他们就不能给你定重罪，那你还坦白干什么呢？

如果存在一种东西叫做中国精神的话，绝不是什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觉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仅仅是官方的口号罢了。所以相对这句官方口号，你知道实际中人们又在说什么吗？“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就这么简单。

检察官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口供就不能定罪，可能会把真实情况包装成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囚徒困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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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令人不适的地方在于：它预设了囚犯对于检察官的策略的信息是完备的。而对于另一名囚犯的策略是无知的。用人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囚犯不信任他的兄弟，而信任这名检察官。凭什么？这合乎常理吗？

有人说，囚犯信任检察官，是因为如果检察官这次在认罪协议上撒谎，下次就不会有犯罪嫌疑人信任他了。好。你的模型是什么？单次博弈对吗？不考虑以后对吗？那么既然是单次博弈，检察官为什么要考虑以后呢？你要考虑检察官对囚犯撒谎以后怎么做人，为什么不许我考虑囚犯背叛同伙以后怎么做人呢？不能自圆其说了吧？

所以如果仅仅考虑单次博弈的话，检察官照样面临一个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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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答案很简单了。在题目预设的单次博弈情况下，检察官为了获得口供，提高破案率，实现升职加薪，拿到年终奖，很有可能在认罪协议的事情上撒谎。

所以这就是我们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威猛之处了。一名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患者见到这个题目马上就会问：检察官是不是人？是人。那么在单次博弈之中，检察官为了破案，有没有动力去撒谎？有。

既然检察官有动力去撒谎，我们为什么认为囚犯不信任他的兄弟，而信任这名检察官？你的道理在哪里？你题目的预设完全没有道理。囚犯就是首鼠两端的小人，检察官就是义薄云天的君子？囚犯会轻易撒谎，轻易背叛对方，检察官的人格就很高尚，就不会撒谎？

这个东西的恶心之处就是在这里：它充满了法西斯专制思维（律师在哪里？没有律师在旁边，你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合法吗？），对犯罪嫌疑人充满了鄙视，同时高估了公检法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这他妈完全是黑猫警长黑暗专制的翻版。所以我当时就被恶心到了。

从4岁学会读汉字之后，我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自学的。很少有人能做我的老师。做我的老师不仅要经受智商的，还要经受道德上的追问。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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