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诗词及心路历程

【论文摘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作品极其丰富，其诗、词、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为名气太高，性情又太直，因而屡受小人和权贵的排挤与打击，一生经历坎坷。然而，不论何时何地、沉浮出入，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正是这种人格光辉，为后世之人所景仰。
    从“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作品风格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尤以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最为突出。谪贬黄州仕途的不顺，使他将先前的“济世”、“救时”的创作内容转移到“淡远”、“超然”的生活层面上来，使他的创作风格出现了旷达的人生境界。虽然他仕途受阻，心灵受挫，但他坚持入世的思想所显现出来的乐观自信，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对生活作出了新的追求。这种消极与积极，现实与理想的精神情怀的交织，使他的黄州创作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   苏轼    黄州   矛盾    超然    淡远    旷达

    苏轼一生，从政约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起起伏伏度过的。但政治的挫折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同时他也是这场文学变革中被后世人议论最多，争议最多的人物。
元丰三年（1080），御史官员从苏轼的诗文中搜索材料，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被贬谪，“安置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苏轼又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最后卒于常州。伴随着宦海沉浮，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鄙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对世情冷暖的渐趋洞察，使得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并且积极地进行创作，并对人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思考的过程也是他淡远超然旷达的过程,在超然过程中苏轼形成了独特的心态。
一、一生诸多磨砺，豪情不减，笔耕不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他二十一岁受欧阳修赏识，考取进士。神宗时， 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后大赦北还，病死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洒脱奔放，一改唐五代以来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主题及柔媚纤巧的语言风格，以其宽阔的胸襟，雄大的才力，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开一代豪放之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    苏轼一生创作诗歌两千七百多首，纵放透辟，曲折谰翻，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流大家；散文四千二百余篇，随物赋行，词达意周，向与韩、柳、欧三家并称。词作今存三百五十首，数量虽比不上诗文，在词作家中也属高产。可以说，苏轼一生虽坎坎坷坷，多磨多难，但他始终豪情不减，笔耕不辍。
二、黄州心态转变，深刻思考，淡远超然
    苏轼曾经诗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苏轼对黄州这段谪居经历是非常难忘的。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困难、没有薪俸，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生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郡城旧营地东面的一块数十亩的荒地，让他耕种、造屋。苏轼取名为“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他汗流夹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从这里看来，似乎苏轼开始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有了仰慕，也开始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佛老思想开始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一种处世哲学。
    “乌台诗案”受诬遭贬，使苏轼蒙受巨大的政治挫折，他的性情缺失感体验达到极限，从而产生了心理严重失衡。此时他的内心融进了佛、老的哲学思想，也因此融进了闲适淡远的因素，这就很自然地在作品里渗透浓厚的超然物外的思想，把它作为恢复心理平衡的手段之一。
    我们来比较一下同样是中秋词的《水调歌头》和《念奴娇》。
    写于密州（熙宁9年）的《水调歌头》，流露出的是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恶其寒冷的双重意念。苏轼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所以《水调歌头》表现的是：一方面不满现实环境的恶浊，一方面又留恋人世的温暖，以“起舞弄清影”为胜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祝愿。不难看出，他的内心是复杂，是充满矛盾的。
    而他写于黄州的《念奴娇》：“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表里澄澈，月下起舞犹不足，干脆飞回到仙宫里去。“一声吹断横笛”，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超然主义色彩非常浓烈！此时，他没有“高处不胜寒”的顾虑，也没有“何似在人间”的留恋，而是要彻底化入大自然中去。
    元丰五年七月、十月两次游赤壁，苏轼创作了流芳千古的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苏轼没有忘却昔日风云和豪杰英雄，却借古代英雄人物的业绩，抒发自己功业未就的苦闷。词中“人生如梦”以及《前赤壁赋》中“吾生之须臾”的感喟，流露出的正是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
    苏轼此时期的作品虽然有很多超然色彩却只能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内心冲突，但终究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考。苏轼到底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此时黄州的苏轼毕竟对政局还没有安全失望，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在归隐后可以过着无忧无虑、踏实而淳朴的生活，他唯一能做的是一方面是调整心理落差，深刻思考人生，想归隐山野；一方面又是饱受内心折磨，却又期待东山再起。既然生活着，注定了他离不了现实的人生。 此时的苏轼，毕竟是谪居的“逐客”，政治场外的“闲人”，一些官场人员对他是若即若离，有的甚至不与为伍。这也使得他在黄州时期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比较特别，有机会使他的作品增添更多的民俗民情的内涵，体验佛老思想的接受与实践。
    在黄州期间，东坡躬耕于田间，寻访古迹于山水之中，读书、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有时间和精力去观察社会，去接触各阶层的人士。上至地方长官，下及和尚、道士、农夫、渔翁、商人、医生、老妪和儿童，苏轼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他以普通人的自我意识来兼容生活，试图把自己融进他们的生活。于是，一幅幅黄州生活的画面被他用手中的笔表现出来。
    元丰四年（1081年）所作的《东坡》诗就表现了诗人作为士大夫与底层人民相亲相敬的可贵感情。其五曰：“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诗中所记，将劳动赋予了形上的色彩，这是以前所未曾经过的，因而使普通劳动具有典型的审美意义，使我们感到黄州的民风敦厚，在苏轼内心最脆弱的时刻，“农夫”温暖了他破碎的心，帮助他消融了精神的痛楚。此时的苏轼经历过人生际遇的逆转，心境和从前比已是“天上人间”。正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然客观环境已不允许他兼济天下，惟有独善其身了。心灵的释放，民风的吸引，大自然的融合，使他一时沉溺在这片“逍遥”的乐土。这何尝不是他对佛道思想的一种现实的接受和实践呢。
    苏轼就时在黄州这块热土上体味到了黄州文化氛围里所形成的民俗真情。这真情有益于他超越主体自我，逐渐淡化悲愁，淡远心境，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形成了黄州时期独具风采的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三、豪情已减，归隐心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历史上很多人将苏轼的词作归为豪放派，但又有不少人认为苏轼的词作真正豪放的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平和或者带点婉约的风格。当然，苏轼本人的性格是豁达开朗的，正所谓象由心生，或许，正是这样，使得他的词也让人觉得风格旷达，超然。有一种儒、释、道哲学思想的渗透。最能体现这种豪放风格的要数《江城子·密州出猎》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有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此时苏轼仕途还算顺利，虽说有时也有些许压力，但还算人生快意阶段。他这首充满阳刚之气的词作可以说是苏轼本性的抒发。壮志与豪情并在，慷慨激昂。然而，随着仕途低落，际遇变幻，他的词作虽说依然能显现豪情旷达的一面，而其中的味道却已不同，或许只有苏轼自己心里才最明白。黄州被贬的苏轼，更多时候抒发的是一种矛盾的心绪，一种无可奈何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首先，就其诗而言。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诗中，表现了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采取了一种超然物外、听任自然、无往而不乐的旷达思想与情怀。有诗为证：“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初到黄州》）这首七言律诗，充分反映了苏轼乐观豁达的天性。时年43岁的他自觉前途一片渺茫，百感交集，真是只能摇头来一句“荒唐啊，荒唐!”不过一味哀叹不是他的人生态度，这位进士初到黄州还能见“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意趣。在人生仕途这个迷茫路口，将一个天才的灾祸无奈的作为笑谈。
    此时的苏轼，已经调动起豪情旷达的人生态度来排挤内心的忧愤。由于在这个根本点上与陶渊明相通，所以苏轼在黄州十分仰慕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开始学习陶氏平淡质朴的诗风。但他始终还是不能像陶公那样真正的放下一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内心充满愤懑，又有颓丧，既有思想的不甘，又有归隐的超然。
    其二，就其词而言。苏词的很多代表作多产生于他谪居黄州期间。如《满江红》（江汉西来）、《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等。笔者选出来的这些代表作，既有豪情万丈，千古风流之作。又有淡远超然，矛盾无奈之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写于元丰五年的《定风波》，离苏轼被贬黄州已两年。他不为晚晴的出现而高兴，既不以风雨为忧，亦不以风雨为喜，旷达地吟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和晚晴都成为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何等超然的心态。当然,由于苏轼的超然缘自理性,缘自对人生形而上的悲剧性存在的了悟,故超然中亦深含悲慨。然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苏轼的这种超然,不是游离事外,逃避现实,而是以比常人更高的精神境界,去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而克服它，去实实在在干事业,而在功名与荣誉面前尽量超脱些,不必过于计较一己所得，要艺术地去处理人生,尽量发现、体悟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在发现与体悟之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只有将自己真正的融入大自然，才能真正做到“跳出三山外，不在五行中”。
    我们来看这首《念奴娇》（大江东去）。虽然作者写这首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流露有沉重的苦闷和“人生如梦”的思想，但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无限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词豪放的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少有的气概。豪放与旷达在这首词中有机动统一起来了。    而另外一首《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作者借酒消愁，愁却更愁，醉梦中恍惚觉得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渊明，认为自己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最后表达自己愿在黄州度过余生的想法，平淡之中深寓感慨。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政治上受到打击，加上黄州山水的吸引，使他久已有之的归隐之志变得强烈。另一方面，他其实还不能真正做到像陶渊明一样，他在等待时机，一旦时局发生变化，他就可能会欣然或不欣然的复起应命了。
    纵观苏轼贬居黄州期间的所有创作,向我们展示了他心境的起伏变化，从困惑矛盾到挣脱精神枷锁再到淡远超然，他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现实环境的变化。虽说年轻时的那种激扬豪情慢慢减弱，归隐之心慢慢增加。然而他骨子里的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却挥之不去。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没有改变。尽管时不与我，仍然不忍离去，仿佛让我们看见一匹仍有壮志而却年迈的老马在历史的年轮上悲情的徘徊。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东坡先生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九百多年了。但是，他那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卓绝的才智，坎坷的命运所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形象，一直令人魂牵梦绕。直到今天，依然能跃然纸上。
    一生坎坷，千秋功过，到底谁与评说？正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文专门就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部分诗词来探讨他的心态变化，希望能够从苏轼面对人生，面对坎坷的心态中寻得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苏轼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石评注      2005年版
2、《苏轼黄州诗文评注》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梅大圣选评    1992年版
3、《人间词话新注》      齐鲁书社             王国维著      1986年版
4、《苏轼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迩东选注    1984年版
5
5、《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游国恩等主编  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