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谈一直想效法孔子写作《春秋》的精神，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作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便病逝于洛阳，临死之前，把他的理想事业，交给了儿子。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负责史官，同时为完成父亲愿望，创作了《史记》，司马氏是世官担任太史，司马迁的历史创作一直到太初末，共有130篇，到他去世后终止。史学界认同司马谈参与了创作少数篇幅，但是从内容和笔法、体例的贡献看，该书基本都是司马迁创作，虽然缺失了万字，但大体保留了原貌。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踏遍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史记》还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卫宏给《汉书旧仪》这本书作注，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在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少十篇是皇帝没给他，不能说《史记》真的缺了。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风格特点

思想开放

　　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评价分明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史学贡献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文学影响

文化方面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方面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传世刻本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较为简单：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名篇名句

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传世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研修书目

“三家注”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研究专著与成果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争议辨析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二十四史

▪ 史记 ( 汉·司马迁 )	▪ 汉书 ( 汉·班固 )	▪ 后汉书 ( 南朝宋·范晔 )
▪ 三国志 ( 晋·陈寿 )	▪ 晋书 ( 唐·房玄龄等 )	▪ 宋书 ( 南朝梁·沈约 )
▪ 南齐书 ( 南朝梁·萧子显 )	▪ 梁书 ( 唐·姚思廉 )	▪ 陈书 ( 唐·姚思廉 )
▪ 魏书 ( 北齐·魏收 )	▪ 北齐书 ( 唐·李百药 )	▪ 周书 ( 唐·令狐德棻等 )
▪ 隋书 ( 唐·魏征等 )	▪ 南史 ( 唐·李延寿 )	▪ 北史 ( 唐·李延寿 )
▪ 旧唐书 ( 后晋·刘昫等 )	▪ 新唐书 ( 宋·欧阳修、宋祁 )	▪ 旧五代史 ( 宋·薛居正等 )
▪ 新五代史 ( 宋·欧阳修 )	▪ 宋史 ( 元·脱脱等 )	▪ 辽史 ( 元·脱脱等 )
▪ 金史 ( 元·脱脱等 )	▪ 元史 ( 明·宋濂等 )	▪ 明史 ( 清·张廷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