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杂谈之四十九      “种内斗争”并非是“生存竞争”中的主要因素

凡是学过进化学说的人都知道，“生存竞争”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任何一个生物个体，要在自然界中取得一席生存之地，都必须参与残酷的生存竞争，只要在生存竞争中的获胜者，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那么，哪一种因素在生存竞争中起主要的作用呢？达尔文在解释生存竞争时指出：由于同一个种内的生物个体，都需要相同的食物和生存条件，所以，在生存竞争中，同种生物个体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这就表明，达尔文把“种内斗争”认定为生存斗争中的主要因素。达尔文的这一观点，经过魏斯曼的大力宣传以后，就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去年，我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自然选择学说”中的一点瑕疵》的博文，指出了达尔文的这一观点并不确切。

我认为，自然界中的诸多生物，确实存在着过度繁殖的倾向，但是，由于种种自然因素的制抑，过度繁殖的现象并不能成为现实，更不可能成为导致生存斗争的起因。我曾经以植物界的蒲公英和动物界的蚜虫为例来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指出，达尔文是由于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才把“种内斗争”误认为是“生存竞争”中的主要因素的。

应该说，在自然界中，生存竞争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种内斗争”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生存竞争中的主要因素不是“种内斗争”，而是“生物个体和无机界的斗争”。其实，关于这一点，达尔文是早就有所觉察的，比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46页中写道：“关于一种生物平均数的决定，气候实有重大作用，极寒冷或极干燥的季节，似为抑制因素中最有效的一种。我曾估计（主要根据春季鸟巢数目的大量减少），在1854—1855年的冬季，我住处鸟类的死亡数为全数的五分之四，这真是巨大的死亡。试想，人类遇到传染病死亡率达到十分之一的时候，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气候的作用，初看起来，似乎与生存斗争无关，但终究气候的主要作用会使食物减少，所以不论同种或异种的许多个体，凡是靠同种食物生活的，都会因此而引起斗争。”

从以上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达尔文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剧烈的气候变化，不仅能导致大量生物个体的死亡，而且也是种间斗争和种内斗争的起因，因此，气候的变化才是生存竞争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遗憾的是，后来达尔文在综述生存竞争的诸多因素的时候，并没有釆用这个正确的观点，而是依然引用马尔萨斯《人口学说》的观点，仍然把“种内斗争”列为生存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最终又被“新达尔文主义者”引用为“人类社会战争不可避免论”的理论依据。这不能不说是达尔文在阐述“自然选择学说”时的一个重要失误。

其实，就生物的种内关系而言，“种内个体之间的互助协作”要比“种内个体之间的斗争”普遍和重要得多，大家熟知的蜜蜂和蚂蚁，就是动物界的种內个体互助协作的典范。一旦当其所在的群体遭到侵害时，许多个体就会毫不犹豫的起来保卫自己的群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类似的现象，在自然界的许多动物种群内，可谓比比皆是。许多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证实，种群内部生物个体之间的这种互助协作，是保存种群和促进种群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至于同一种群内生物个体之间为了争夺食物而进行斗争，在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虽然某些动物在生殖期间，雄性个体之间的斗争确实会产生一些“优胜劣汰”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在整个生物种群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可见，在生存竞争中，种群内部生物个体之间的互助协作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种群内部生物个体之间的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真正对生物界的进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自然”发挥的威力。在地球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次冰川的出现，都会导致无数生物种群的灭绝，只有在与极端的严寒斗争中获胜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这才是真正地体现了“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 大自然的其他巨大变化（如地壳的变动或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也可能对生物的进化起到重大的影响。据说，恐龙的绝灭，就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后果，而后来繁盛的哺乳动物，就是在这场灾难中获胜者的后代。

由此可以推断，生活环境的变化，才是促使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使生物不断地发生変异；同时又通过生存竞争的手段，不断地对发生了変异的生物个体进行选择的过程。生物进化的过程，也就是在生存竞争中的获胜者对新的生存环境适应的过程。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是永恆的，所以，生物界的进化也永远不会有尽头。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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