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拉马克学说的评价

前一晌时，我在我的《科普杂谈》栏目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也谈达尔文和拉马克谁是谁非——与方舟子先生商榷》的文章，阐述了我和方舟子先生的不同观点，但还有点感到意犹未尽，所以，我想在这里再啰嗦上几句。

我以为，我国生物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散布“拉马克学说被达尔文学说推翻了”之类的说法来蒙骗大家，主要是他们认定广大的读者不了解拉马克学说的真实内容。这也难怪，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拉马克著作的中译本。虽然，在达尔文撰写的《物种起源》中，对拉马克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但由于《物种起源》的发行量甚少，有机会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因此，多数学者并不完全了解拉马克学说真实内容，至于一般读者，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广大的读者了解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和达尔文对拉马克学说的真实态度，我特地将《物种起源》中涉及拉马克学说的主要段落一字不改地摘抄于下，供广大读者在研究达尔文和拉马克之间的关系时作考参。

在《物种起源》的第一页，达尔文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我愿对有关物种起源的见解的发展情况，在此作一概略的叙述。直到最近，大部分自然学者仍然相信物种是不变的产物，它们都是分别地被创造出来的。许多学者还很巧妙地支持这种说法。但在另一方面，某些少数的自然学者已经相信物种是经历着变异的，他们相信现在生存的生物类型，都是先前存在的类型所传下来的后代。古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模糊的认识，现在姑罝不论。近代学者以科学精神讨论这个问题的，当以布丰为第一人。但他的见解在不同的时期中变动很大，也没有说到物种变异原因和途径，所以这里也不必详细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引起极大注意的，应首推拉马克。这位名副其实的著名自然学者最初在1801年发表他的观点，但在他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一书内和在1815年出版的《无脊椎动物学》的导言内，更把他的观点大大地扩充。在这几种著作内，他坚持这一原理，即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其他的物种传衍而来。他的卓越贡献就是最先唤起世人注意于有机界的一切改变，与无机界同样可能根据一定的法则，而不是神灵的干预。

“至于变异的原因，他认为物理的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和杂交都有关系，而尤其着重于使用和不使用——即习性的影响。一切生物界美妙的适应现象，根据他的意见，大概都是‘使用与不使用’的结果。例如长颈鹿的长颈，由于时常伸颈取食所致。但是，他也相信向上发展的原则；既然一切生物都有向上发展的趋向，为了解释目前简单生物的存在，他乃主张这些类型现时还在自然发生。”（见《物种起源》第1—2页）

在以上这一大段原文中，不仅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达尔文对拉马克的崇敬，而且还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

通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拉马克学说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拉马克学说基本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其他生物进化而来的。（2），生物界进化的总的趋势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最简单的生命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演化而来的。（3），促使生物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活条件的直接影响、不同类型的杂交、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即生活习性的改变。”

对于拉马克学说中的这些基本内容，达尔文又是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对于其中的第一、二个观点，达尔文肯定是完全认同的。至于笫三个观点，达尔文也没用表示不同的意见。比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章中写道：“习性的改变，能产生遗传的效果，如果植物从一地方迁到气候不同的另一地方，它开化的时期就受影响。就动物而言，身体各部分之常用和不常用的影响，尤为显著。作者曾经把家鸭的翅和足在全部骨骼的比重方面，来和野鸭比较，发现家鸭的翅骨较轻，足骨较重。这种变化，可以很稳妥地说，是因为家鸭比它的野生祖先少飞翔多行走的缘故。母牛和母山羊的乳房在惯于挤奶的地方，常较在不挤奶的地方发育得更好，并且这种发育是遗传的，这大概是使用效果的另一个例子。”（见《物种起源》第13页）

以上的这一段文字，明确地表明了达尔文对拉马克学说中的“器官的用进废退”和“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观点是表示认同的。

关于“生物个体变异的产生及遗传”与“自然选择”的关系，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也作了明确的敍述。

在《物种起源》的笫四章中，达尔文写道：“生活条件的变动，有使变异性增加的倾向。条件既变，有益变异发生机会便增多，这对于自然选择显然是有利的。没有有益变异的发生，自然选择就不能发挥作用。有利的変异，若不是在子孙方面至少有一部分得到遗传，自然选择便无从发挥它的作用。”（见《物种起源》笫55页）

“有些极显著的变异，不能仅视为个体差异的，由于类似的机构感受类似的作用而屡次出现，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这种事实，在家养物中可举的例子很多。在这种情形里，即使变异的个体不把新获得的性状在目前遗传给子孙，只要生存条件保持相同的情况，它无疑地会把同样方式的变异而且是更强烈的倾向遗传给后代。这种以同样方式变异的倾向，往往非常强烈，可使同种的一切个体，不须经过任何选择，而起相似的变化，这也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见《物种起源》第60页）

从以上的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达尔文确认后天获得性是可以遗传的，而且还认为后天获得性的被遗传是进行自然选择的必要条件。

我相信，若如果方舟子先生认真地研究了《物种起源》中的这些内容以后，就一定不会再让达尔文学说和拉马克学说对簿公堂了。

回顾两百多年来世界生物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从拉马克学说问世之日起，凢乎一直受到某些学者的贬抑、攻击和诽谤。一开始是居维叶抛出了《灾变论》，后来，魏斯曼又抛出了“老鼠断尾实验”和《种质论》。结果，他们两人都因为反对拉马克学说有功而登上了生物学界“权威”的宝座。而今，居维叶和魏斯曼以及他们的《灾变论》、《种质论》及“老鼠断尾实验”全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曾经不遗余力地反对过拉马克学说，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受了魏斯曼的“老鼠断尾实验”和《种质论》的负面影响。我相信，一旦他们认真地研究了《物种起源》中的相关内容以后，就一定会幡然醒悟的。

2015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