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口万寿桥所在的万寿一道往南步行约300米，便可到达福州市区另一座古桥——路通桥的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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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人还是习惯于从五一南路经新港道到达路通桥的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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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何种走法，道路都是相当偏僻狭窄而又杂乱的，即使是福州原住民，估计也很少会走入这个大片破旧民房毗连而成，犹如迷宫一般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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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路通桥所在位置接近河口港与新港水道的交界处，南面水道可以直通河口万寿桥。从实地现状来看，此桥为二墩三孔石拱桥，东北至西南走向，左右石阶各13级，全长约30米，桥面两端宽约6米，呈喇叭状向中间收缩，到桥顶宽约3.5米。桥拱中间大，两边小，桥券为横联式。桥墩底部设分水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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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桥形制古朴，特别是花岗岩材质的桥栏风化严重，可以肯定其修造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但具体何代何年建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有人根据清道光九年重修路通桥时所立石碑上“盖闻路通桥道自唐太宗贞元年间经程国公建造”的记载，断定其始建于唐，民间评话艺人还由此编排出唐代开国功臣程咬金建桥的故事，这当然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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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桥两侧勾栏的望柱、寻杖、栏板均符合《营造法式》中关于石作勾栏的规制，由此断定此桥始建于唐，重建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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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路通桥的勾栏是其最具特色的地方。这种形制的勾栏在福州地区仅此一例，就连在福建省内，至今也未发现与其相类似者。但也正因为如此，恰好缺失了古物断代所必须的横向参考与比较，单凭孤例进行断代未免过于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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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路通桥的勾栏也并不尽合《营造法式》中关于石作勾栏的规制：寻杖为方形而非圆形；寻杖与盆唇之间未镂空；云栱之下不置撮项，而是直接坐于盆唇之上。但华板上所雕刻的团窠纹，又确实为福建宋式建筑上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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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矛盾，某人想起了梁思成先生关于宋式石制勾栏的一段论述：在《营造法式》所记载的‘重台勾栏’和‘单勾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显然就是一种木结构的形式。寻杖作圆形，盆唇是一块平板，这样是很不宜于石材的加工和制作的。据悉一如《法式》所载的宋式石勾栏的实例至今仍然未有发现，可能在使用中发现这种构造方法与石材的性质不怎样符合，因而就得不到普遍地推广。自然，这种形制是曾经存在，而且有过重大的影响，只不过是应用的过程中因地因时制宜而作出了修改或变换……依梁先生此言，即便是宋代的石制勾栏，也不一定尽合《营造法式》之制。由此看来，路通桥的勾栏还真有可能就是宋代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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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先生在其所著的《营造法式注释（上）》一书中，列举了多张浙江绍兴八字桥勾栏的照片作为宋式单勾栏的实样。手头正好有八字桥勾栏的近照，可以做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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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物考究，志书文献的记载也很重要。明万历年间王应山所编撰的《闽都记》提到：路通桥，在河口尾，宋建。古谶云：“南台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状元，后出相公。”清乾隆年间的《福州府志》除了照搬《闽都记》的记载，还在后面加了一句“明弘治间复建”。这下问题可就来了，为什么清代的志书提到了明弘治年间曾经复建路通桥，而在更早成书的《闽都记》中却没有提及呢？志书打架，只好暂不采信。另外，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明代复建路通桥是在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倡建者是市舶太监刘广。可惜没有说明出处，所以也不能尽信。

好在《闽都记》中除了“宋建”二字外，还提供了“南台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状元，后出相公”这么一条古谶。此谶流传极广，某人早有听闻，但一直没当回事，后经查找，发现其最早竟然出于北宋淳熙九年的《三山志》，而且是在“谣谶”一项中作为已经应谶的条目列出。这说明，早在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之前，作为当时南北来往必经之路的河口水道便已建起桥梁。而这座桥既然是应谶而建的，那么桥名“路通”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至于此桥初建时是木桥还是石桥，是拱桥还是平梁桥，志书中未有记载，也就不好随便乱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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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满足了一把考证癖之后，再来说说路通桥上的一个自然奇观。走到路通桥前，人们的眼光总会被两棵古榕所吸引。这两棵古榕分别扎根于东西两侧的桥墩上，树冠犹如巨伞，将整座桥上空遮盖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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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福州地区的古桥边多有榕树相伴，但像路通桥这样长在桥墩之上的却也极其罕见。从枝干的粗细来看，两树生长年代应该均在清道光九年重修路通桥之后，树龄并不算大，也就无法作为古桥始建年代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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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桥的正北端还有一座清代风格的庙宇。庙门上部有两块石匾额。下方横额镌书“路通古迹”，上方竖额镌书“武圣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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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庙名来看，这是一座关帝庙。而事实上，此庙原名“路通庵”，其内部供奉的始终都是闽地曾经广泛信仰的瘟神“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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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呢？这还得从明清时期的数次禁毁五帝“淫祀”说起。“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闽地的瘟神“五帝”未在官府正统神灵之列，故被视为“淫祀”。其原本就不被官府承认，再加上明清时期五帝信仰的空前兴盛，请神送神等信仰活动日渐增多，奢靡风习不断蔓延，引起地方官员的高度关注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数次禁毁。而对于违禁者，更是加以严厉罪责。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府的禁令毕竟无法真正消除民间对五帝的疯狂崇拜。为了逃避罪责，掩人耳目，一些五帝庙开始改头换面，明里供奉武圣，暗中继续祭祀五帝。除了“路通庵”，福州市郊的怀安武圣庙等处莫不如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福州地区的五帝庙大都建于水边或近水的地方，这大概与下文所要讲到的一项名为“出海”的祭祀礼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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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说来，闽地对“五帝”等瘟神的信仰自有其特殊的地理原因。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闷热，加之古代卫生条件落后，瘟疫流行史不绝书，成为威胁人畜生存的主要灾害之一。人们谈瘟色变，在宗教信仰上也就表现出对瘟神的虔诚崇拜。而在众多的瘟神中，福州等地对“五帝”信仰最为普遍——榕城内外，凡近水依寺之处，多祀疫神，称之为涧，呼之为殿，名曰五帝，与之以姓，曰张、关、刘、史、赵。鼎盛时期，福州城内的五帝庙曾有“九庵十一涧”之称。而民间祭祀瘟神活动更是五花八门，十分繁缛。以《榕城纪闻》记载的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福州祭祀五帝为例：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人生礼。各社土神，忝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忝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妆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绸绉彩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闹，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记载中所谓的“出海”，又称“送船”、“送王爷船”等，福建各地皆有此俗。福州的“瘟船”多为纸竹扎成。《乌石山志》载：出海剪彩为舟，备食息起居诸物，并神鬼所请之相，纳于舟中，鼓噪而焚于水次。以祭祀毛血贮木桶中，数人负之而趋，谓之“福桶”。泉州、厦门、漳州一带的瘟船是木制的，称“王爷船”。《闽杂记》载：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糊耳。惟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膺品，并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漂没，计一船所费，或逾中人之产，付诸无用，殊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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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以上的记载即可想见，明清时期闽地的五帝信仰已经发展到了一种颠狂无序的状态，屡遭禁毁也是咎由自取。清代查慎行在《毁淫祀歌》中写道：八闽风俗尤信巫，社鼠城狐就私慝。巫言今年神降殃，疠疫将作势莫当。家家杀牛磔羊豕，举国奔走如风狂。迎神送神解神怒，会掠金钱十万户。 而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更是一针见血，道出了五帝信仰泛滥的种种危害：所谓王醮者，穷其奢华，震鍧炫耀，游山游海，举国若狂。扮演凡百鬼怪，驰辇攒刀，剽疾争先，易生事也；禁口插背，过刀桥，上刀梯，掷刺球，易伤人也；赁女妓，饰稚童，肖古图画曰台阁，坏风俗也；造木舟，用真器，浮海任其所之，或火化，暴天物也。

之所以不惮烦琐，罗列出以上众多的文献资料，目的其实在于反驳当前一些伪民俗专家和所谓民俗爱好者的浅陋言行。当他们看到上文中所示的那张关于福州五帝信仰“出海”仪式的老照片时，根本不经大脑思考，不辨美丑善恶，就开始大声叫好，并不断在网络论坛和各式媒体上“振臂疾呼”，定要将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恢复发展起来。而至于是否劳民伤财、愚弄民智，似乎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对于这些自命不凡，实则孤陋寡闻之属，某人的原则是——敬而远之，无情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