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栖

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会涌现出一批具有创造力并对后世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标志性人物，世人誉之为“大师”。人们景仰和歆慕大师，不止是他们的高才、卓识，还在于他们的清德。坦诚——不矫情、不溢美、不掩过、率直、厚道、守信等，乃是其清德的题中之义。

自不待言，大师在学问或艺术上各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所从事的开创性工作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重大突破与超越。然而，“隔行如隔山”，大师绝非“万事通”，对任何场域的任何问题都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大师的坦诚就表现在充分而客观地“认识自己”，如苏格拉底所说：“我知道我不知道。”美国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纳什因创立均衡存在定理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5年6月1日，他在北京工商大学演讲，并回答提问。有研究生问：从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约翰·纳什思考片刻，坦诚地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是可以自由发挥的。大师似乎不该以“没有能力”来作答，因为这样很容易贬损形象。但纳什这样做了，而且很泰然，很平静，很自在，这正是其学术良心的体现——不说假话、空话，欺世惑众。

大师通常掌握一门或多门学科的普遍已知知识，其成就更多的是来自于创造性挥洒自己的才智，以拓展未知知识的能力。即便是在同一个领域或学科，大师也不可能是“万宝全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廷芳责编一部论文集，特邀“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冯至写一篇关于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的文章。限期三个月，冯至却没有如期交稿。叶廷芳上门催稿，冯至坦承：“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才敢动笔。”“眼下有关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不就得了？”冯不以为然：“诗这东西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写出来的文章，那是问心有愧的！”

“首创”或“第一人”，无疑是大师的魅力所在。然而，大师的坦诚就在于不贪功居傲，实事求是地摆正自己在这个领域或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发表题为《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公开信，申明“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他说：“辛亥革命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1912年以后就有许多辛亥革命的论著出版。其中如邹鲁、陆丹林等前辈，堪称辛亥革命研究的先行者”。“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这个称号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如此胸襟，虚怀若谷，令同行肃然起敬！无独有偶。19世纪初，法国化学家圣可莱尔·德维尔提炼出了纯净的铝。有人提醒他：“你是真正发现铝的人，应当慎重声明这一点。”但德维尔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倘若不是德国化学家弗勒在此之前炼出了不纯净的铝，他就无法取得现在的成果。后来，德维尔用铝铸了一枚纪念章，在上面郑重地刻上“弗勒”的名字和“1827”年份，并将它送给了弗勒。德维尔深信自己发现纯净的铝是建立在弗勒发现了不纯净铝的基础上，所以他不夺“铝的发现者”之名。

俗云：“良马也有失蹄时”。大师虽说智力超群、见识绝伦，但鉴于认知的局限，或思维的障碍，也难免出现错判、误算，甚或一度陷入歧途。大师往往勇于自我认错、善于自我纠偏，以彰显其难能可贵的坦诚。23岁的萨尔泽在读物理学研究生时，拜读爱因斯坦一篇论文发现其中有一个方程式出错了，思量许久，决定致函爱因斯坦。很快爱因斯坦回函，针对萨尔泽提出的疑问，列举了一长串数字计算来证明自己那个方程式是对的，并在信末写道：“现在我得出结论，那个等式真的、真的不是你特别指出的那个方程”。信寄出后，他感觉自己的回函是不是草率了些，于是重新翻检，果然发现是自己错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居然放下架子，写信向后辈道歉：“我给你写信不久，就发现犯错的其实是我。你的方程是对的，我是错的。”爱因斯坦的坦诚赢得了后辈的敬重，更广为同仁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