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查百度“挽联”的定义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这一界定似有绝对化之虞。因为有些人在生前就自撰或请他人写下挽联，此为“生挽”。“生挽”者大都出于某种情愫：或感慨于自己的身世遭遇自嘲自讽，或嫉世愤俗以激后人，或总结平生抒怀述志。

“生挽”首先体现的是一个人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前的一种自我评价，他摒弃夸饰的谀词和入俗的套语。如罗振玉自写的生挽：“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这位杰出的学者一世功名一览无余地隐现其间。虽说1922年，在京沪报界举办的“最景仰之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南通张謇以最高票数当选，但作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他在生圹墓（生前预设的墓地）门上自撰挽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联语用词朴实无华、平稳简要，但包孕的内涵极其丰富：回首平生，既有一生事业的大体完成，死而无憾矣；又有谦卑自抑，仅仅是“粗完”而已。这恰恰反映出这位晚清思想家、实业家严谨的科学态度。既然如此，即可坦然辞世，回归自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当然也有自我标榜、欺世惑众的生挽，如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生挽”还是临终者一种心迹的曲折流露。某些功过参半、是非蜂起的人物，往往是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人间，他怕死后受到非议，生前便写下“生挽”给自己来个历史定位。如一代老臣翁同龢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弥留之际，翁同龢以《论语》集句给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尔后饮恨长逝。真是：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悲伤，一笔卧钩画凄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历史名人系万千风云与时代风潮于一身，临终前常有反思。其“生挽”不奢望文化包装，图的是给个人的精神版图上留下清晰而简洁的人生轨迹。如杨度经历晚清至民国，周旋于各种政治要人之间，从湖湘秀才到宪制专家，从“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到帝制罪魁祸首，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一生映射出那个时代衰世乱象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变。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法租界寓所去世，临终前写下“生挽”：“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很显然，杨度的“生挽”总结了自己跌宕的一生：上联是自己对前半生的言简意赅的归纳，并断然予以否定之；下联则是步入晚暮时的觉醒，他把“医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满怀激情展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景。至于秋瑾在就义前五日写的自挽联——“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惟妙惟肖地道出了这位鉴湖女侠为伸张女权而奋斗、为革命建国而努力的心迹。

追悼会，往往是一次挽联的PK，一次披麻戴孝的雅集。但在民国时期，文人间常有“生挽”的文字游戏。郑逸梅素有“无白不郑补”之誉。他基于这一考虑：若然死去，即便挽联如云，称颂有加，也是无幸有睹，何不提前览之为快？于是，郑逸梅登报求挽，一时诸文友纷纷赐其哀挽诗联。如南社同仁高吹万寄赠的“生挽”：“写稿厌麻烦，人间欲谢垂青友；修文被征召，地下仍封补白王。”同属“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周瘦鹃给其“生挽”：“输君妙笔吐奇葩；补白称王亦足夸。” 郑逸梅据此写了《生生死死录》一文，生动记述了当年友人替他撰写“生挽”的盛况和自己读这些“生挽”的真情感受，充分彰显出两者情感上的契合和道德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