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倘论清代历代皇帝，谁最看重清官，无疑首推康熙。他力主“官以清廉为本”，表彰的清官如“实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山西人）、“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至今仍传颂于世；他嘉赏的清官在谕旨中更是屡有所见：郭琇“鲠直敢言”，彭鹏“有胆量，无朋比”，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廉能称职，诚心爱民”，施世纶“操守果廉”……

康熙帝之所以看重清官，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普遍存在着贪墨腐败，“世风浇漓，人皆不能洁己自爱，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它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和民心的稳定。在他看来，朝廷的部院官员应该“操守兼善”，“外官惟以清廉为要”，而现实情形是“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而因为贪腐“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无累”。康熙帝在《廉静论》中引用《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和《汉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以告诫朝臣大吏。由此，他主政时增设六科给事中，以加大对各级官吏的监督；重视律例的修订，以律例要求臣僚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同时在用人方面，“廉介者，宜举而不宜黜，贪酷者，宜揭参而不宜徇隐”。

然而，康熙帝的治腐不可能创建一个廉洁政府，因为这些官员都是他的家奴，要依凭他们的“效忠”来实现专制统治，因此，“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包容”到什么程度？康熙四十八年上谕：“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被康熙帝誉为“居官甚优，操守清洁”的福建巡抚陈瑸不以为然，曾奏称：“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即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清廉。”虽说陈瑸病故后，康熙帝肯定“今观其居官实践所奏之言，诚清廉中之卓绝者，似此不加表扬赐恤，何以示劝？”但在具体处置被弹劾的问题官员时，康熙帝还是给那些明为“只取一文”“一分火耗”、暗滋贪欲无艺的官员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如此标榜“清官”，显然是有悖于“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的吏治初衷，从而形成官场道德的错位，贪风日盛。

有功绩而又忠诚的官员，康熙帝往往袒护之，尤其是那些曾被他嘉奖过的“清官”，即使日后查有贪腐劣迹他也是“眼开眼闭”，以不损“圣德”。张鹏翮便是典型一例。此人自康熙九年中进士，历任中枢地方要员，康熙视之为“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而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殊不知，他是个伪君子、两面人。康熙四十三年，张受到弹劾：“奏销钱粮，浮冒十三余万两，应交刑部治罪”。康熙帝则替张辩护：“河工钱粮，原不限数，一年水大，则所需者多，水小则所需者少。谓张鹏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谓以十三万两入己，必无其事。”“亦未可知”是对张“小有所取”的模棱两可的辩解；而“必无其事”则是公然替张解脱。更有甚者，康熙帝非但不加追究，反而下令给张叙功，说他“治河不辞艰瘁，又清洁自持”，加官太子太保。其实，康熙帝对张鹏翮是贪是廉心知肚明。翌年三月，康熙帝在苏州过生日（即“万寿节”），召见张时说：“一介不取未必然。取与不取，惟尔自知之。”

“清官多刻”，这是康熙帝晚年对清官的批评。“刻”者，刻薄、刻板、刻峭、刻毒、苛刻也，“刻则下属难堪”，因此在康熙帝看来，清官多为不近人情，不合人群。他眼中的清官，如施世纶，“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杨名时（李光地门生）“赋性乖异”；赵申乔“甚清廉，但负气，人皆畏其口直”。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了明代万历帝对海瑞的评价：“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在我看来，康熙帝看待清官与万历帝大致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