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清代的鸦片之患，史有定论。在列强频频“叩门”的情形下，清廷出于“施恩”予以“抚绥”，设立了一些通商制度（如广州十三行）进行国际贸易。在通商贸易中，对中国社会腐蚀最深、额度最大的洋货是鸦片，如郭嵩焘所说：“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尤其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虽说有虎门销烟，以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禁烟，但收效甚微。光绪七年（1881），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说：“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此类阴惨败落气象弥漫各地。恰如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说：19世纪的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为时最久的、最有系统的犯罪行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接受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为维护满清统治、挽救民族危亡，朝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实施“新政”，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颁布了不少禁令，其一是再度提出严禁鸦片。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新任户部尚书赵尔巽奏请重新禁止鸦片，指出鸦片“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这是清朝最后数年重启禁烟的开端。

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三日下谕，规定10年内禁绝鸦片，并拟定了禁烟章程，共10条：1、限种罂粟，以绝根株；2、分给牌照，以杜新吸；3、勒限戒瘾，以苏痼疾；4、禁止烟馆，以清渊薮；5、清查烟店，以资稽察；6、官制方药，以便医治；7、准设戒烟会，以宏善举；8、责成地方官督率绅董，以期实行；9、严禁官员吸食，以端表率；10、商禁洋药进口，以遏来源。值得一提的是，鸦片战争后，朝臣对鸦片分为“严禁派”和“驰禁派”，后者如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呈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抵制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连李鸿章也赞同：“暂弛各省罂粟之禁，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一时间种植鸦片成为了某些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之一，“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英国领事馆向伦敦的报告）是故，清廷上述禁烟章程第一条便是“限种罂粟，以绝根株”。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外务部商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从1908年开始，三年之内，中国果将鸦片减种减销，英国允减运一成，如是十年，迄于1917年终止输华鸦片贸易。并议定三年为试验期，倘若中国无禁烟之成绩，英国于三年后，仍得不受限制运入鸦片。其时朝廷禁种禁吸颇著成效，宣统三年（1911）5月，英国政府根据前订之办法，特派代表缔结条约，其一要款“七年之内，土烟概行绝种，印烟亦同时停止入华”。（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衡量禁烟成绩，不止是光制订章程，还得切实施行。1908年，光绪帝诏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傅霖等为禁烟大臣，精选良医，设立戒烟所，除查验各衙门烟瘾未断之官员外，还屡派查验大员私访，对懈怠不为、敷衍塞责者随时参奏。宣统元年（1909），各省谘议局成立，明确规定：“吸食鸦片者”“丧失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可以说，自上述10条章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禁烟颇有起色。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人们似乎看到了一条新路，即：通过学习西方，依据国际法最终解决鸦片问题。1909年2月1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由美、中两国共同发起的中、美、英、法、德、俄、日等13国参加的国际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美国主教白兰德任主席，会议承认中国实行禁烟的成绩，并由各国代表请其政府予以赞助，禁烟入口。3年后的1912年，美国商请荷兰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禁烟会议，通过了《海牙鸦片公约》，要求英国商人停止对华鸦片输入。这标志着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禁烟努力获得了胜利。

清廷包括“限期10年”禁烟在内的“新政”并未全然兑现而逊位。辛亥革命带动了改革社会风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革除旧染污俗”政令36条，其29条为“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从此，鸦片贸易绝迹，这一祸患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