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1840年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外部环境的巨变，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有识人士开始“开眼看世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相继问世两本“看世界”的奇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笔者已有《<</span>海国图志>在当年的命运》一文对魏源的巨著做了评价，本文着意它与《瀛寰志略》的比较。

徐继畲是道光年间的朝臣，在福建任职多年，并曾以福建布政使的职务驻守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后升任福建巡抚。《瀛寰志略》自序云：它“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该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版（晚《海国图志》6年），全书10卷，约14万字，附地图42幅。

就世界地理的阐述而言，《海国图志》明显逊于《瀛寰志略》。前者虽然列数了对地球各洲的名称，但不相信欧、亚、美、非、澳的分布，仍以“东神胜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庐洲”的佛教说法为准。而《瀛寰志略》则以“中国之外有九大洲，有大瀛海环之”为立论，比较系统、清晰、准确地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除了对亚洲、欧洲、北美洲有详尽叙述外，对国人不甚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略述，甚至还列数了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兵力和财政收入。无怪乎，当年《纽约时报》刊文称赞徐继畲“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美国公理会刊物《传教先驱》在显著位置刊发《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作了介绍，并在按语中说“中国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足见此书的影响力甚于《海国图志》。梁启超说：“当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徐继畲是以“夷”处于与华夏同等地位的平视眼光看待世界各国，而在魏源看来，无论是“四洲”还是“海国”，都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西方诸国被列为“天下”边缘甚或以外的范畴。

客观地说，《海国图志》花了不少篇幅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如英国的“巴厘满”（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以及美国四年一选的总统制，但魏源更多的还是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狄夷”仅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望远镜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甚至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如果说《海国图志》立意在师“夷技”，那么，《瀛寰志略》则旨在师“夷制”。后者除了盛赞欧美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等器物层面的优势，其高明之处在于徐继畲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竭力探讨西方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这些论述不止是篇幅远多于《海国图志》，更在于评骘的精辟到位和分析的切中肯綮。如断言近代英国政治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效仿，“乃天下所趋也”。

值得一提的是，《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都看到了西方强国的近代化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造成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前者焦虑于中国的“受辱挨欺”，而后者则是更多意识到其进步性的一面。徐继畲指出：“中国求隔绝而不能，唯有和夷通商，休养生息”。他陈述西方列强在利益驱动下盘剥中国的事实，也指出欧风东渐给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客观促进作用：“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这实际上是彰显出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近代化道路的必要性。

对西方民主精英人物的介绍，是《海国图志》的一个缺项。《瀛寰志略》不仅对建国不久的美国政治制度高度赞誉，还在中国首次评价和推崇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的卓然功绩。那块镌刻着徐继畲称颂“华盛顿，异人也”的石碑，经由传教士丁韪良推荐，于1853年作为中国人的礼物远涉重洋，运到美国首都，至今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

这两本书在中国当年的命运则颇为相似：都被世所不容，保守派、顽固派甚至斥责作者为“卖国贼”，被目为“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而禁，或指责“替夷狄张目，自视卑微”，或抨击“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或贬为“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或断定“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连曾国藩也认为徐继畲此书“颇张大英夷”。作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畲后被戴上“妥协”“投降”一类帽子而被罢免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类似副弼马温的闲职），适如自云：“在闽藩任内，偶著《瀛寰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