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杨柳依依
(2022-03-20 14: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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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姨在路口等我。胖乎乎，乐呵呵，一个典型的广场舞大妈。和柳姨一见面，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两个字：龚雪。不是《大众电影》封面上那个抹着浓妆、披着白绸巾、倾国倾城的龚雪，而是那个走在大桥上表面柔弱内心坚强的龚雪——秦楠。
我们学校和电影《大桥下面》主要取景地都在江苏路桥两侧。大一时，我和同学就像瞻仰名人故居似的实地勘探。那时还未拆迁，街景依旧，只是少了缝纫铺，少了修车摊，少了秦楠。
事由很简单：柳姨家的老宅要拆迁了。柳姨的妈妈户口虽然在老宅，但她居住在女儿家。动迁组以户口居住地不一致而取消了她的分房资格。柳姨想放弃，乔姨坚持：穷人翻身靠动迁——于是她们找到了我。
我接过动迁的案子，常常是一家人为了各自利益打得不可开交，和动迁组理论的没有：动迁组的背后是政府，和政府对簿公堂，胜算为零。打不赢就耗，钉子户由此产生。前几天动迁组发出最后通牒：再不搬就强迁。为了显示政治正确和政府强大的公信力，街道介入了，街道司法所聘请的律师也挥刀上阵。我问清房子的来龙去脉，也查验了相关证件，便告辞回家了——奶奶在家等我。
我当律师后，奶奶总是千方百计等我一起吃晚饭。我出差和特意关照除外。奶奶有失眠症，一有事，她就睡不着。我敷衍了几句，就回自己房间准备材料。事关爸爸的同学，我格外上心，不仅准备了几套方案，而且还草拟了最后的陈述稿。
周日下午，我准时到达动迁基地。除了乔姨，柳姨，还来了三十几个乔姨、柳姨农场时的同学。防贼、防盗、防记者是老百姓的戏说，防上访、防动迁、防知青集会是官方的共识。我们全占，警署自然派员维持秩序。基地会议室太小，周日街道不办公，于是我们移师不远处的街道会议室。正巧，街道主任值班，于是她作为特邀嘉宾坐在会议桌前。
动迁组代表是个一脸苦大仇深的老头，他像吵架似地介绍了相关情况和有关规定；司法所的律师是个眼镜。灯光下，他的镜片在闪烁。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脸真理在胸，舍我其谁的架势。
我发言，先給对方一个下马威：“请对方律师注意自己的着装。”
眼镜故作镇静：“请问，我是律师，我穿律师装有问题吗？”
“你穿的是律师出庭装。根据全国律师协会的相关规定，律师出庭装仅使用于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得在其他任何时间场合穿着”。
眼镜乱了分寸，但他还想强词夺理：“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这样说话。”
“我也是律师。我爸是知青，留在黑龙江还没回来。今天，我作为一个知青子女谈谈自己的看法”。
众目睽睽，眼镜只得卸下自己的律师装。老知青们像虹口体育场看足球赛那样起哄喝彩：“哦——哦——哦——哦！”
我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拿出发言稿，临场发挥，我在台头上加了“尊敬的街道领导，亲爱的知青伯伯叔叔阿姨姑姑。”
我说，上海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居民动迁功不可没。作为一个上海市民，理应配合政府动迁。和别的动迁户相比，我的当事人只差老宅不是她的实际居住地。她不是不想住，而是没法住。老宅已经有了新的一家三口：她儿子，她儿媳还有她们的孩子。儿子儿媳都是纺织局的下岗工人。老宅只有12平米，已经很难再放进一张床，她只能住在女儿家。
她女儿叫柳依依，68届初中生。知青中老三届最苦：长身体时饿肚子，长知识时没书读，要工作时城市容不了他们——他们被赶到农村。和同龄人相比，她更苦；4岁时，她的爸爸被划为右派，7岁时她的爸爸饿死在大西北；柳依依是1954年生人——她读的是5年制小学，69年下乡时她的实际年龄还不到15周岁。现在15岁的孩子，还可能在妈妈身边撒娇。她没有资格撒娇：她不仅要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还要帮助妈妈抚养弟弟。她的弟弟小时候因为高烧不退导致耳聋，是个残疾人。
她是不幸的，但她又是有幸的，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我们的人性并未全部泯灭。为了能让她回去照顾妈妈，她的那位上海人指导员把自己回上海读大学的机会让给她；为了能让她过了好一点，她的那位已经离休的馆长敲开区长的办公室。区长特批，分给她一间房。她没有结婚。机关分房的首要条件是你必须结婚。
分给她的是一间上海上世纪70年代造的简易房。厨房卫生三家合用，她们的卧室面积只有9平米。她不挑剔：她的妈妈太难了。能陪着妈妈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她每天除了帮助妈妈进行康复训练外，只要天气许可，她总要把妈妈背下楼，坐着轮椅晒晒太阳，推着轮椅到处走走。她家住顶层——3楼。从3楼到底楼要转4个弯，26级台阶。从3楼到1楼或从1楼到3楼，必须一鼓作气，万一中间有停顿，她一个人是无法将妈妈再驮上背的。柳依依1米7，不足90斤；她的妈妈也是1米7,120斤。一个60岁的老人背一个86岁的更老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
她很满足：比起农场来，好多了。我们于心不忍：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她们还是过着这样的苦日子！她们原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场并不光彩的政治运动把她们的幸福打碎了。我们的党已经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深刻反省。党错了，买单是老百姓；党错时，大家应该相互帮衬，让这种错对老百姓的伤害少些、轻些。可是歪嘴和尚们总能把好曲吹歪：他爸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她们原先住的房子再也回不去了。
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落实政策也要靠泡，甚至靠闹。她的妈妈瘫痪在床，她的弟弟是个哑巴，家里唯一可以依靠的她又是个和陌生人说话就脸红的人。她没有泡，也没有闹，她只是循规蹈矩地写信申诉，可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没人给她回信。估计她的信可能拆封后就被扔进废纸篓了。有同学看不下去，为她打抱不平。可是有关部门又以落实政策机构已经撤销为由把她打发了。她只能自我安慰：算了算了，人家也没有办法。国家有困难，我们只能算了。
然而，举头七尺有神明，一定是老天看不下去了，这次党的动迁阳光又可以洒在她们身上了。可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又开始玩起柿子捡软的捏的把戏，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曾建议柳依依把她的妈妈的床硬塞进老宅，哪怕10天半个月做做样子。她说不行。她不愿让妈妈吃苦，她更不愿欺骗政府。
她的不肯是她的真诚，是她的善良，可是我们有些人把这种真诚善良当成了软弱可欺。他们的不行是教条，是冷血。就像柏林墙审判案中那句名言：你们的枪口能不能抬高一寸，给这两位不幸的老人提供一些方便？
如果真不行，我和我的这些知青伯伯知青叔叔知青阿姨和知青姑姑们，一起把老人家抬到市政府门口：柳依依的爸爸是要不回来了，但她们以前居住的两室一厅能不能要回来？
现在，党和国家要建立和谐社会，还号召五讲四美。我们并不奢望对方能像柳依依那样全心全意，不离不弃。我们只是希望对方能摸摸胸脯想一想，如果这两位老人是你们的亲人，你们又会怎样？还有，如果我们将柳依依背妈妈上下楼拍成视频在电视台播放，人们在赞美柳依依的行为美心里美的同时，会不会问：她们这样苦，有没有人知道？
当然你们也可以装聋作哑。和公权力相比，我们的力量不堪一击。趁我们的手还没被绑上，我们的嘴还能说，我们张开双手求求你们发发慈悲，给我们的这位右派遗孀知青阿姨沾点改革开放的雨露阳光，让她们能像个人那样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哭了，我看到那个街道主任也眼泪光点点。后来我知道她的哥哥也是知青，一次意外，死在新疆。大家簇拥着我。好话一箩箩，一筐筐，我最满意的是那句“你和你爸一样了不起。”
乔姨问我哪来的本事？我直言不讳：“大学里学的。”我是学校戏剧社成员。我们曾进行呼吸训练。声带训练，延长音训练，共鸣训练，吐字读句训练，然而我体会最深的还是我们老师说的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无论是面对思维缜密能言善辩的对手，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法官，真情实感再加上抑扬顿挫的语言，是最能拨动人们柔弱的心弦
2
晚饭后，我和奶奶靠着床上聊天。我有自己的房间，也有自己的床，但我常常和奶奶睡一张床，偶尔也会钻进奶奶的被窝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肌肤之亲吧。就像一首老歌常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只是妈妈变成了奶奶。
奶奶给我讲爷爷的故事：爷爷出身大户人家。为了抗日救国，爷爷抛家舍业参加了新四军。爷爷打仗勇敢，再加上有文化，解放上海时爷爷就是副师长了。镇反那年爷爷收到家乡县政府寄来的一份公函：太爷爷被关进大牢，有些农民要求镇压他，县政府征求他的意见。奶奶说太爷爷是个开明人士，他曾给新四军送过银元，荒年时他还开仓济民。只是因为有个长工偷吃供果被太爷爷打跑，土改时，长工回来了，还当上了农会会长。他煽动一些农民上县政府请愿，要求镇压太爷爷。县政府怕犯政治错误，就把球踢给了爷爷。爷爷哪里知道这些。他想县政府给他发函，是对一个老革命的尊重。礼尚往来，他当然尊重当地政府的意见。于是在意见栏里写了同意两字，还签上自己的名字。谁知当地政府拿了鸡毛当令箭，把太爷爷给枪毙了。爷爷从此断绝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奶奶和家乡还有来往，有一年，她还带我去看家乡的油菜花。
奶奶也讲自己孩子的故事。爸爸和叔叔是双胞胎。虽然他们相貌相似，性格却迥然：爸爸聪明灵动，爱仰望星空；他的理想是考北京航空学院，造大飞机；叔叔憨厚木讷，脚踏实地，他想学门手艺，当个好工人。小学毕业考，爸爸考了上海最拔尖的上海中学，叔叔进了很普通的黎明中学。68年夏天，他们面临毕业分配。当时上海的分配政策就像抽壮丁那样，家里要有一工，就得有一农。二选一——爸爸把留在上海工矿的名额让给了叔叔，自己报名去黑龙江。他本来想去兵团的，爷爷的问题还没解决，政审不过关，他只能去农场。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就是以前的劳改农场。阴差阳错，爸爸和叔叔从此走了和以前相反的路。77年恢复高考，爸爸按兵不动，叔叔却考上了同济大学；4年后，叔叔大学毕业了，爸爸和妈妈结婚了；82年，叔叔留学美国，我出生了；87年，叔叔一家移民加拿大，我到了上海。
有一次我问奶奶：“叔叔和爸爸，你喜欢谁？”奶奶不假思索：“当然是你爸爸。你爸爸那么聪明，应该去读书。你爸爸是被你妈妈你姥爷耽误了。”奶奶不喜欢妈妈，说她长得张牙舞爪。可奶奶对我可是呵护有加。我有时不知好歹，故意说：“奶奶，你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喜欢我呀？”奶奶振振有词：“你爸爸不在身边，我不喜欢你我喜欢谁呀。”
和一些年轻人一样，奶奶也追星：奶奶说，王文娟戏演得好，但她没有孙道临有文化；赵丹本事大，脾气更大；上官云珠是真的漂亮，文革时莫名其妙跳楼自杀了……中年明星中奶奶最喜欢倪萍，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奶奶每期必看。倪萍后来主持《等着我》，奶奶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奶奶说倪萍善良，她宁可跟丈夫离婚也要给孩子看病；奶奶也喜欢陈道明，杜宪出事后陈道明还是不离不弃；奶奶更喜欢马伊琍，因为马伊琍是知青子女。爱屋及乌，马伊琍父母为了孩子假离婚奶奶也可以接受的。
我给奶奶挖坑：“奶奶，如果你和爷爷遇到这种事，你们也会这样吗？”奶奶毫不犹豫朝坑里跳：“只要你爸爸能回上海，我和你爷爷也会这样做的。”我露出来獠牙：“奶奶，你们可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你们怎么可以欺骗组织呢？”奶奶不为所动：“老同志为了自己的孩子偶尔犯个错误，组织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假离婚和开后门有什么区别，而且有的还是党的高级干部。”
今天的话题是柳依依。奶奶说，我们家和柳依依家有些渊源。大家是老乡。柳依依的爸爸叫柳太白，是个很有才华的编剧。祸从口出，57年一反右，柳太白就戴上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被发配到大西北。虽然他的右派帽子是剧团给戴的，但把他发配到大西北可是爷爷签的字。第三年，柳太白就死了。饿死的。柳依依的妈妈到文化局报丧。爷爷接待她。爷爷很难过，但无力回天。爷爷自掏腰包聊表心意。为这事有人给爷爷提意见；文革时，更成了爷爷的一大罪状。
爸爸是1969年3月3日离开上海的。在徐汇中学集合时，两家相遇了。柳依依的妈妈一个劲地对爷爷说：“对不起，因为我的事，让你吃苦了。”爷爷无地自容。这时，大家才知道爸爸和柳姨是一个学校的，同校不同届。柳依依读的是5年制小学，同行的人中她最小。爷爷要爸爸照顾柳姨。爸爸不说话，光点头；柳姨羞得一直没抬头。以后爷爷给爸爸写信有时也会问起柳姨的情况，爸爸总是爱搭不搭的：可以或还行。
柳依依回上海上大学的事直到她毕业、奶奶去学校挑人翻档案时才知道。柳姨上图书馆报到，马上认出奶奶。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还千谢万谢。奶奶问她有什么困难吗？柳姨说没有。这时爷爷已经解放，家里门庭若市。
奶奶很照顾她，不让她在前台接待读者，而是让她在后台整理图书；她的作息时间可以自由调节，只要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就行。柳姨很自觉，她从未因为照顾妈妈而请假。她的工作时间不是8小时，而是9小时甚至更长。另外她还自学成才，她是同龄人中第一个拿的本科学历的馆员。
“那当然，对于一个上中的同学来说，拿一本科文凭，实在是小菜一碟。”我也是上中的，我的学历是硕士，奶奶常常以我们家有两个上中的学生而自豪。
奶奶知道了柳姨的近况，有些后悔：“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当时要一室半或两室的底楼的就好了。”
我安慰她：“那时候给你一间房就是很好了。区长大人不是我们家的局长爷爷，奶奶，你知足吧。”
奶奶这才有些释然。当然她最满意的是我在动迁组的表现。我马上提出犒赏：“奶奶，听说巨鹿路有家饭店的小黄鱼很有特色，我们去尝尝？”
在我的腐蚀拉拢下，奶奶渐渐成了吃货——奶奶同意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尝鲜。奶奶请客，我买单，这是我有了工作后定下的规矩。
3
心满意足回到家，我们又躺着床上八卦。“奶奶，爸爸回上海的名额让给柳姨，你后悔吗？”
“就凭她对妈妈的好，你爸爸做的事——值。”
“奶奶，你还记得《夹边沟》这篇文章吗，我觉得柳姨的妈妈就是文章中的上海女人，”
奶奶爱学习，我爱看书的习惯就是奶奶带出来。我们常讨论书中的内容。有时也谈谈时事政治。以前奶奶讲得多，我讲得少；现在奶奶讲得少了，我讲得多了。但奶奶的少比以前更深刻：奶奶反省她和爷爷的过去，也反省我们党走过的路，当然内外有别：这些都是内部讲话，出外讲是绝对不容许的。
“是不是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奶奶，柳家外婆那么胖，脸都有些变形，躺在床上，怪吓人的。”“以前她是很漂亮的，像黄宗英那样长长的，瘦瘦的，岁月不饶人啊。”
“奶奶，柳姨也60了，一点也不显老，还是那么清新脱俗，那么漂亮。她是怎么保养的？”
“相由心生，人善良，面相就好。还有就是心态。无所得，就无所失，心静自然凉。”
“奶奶，柳姨那么漂亮，她为什么不嫁人呢？多一个人帮助她照顾妈妈，这不是更好的吗?”
奶奶说，柳依依一到图书馆，就引人注目，这就像后来流行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那些还待字闺中小女生争先恐后地给她介绍男朋友，好像她的存在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威胁。奶奶作为单位领导关心下属，也给她介绍男朋友。有一个，还是钻石王老五：复员军人，正科级，后来下海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总。他很满意柳依依，不仅答应柳依依结婚后就把妈妈带过去，而且他还托人打听，海外有没有治疗中风瘫痪的良药。柳依依婉拒了。奶奶说柳依依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嫁人，除非那个人出现。
我开始战战兢兢：“那人是谁？”
奶奶风淡云轻：“那人就是你爸爸。”
我着急了：“她在等我爸爸，我妈怎么办？”
奶奶又开始翻老账了：“所以呀，你姥爷把你爸爸扣为人质，逼着他和你妈妈结婚，不应该呀。”
“现在我爸和我妈已经结婚，已经有我和弟弟了，她这样做，不应该呀。”
“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人家并没有和你爸爸联系，人家甚至连我们家的门也不上，人家只是把你爸爸藏在心上，你还记得以前看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吗——爱，是不能忘记的。”
我在床上烙饼。奶奶也没吱声，但我知道她没有睡。同床异梦，我们都看着天花板。月光似水，从窗外流入，泼在地上，天花板上摇曳着婆娑树影，很清晰，也惨白。
第二天早上，奶奶吩咐：“有空，就给你那乔姨多联系，自从你爸和你妈结婚后，你爸的同学就再也不来我们家了。”
一拍即合，我也想知道爸爸的过去，第三天，没有出庭，吃完午饭我就请假去超市了。我买了一只硕大的奥特曼。乔姨和我同学住在一起，含饴弄孙，一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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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姨说，我也是徐汇区的。3月3日，我们先在徐汇中学集中，然后乘车到军工路码头，我们坐的是战斗15号，一条3000吨的货轮。一人一张席子，铺在舱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床。船太小，刚出吴淞口就开始晃，到了东海，晃得更厉害了，因为是货舱，没有专门的通风设备，船舱里一股刺鼻的怪味，很多人都吐了，先吐饭，后吐水，接着吐黄的胃液，最后吐血，有的人到了大连是被担架抬上岸的。我没吐，只是趴在席子上不能动弹。你爸也没吐，他还帮助别人上甲板。上面空气好，不容易吐。
“我爸帮的人有柳姨吗？”乔姨说没有，那时人规矩，男女授受不亲，有的就是到了农场后再回上海，有些男生和有些女生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乔姨说，第四天到了大连。大连人很客气，给我们喝大米粥，还招待我们看小分队表演。第二天下午我们乘火车离开大连。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站都有人敲着锣鼓迎送，到了齐齐哈尔就差了，到了嫩江，只要一条标语：“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没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更是省略。后来我们才知道，农村人并不欢迎我们，说我们下去是和他们抢饭吃。农场的老职工们说，我们去后，他们的生活远不如以前。
城里灰蒙蒙的，只有一条脏兮兮的路通向县城，路上行走的多是挂着铃铛的驴车、马车。有些人当场哭了，吵着要回家，更多人默默无声，大家有准备，上黑龙江农场来，就是来吃苦的。
农场只有一辆公共汽车，我们只能上“解放”。虽然车上罩着帆布，但风还是从帆布和车的空隙里钻进来。3月份了，地上的雪还没有化尽。我把棉袄和大衣都裹在身上，风还是像针那样刺进骨头里，寒冷刺骨的滋味我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我们9连和场部在一起，条件是最好的，到了连队我们还是冻得都下不了车。有的连队离公路还有20多里地，她们的滋味更糟。
我们是劳改农场。你太小，有些事你不一定知道。劳改农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二三十米高的岗楼。劳改犯都住在大院里。大院四周是土堆砌的围墙。里面有铁丝网有壕沟，围墙顶上是一条勉强一个人走的小道，那是哨兵站岗巡逻时用的。围墙四角各有一个岗亭，解放军就在岗亭里站岗放哨。劳改犯如单独通过，在离岗亭二三十米处就要脱帽请示：“报告政府。”得到容许才能通过。农场人的政治身份很好识别。正在服刑或刑满释放不久的穿中式的灰布衣，当地人一身黑，我们和解放军穿的是一身绿。他们是正牌的军装，我们的军装是山寨的，是上海那些里弄里的婆婆妈妈手工赶制的。南方人不会做棉制品，没有垫肩，也很少收腰，而且还脱线，没穿多久，棉花就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们住在汽车队车库改建的集体宿。吃食堂。在上海，好人多坏人少，成分显得很重要。你爸是个老初三，出来时连个班长都没捞着。这里是劳改农场，坏人多，好人少，你爸的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尾巴在当地干部眼里根本不算事。你姥爷当时是我们连的指导员，慧眼识珠：你爸成了我们连队第一任司务长。
连队司务长的活不好干：我们当时是10元包月制，有的人不仅想多吃多占，而且还无事生非。那天中午，三家村的土匪就和他的两个喽啰冲进食堂把几只刚下屉的包子抢走了。其实食堂已经准备开饭了，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霸主地位。有人想去拦，你爸一挥手：“算了。”你爸嘴上说算了，行动上不算：当天晚上，他就邀土匪们到小树林去谈谈。怎么谈，没人说，但土匪们回来身上都有土屑。你爸还是山青水绿。你爸赢了，也没有赶尽杀绝，土匪们的朋友来场部玩，只要报个数字食堂照样供应饭菜，后来来场部玩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一次竟搞得连里一半人没吃上饭，人心所向，这些来场部玩的人只能到场部招待所食堂就餐。招待所食堂的伙食不错，就是贵。外农场的人凭路条在连队食堂免费用餐。如有家属来探望，食堂掂小马勺，伙食费是每人每天3角3分。
“食堂的伙食好吗？”和有些家属不能比，但和别的连队相比，还是很好的。冬天时，农场的蔬菜很单调，但只要化点气力伙食还是可以搞上去的。比如说农场大豆有的是，除了做豆浆外还可以做豆腐，饭豆除了熬粥外还可以搅成馅包包子……当然这得有人想，得有人做。你爸想到了，还带领大家去做。食堂的伙食自然而然好了。”
“乔姨，你那时在食堂吗？”乔姨说，你爸看不上我，我只能下大地。刚来时，劳改犯还在，地里的活儿都是他们干的，我们晃晃悠悠很自在。晃到8月，要开镰了，农场的那个军代表吃错药了，明明有康拜因（一种苏式的联合收割机），他不用，偏偏要搞小镰刀万岁。连队所有人干一整天，还赶不上一台康拜因干一小时的活。现在想想很可笑，可是当时的人为了政治正确偏偏要这么干。整整10天，终于明白过来了，老天又下雨了。先是整宿整宿地下，后是断断续续地下，天晴了，地太陷，机车进不去。草甸子对面铁道兵农场用坦克拉着康拜因在地里干。农场没有坦克，只有拖拉机，一台不行就两台，两台还不行只能干瞪眼。
劳改犯割远处的地块，我们割近处的地块。劳改犯出工时很壮观：三四百号人，浩浩荡荡。前面管教带队，后面解放军押解，军人手持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子弹按每个劳改犯2发配备。到了目的地，管教就在作业区四角插上小红旗，这是禁区，劳改犯敢出禁区者，格杀勿论。知青出工就没有那么壮观了，稀稀拉拉到地头，然后按每人10条垄分工朝前割。我个头小，不用太弯腰，也累得屁淌淌；柳依依个高，就更吃力了，最要命的她胆子太小，不敢偷奸耍滑。割得快的人都甩垄，她不敢甩， 而且还接别人甩下的垄，越积越多，越来越慢。有一次，她的面前竟有18条垄。连长哭笑不得。正巧拖拉机能下地了。 连里要组建农机手班，连长就把她分去了。农机手就是给机耕队当下手：播种时机耕队的开着拖拉机在前面走，她们就在播种机上看着洞眼，不让肥料堵住，也不让种子流得太快；夏锄时，她们坐在起垄机上把着方向盘给大豆培土；收割时她们在康拜因上忙碌；一年四季尘土飞扬，他们脸上脏得都认不出人来。除了脏，还累：机耕队是两班倒，她们是一班到底。“她是你们中年龄最小的，你们就没人帮帮她？”“自顾不暇，谁还有气力帮助她。穷山恶水出刁民，人在这种恶劣里的环境下会变得特别歹毒！再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谁和她站在一起谁就是陪衬人，没有人会这么傻，除非老铁。”
“男生中也没有帮助她吗？”
“英雄救美嘛，男生中想帮她的人还真不少，但没人敢。她是场花，谁帮她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羡慕嫉妒恨，最后的落脚点是恨。”
“我爸是司务长，我爸就不能帮帮她？比如说把她招进炊事班，她就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了。”
“你爸是潜水艇，不帮则已，一帮就惊天动地。”乔姨说，自从有了工农兵上大学，每年夏天就成了大学发录取通知书的时节。75年夏天，柳依依突然来了一份电报：母中风，速归。柳依依去找你爸，你爸那时是指导员，知青探亲请假的事归他管。你爸没有批，而是叫她先等等。第三天中午，你爸就从大楼里拿来一张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原来的名字是你爸——杨森林，现在改名柳依依，还盖了农场革委会的公章。
柳依依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你爸叫她快走。下午木工房帮忙打行李，晚饭时你爸找来车，叫我陪她去嫩江托运行李。
在路上，我问柳依依，你爸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额让给她？她说她不知道。我不相信：这么大的事，你会不知道？柳依依急得眼泪都出来了：“真的，不骗你。我真的不知道。”柳依依从来不说谎，她的眼睛也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我还是没法相信：平白无故，老天竟掉下那么大馅饼！
“柳姨后来给我爸来信吗？”
“来了，她是个闷罐子，平时没有一句话，但很能写。一星期一封，而且还是厚厚的。你别看她只是68届。上海中学的人，就是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信？”
“她的字，很好认，细细的，长长的，女版的柳体。”
“她一直写吗?”
“一直写。直到你爸和你妈的关系确定了，她就再也没有来信了。”
我沉默了片刻，有些言不由衷：“柳姨这个人，挺不容易的。”
“柳依依不容易，也不简单，让人看不透。”乔姨说，你看她表面上柔柔弱弱的，说话也轻声轻气，其实她的内心很坚强。74年夏锄，柳依依她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那时流行针灸麻醉。柳依依从手术台上下来，像虚脱那样浑身是汗，但她就是不哼一声。半个月后，我们连队的大洋马的阑尾也急性了。别看他胡子拉碴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一上手术台，他像杀猪似的叫。我们女生宿舍离场部医院足足有一里地都能听到他的叫声。
柳依依平时不说话，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艳，其实她的心是很热的：她回上海后，很多人都托她买东西。那时很多东西都要票。但多走走还是能淘到不要票的东西的。还有，逢五逢十，我们都要聚一聚，纪念我们的上山下乡。那时，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要派员参加。在会上，她悄无声息，可是外地知青要回去了，她总是人手一份，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其实，这些人中，很多在农场时还不曾和她说过一句话。
“柳姨走后，我爸干嘛了？”乔姨说，柳依依一走，你爸就进场部大楼了。69年粮食歉收，损失惨重。第二年省局又把你姥爷召回大楼。那时劳改犯还没走，还军管。军代表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你姥爷管生产，是三把手。大家都敬重你姥爷。那时没啥文艺节目。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大家就模仿《智取威虎山》土匪对座山雕的称呼，称你姥爷三爷。后来你爸进了大楼管事，大家就把杨子荣老九的名号和那句，“老九不能走。” 都给了你爸。想不到，一语成谶，你爸就一直没有走。
乔姨说，姥爷刚回大楼时，大事他要商量，但提拔个连长指导员还是绰绰有余的。你爸就是在你姥爷回大楼第二年成为我们连的指导员的。这是我们连伙食最好的年份。食堂的猪圈扩容了，还盖了间猪舍。食堂又从畜牧场买来三头刚成年大母猪，这三头猪真能生，一年2窝，一窝十几只。食堂最多时有六十多头猪，快赶上半个连队的存栏数了。后来场部直属部门也在我们食堂搭伙，我们食堂更富了。四大房的下脚料都成了我们的了。食堂猪舍的烟囱整天冒黑烟。吃得好，还便宜，因为很多饲料根本不要钱。
我故意较真：“食堂是集体所有制，而四大房等都属于农场的，属于全民所有制，你们的账目怎么来往？”
“一笔糊涂账，不能算也不想算。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
“就没有人提出成本核算这件事？”
“75年冬天，搞路线斗争教育时，那个假惺惺曾提出这个问题。你爸马上认错：这个，我们以后一定注意。你爸认错了，但有人为他抱不平：第三天，假惺惺回宿舍睡觉他的被窝被人浇了一盆水。
乔姨说，71年，劳改犯走了，军代表也走了，书记换防，新来的书记是你姥爷的老战友。姥爷成了农场实际的一把手。你姥爷几次三番要把你爸拉进场部大楼，你爸不要：他想上大学。拗了几年，你姥爷终于放行。想不到你爸把名额让給了柳依依。你爸没说，但大家猜想你爸和你姥爷私下一定有过协议，要不你妈怎么会嫁给你爸。你爸要相貌有相貌，要文化有文化，而且待人又是那么仗义，只要是个女的，都想嫁给你爸。你妈妈真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乔姨还说，你爸进了场部大楼，负责全场的后勤。你爸在9连，9连人享福。知青连队嘛，难免有人看手抄本、哼黄色小曲、听美国之音，在别的连队，这可是大事，在我们连队，没事。场部人保组就在我们不远处，但就是没人查。大家说我们连是农场的8341。你爸进大楼了全场人借光。四大房变成了五大房，你爸派人去上海学习烘焙技术，面包房不仅做面包而且还做月饼。和嫩江食品厂的月饼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的面包师傅可是从上海杏花楼取来的真经。
以前农场往返嫩江的公共汽车只是沿途停靠，现在只要车上3人以上提出，汽车就拐道到连队，这对探亲回来提着大包小包的上海知青来说是多大的方便。
还有，77年恢复高考，有些农场怕影响工作，只容许机关干部、老师和技术骨干分期分批参加考试，我们农场是全放。其实有些机关干部的工作只是做做文字游戏，数字游戏；农场没有太高的技术，少了谁都能转；至于老师，就业农工中藏龙卧虎，有人还曾经是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关键是敢不敢跨过阶级斗争这条红线。
另外农场医院也大开绿灯，除了困退，顶替外，很多人就是凭着场部医院的那张诊断书回上海的。
“乔姨，你也是病退回上海的吗？”
乔姨说，病退回上海，只能进生产组，一天7角，我不愿意。再过两年，我爸就退休了。我爸是上钢三厂的，对我们女生来说，上海是轻工业不轻，重工业不重。只要上海的政策不变，有你爸在，农场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大家都念农场好，但场部和9连的人都念你爸的好，没有你爸，你姥爷不会那么开明，那么通情达理。
“我姥爷怎么了？”
乔姨说，你姥爷是我们农场第一任场长，那时叫支队长。我们农场的地就是你姥爷带着一帮劳改犯一起开出来的。报上说，北大荒是退伍复员军人的功劳，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黑龙江农场一半是军垦，另一半就是国营，国营农场以前都是劳改农场。当支队长习惯了，你姥爷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还上手，你姥爷就是因为打了军代表才被撸到我们连当指导员的。
你姥爷脾气不好，生活习惯也不好：不洗脸，不刷牙，还卷蛤蟆烟，他的烟一点着，屋子里一股怪味。还有一次在地头，他竟当着众人面捉虱子。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形象，你姥爷振振有词：“我有虱子，说明我有人味。”
我的身上也有些痒痒了：“我姥爷后来怎么变好了呢？”
乔姨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你爸在一起你爷爷自然变好了。他开始洗脸刷牙了。以前永远是一身黑，现在的衣服颜色也有了蓝，灰，黄，有一次你姥爷还穿了件大红的运动衫呢。
你爸进大楼后，你姥爷变了，大楼的风气也开始变。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听完或看完北京的追悼会后，各单位要根据情况组织自己的追悼会。那时农场正在开展知青扎根活动。在农场的筹备会上，那位政治部主任别出心裁，说开完北京的追悼会后就组织农场知青的扎根会，还要在誓师大会上提出“上学不去，招工不走”的新口号。你爸提出异议。你爸说，上学招工都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应该服从。既然服从我们就应该高高兴兴去上学，高高兴兴去工厂。嘴上说不走不去，行动上又走了又去了，言行不一，这样不好。那位主任还想说，你姥爷一句：“这不是扯犊子吗？”一锤定音：我们农场和全国人民一样，佩黄花，戴黑纱，双目低垂，悲痛肃穆。
乔姨还说，姥爷特听你爸的话。有一次，18连有个大杨浦的上海女生和一个就业农工好上了，还怀上了孩子，场部人保组的那帮人把那个就业农工关进小号，还想以破坏上山下乡的名义把他送去劳改。
那个女生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一个车间的挡车工。她哭哭啼啼来找我。我就去找你爸。你爸一定和你姥爷说了。第二天，你姥爷一个电话就把那个人保组长叫进办公室：“人家要结婚，你们不开证明，现在人家有孩子了，你们又说人家破坏上山下乡。溥仪，多大的罪犯啊，国家还容许他再找媳妇，党的政策怎么到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呢？”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个人保组长二话没说就把那个就业农工给放了。
半年后，小两口抱着孩子来谢你姥爷。你姥爷把糖挡了，冲着那个男的还是一顿训：“人家姑娘是知青，能嫁给你，这是多大的福分啊。你小子要好好谢谢人家。你胆敢花花肠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乔姨，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乔姨说，我先生是小69，比我们晚来一年。他一来，就在你爸的手下干。你爸是司务长，他在面案；你爸当连长当指导员了，他就在连部当通讯员；你爸升官进大楼了，他就是场部机要通讯员，他在农场9年，跟你爸爸也整整9年！
5
我回到家。奶奶在洗澡。每次奶奶要洗头，她的澡总是洗得很早。我走进奶奶的房间，站在爷爷的画像前。我记事早，2岁就开始背诵唐诗宋词了。我和爷爷只生活了一年。第一次见到爷爷，我就像认识了几十年那样不打一点嗝就扑了过去。从此，我就成了在爷爷身上的一根苗。有时钻进爷爷的手心，有时缠着爷爷的脖颈，有时长在爷爷的背上，有时骑在爷爷的肩上，晚上了，我要爷爷搂着我才肯睡觉。
5岁那年，当我再回到上海时，爷爷已经挂在墙上。奶奶不宠我，也很少抱我，奶奶常常牵着我的手，叫我自己走。奶奶曾是老师，她给我讲故事，也跟我讲道理。故事我爱听，道理就另当别论了。我有时会犯浑：胡搅蛮缠，撒泼打滚。这时，奶奶就把我抱到爷爷的画像前：“你这样做，爷爷会不喜欢你的。”
我挂着泪，看着爷爷。爷爷脸上也有泪，我害怕了：“奶奶——”
爱爷爷是我的软肋，也是奶奶治我的一帖药。当然更多的时候奶奶会对我说;“你去告诉爷爷，今天老师表扬我们了。”或者“告诉爷爷，今天我们又得奖了。”久而久之，我常常站在爷爷的画像前。爷爷在笑，我知道自己做对了；爷爷不笑，我知道自己一定有不足。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凝视墙上的爷爷，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前爷爷打仗很勇敢，他打的是坏人；解放后，爷爷不愿伤害自己人，于是步履维艰，厄运连连。每次运动一来，罪名永远是老三条：敌我不分，阶级立场不稳，革命意志衰退。我不明白：难道这就是革命？革命一定要六亲不认，你死我活吗？
今天，爷爷没有笑。果然，奶奶说：“你爸爸的以后呢？”
乔姨指点迷津，我直奔边永兴家。
6
边永兴说，我是76年上的学——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78年79年知青大返城，我们学校也有人走：先退学回农场，然后再从农场回城。我妈妈也到退休年龄。我是小69，胆子小，我不敢。社来社去——我又回到农场。
你爸第一个接待我。一见面，他就和我打招呼:“对不起了，害得你回不了上海。”我是在你爸的任上上的学。我家出身小业主，在当时是多大的幸运。我说，天有不测风云，你也是为我好，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我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想法。你爸直奔主题：“你现在有没有方向？”我说没有。你爸说，那么我们就留下来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一旦你有了方向，你就走，农场给你提供一切方便。
和农校的同学一样，我也是从农业技术员开始干起，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我走得最快：3年后我就主管全场的农业生产了。副处级；你婶管农机，正科级。
刚回农场时，我家住西2栋，你家住东3栋。我第一次上你家，就看到你家的大书橱。农场职工家有书橱的很少，有你爸这么大书橱的更没有。书橱的书很丰富，我最惊讶的是书橱里那本东北农学院编的《俄华农业词典》，我只有在我们农校的老师那儿才看到这本词典。以后场部盖新的宿舍大楼，我们两家住一个门洞。你爸你妈和你姥姥姥爷在2楼，我家住5楼，我们常在你们家蹭饭。
我负责农业生产，其实你爸比我还门儿清——他整天开着车在地头转悠，掌握的都是最真实鲜活的情况。
90年老书记离休，92年你姥爷也退居二线，你爸就以党委名义给省局组织部写报告，推荐郑成果当场长。老郑是东北农学院毕业的老大学生。出身不好一直上不去。省局曾担心老郑本事大个性又太强，怕你爸驾驭不了。你爸说，驾驭不了说明我没本事，没本事我就听他的，给他当副手。
知遇之恩，老郑当然感激你爸，当然最让他佩服的是你爸的本事：他想到的你爸都想到了，而且想得比他深，比他细。久而久之，我们班子就有了一种习惯：大事，都听你爸的。
原因种种，农场的粮食亩产不高，而且还常年亏损。亏损就像贫困县那样，国家会有补助。很实惠，但不光荣。我们决定扭亏为盈。我们迈出的最大一步就是组建家庭农场。
为解剖麻雀，我们在最偏远的29队搞试点。万事开头难：没人响应。你爸就做祝师傅的思想工作。祝师傅技术好，也肯干，就是胆子小。农场种地还是靠天吃饭。万一再遭遇69年的坏天气，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了国家的贷款。
你爸把家里的存折拿了出来：“我也入一股。输了，我认栽；赢了，你把本金和利息还给我，利息按居民存款算。另外，不准对外说。”和书记绑在一起，祝师傅信心大增。年底结账，亩产增加10%，盈利20万元。20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啊。
所有人都想组建家庭农场，这次是轮到农场挑挑拣拣了。技术好，肯干活的优先；那些没技术，干活又不肯出力的暂缓。有人急眼了，组织起来，还扬言集体上访。
做领导的最怕集体上访。对方领头还是一个号称铁嘴的刺儿头。你爸不信这个邪。那时流行领导和群众对话。你爸一个人开着车去了。你爸本来就能说会道，更何况理在我们一边。你爸听他们讲完了，软的硬的干的稀的一勺烩。铁嘴瘪了，但嘴还很硬。你爸就对他说：“如果你们还想上访，农场新进的那辆大巴就给你们用，你们爱上哪就上哪，司机听你们的。不过司机的工钱和大巴油钱你们得给我。”
我担心：”会不会有危险?”听姥爷说，他当支队长时，进进出出他都背着枪，睡觉时枪就放在枕头底下；后来劳改犯迁走了，管教人员的枪都上交了，姥爷就在复员军人中找个会拳脚的给他开车。“我爸平时文绉绉的，还一个人开车，行吗？”
边永兴说，有什么不行的。劳改犯走了，就业农工老的老，死的死，还活蹦乱跳的也开始变好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你按党的政策办，不欺负人，没人会找你麻烦。
边永兴说偏远连队的家庭农场搞得很成功，但你爸没有一刀切。核心连队土地更适应大机群作业。我们就成立各种专业公司。既然是公司，一切按公司的章程办。丁是丁，卯是卯，就是天皇老子来了，该算钱必须算钱——农场没有大锅饭。后来国家对种粮的有补贴，农场更是锦上添花，我们是地区局最早摘掉亏损帽子的农场。
边永兴说，亏损的帽子摘掉了，你爸又开始琢磨农场新的经济增长点。95年冬天，你爸，老郑和我，我们三个轮流开着一辆吉普车全国各地转悠。边走边看，边看边谈，一个月后回到农场，一个宏伟的远景蓝图在我们脑中形成了：我们决定搞旅游经济。
和别的农村相比，我们没有山水，但我们有冰雪。我们可以搞冰雪旅游。只要有雪，西大岗就是个天然的滑雪场，这里是农田，还要种庄稼，不搞缆车，用拖拉机加大爬犁往岗顶拉人。岗顶的小房子也搞活动房，用时装上，不用时就拆了。学校的操场扩大铲平，入冻前是篮球场、足球场，入冻后浇上水就是滑冰场。马号是现成的，前面的大草甸就是最好的跑马场。把羊舍迁到马号旁，再在旁边造间兔屋。以前养羊是为了吃，现在养羊是为了放。大孩子放羊，小孩子喂兔，各取所需。
农场买了3台大巴，和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旅行公司挂上钩，他们负责找人，我们负责接待。招待所的床位不够用，我们就像南方的农家乐那样组织职工搞家庭旅舍。明码标价，还设了个投诉电话。虽然我们没有处罚一个人，但达摩斯剑悬在头顶谁都会害怕。再说好名声就是一块金字招牌，顾客慕名而来，这些都是钱啊——谁会和钱过不去呀。
“那么说我们农场富得冒油了？”边永兴说，冒油谈不上，但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我们只收很少的管理费，利润的大头都给职工了，你爸说这叫藏富于民。
“农场的利润上缴吗？”
“上缴一点，更多的留着，你爸说我们要建个养老院。只收一点饭钱，其余的都免费。养老院除了负责这些老人的吃喝拉撒睡医疗外，还要带他们到处走走。”
我想起姥姥姥爷给我讲的他们刚来时吃的苦：“农场的这些老人真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他们不容易，你爸也不容易。”边永兴说，比如说喝酒吧，你爸对酒精过敏，在连队他滴酒不沾，可是进了大楼就不行了。在东北，没有酒办不成事。你爸一开始是真不行，喝一点就吐。一吐，脸就发白，脚下直拌蒜。后来有高人指点：以毒攻毒。你爸从超市买了10瓶“北大荒”。我俩躲在招待所最里间的那个小屋。你爸喝酒，我在旁边守护，随时准备送医院。你爸喝了吐，吐了再喝，整整3天，10瓶酒喝剩下半瓶了，你爸终于闯过了怕酒这一关。以后你爸不仅乘胜追击，还开始过五关斩六将，那年在分局开工作会议，书记那桌就你爸硕果独存。你爸喝完了，嫌不过瘾，还和隔壁场长们划上拳。
“我爸会划拳？”
“只要动脑子的事，你爸都在行。你爸拳划得好，牌也打得好。”
“牌——麻将？”
“不，是桥牌。”边永兴说，午饭后，场部大楼里经常组织牌局，你爸是教练。以前上分局开会，我们只能自己人玩。后来分局机关来了一批大学生，他们勉强凑一对。
“我爸的战况如何？”
“他们不是对手。”
“他们是领导，你们的手下就不留情？”
“我们不打工作桥牌——牌桌上只有输赢，没有大小。”
“我爸那么会爱玩，他会跳舞吗？”
“有段时间分局盛行跳交际舞。分局工会团委还组织大家学。你爸以前是拉手风琴的，乐感好，节奏感更好，三步四步一学就会了。国标你爸也会跳，而且还跟人家舞蹈演员搭伴。不过他只敢在外面跳，在农场，他从来不跳。我们农场从来没有组织过舞会”
“为什么？”
“你妈不让。”
眼看火又要烧到妈妈身上，我马上转移方向：“那些就业农工也能进养老院吗？”
“怎么不能进？人家现在可是公民，是农场的退休职工，喝水不忘挖井人，他们可是我们农场的有功之臣啊。”
我每次去市图书馆，总要翻阅中国农垦报之类的报刊杂志，一次也没有看到有关爸爸他们的报道。“农场工作那么有特色，怎么没见报上有你们的消息？”
“你爸不让说。你爸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可不能背负虚名。给国家多交粮，让农场职工多挣钱，这比什么都强。有记者来采访，我们是好酒好菜招待，经验体会没有。”
“报上没有，领导心里总是有吧。”
“怎么没有？省局组织部和你爸谈过好几次了，希望他能到分局工作。你爸谢绝了。你爸说，我只想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退休了，两边走走，叶落归根，我最后还是想回上海。
“我爸退休都5年了，一次也没见他回来。”
“你妈不让他回来。”边永兴说，你妈不知道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柳依依还没结婚——你妈怕你爸和柳依依旧情复燃。其实自从你爸和你妈结婚后，你爸就断绝了和柳依依的一切联系，你爸同时也屏蔽了自己的一切消息。每次我回上海，你爸总要叮嘱我保密。9连的上海人留在农场的就我和你爸，我不说自然没人知道，可是你妈还是像克格勃那样总能打听到柳依依的消息。
我为爸爸打抱不平：“我妈怎么这样！”
边永兴说，你妈对柳依依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大楼里年轻的女孩子都被你妈赶走了。上面来人了，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班子开会，除了你妈，全是大老爷们。
“我妈这么霸道，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她吗？”
“只有你姥爷能管她。别看你妈已经是农场妇联主任了，你姥爷说上手就上手，你妈以前怕他，现在你姥爷老了，打不动了，在农场基本没有人能治住你妈了。”
面面相觑，喟然长叹，眼看要冷场，我只得没话找话：“我爸对你们怎么样？”
“没说的。”边永兴说，你爸对职工好，对我们这些手下人也好。我们家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年底了，你爸总要找个理由让我们去南方出差，我们好几个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老郑家在哈尔滨，去哈尔滨出差的事总是让他代办。你爸对别人好，对自己却很抠，不要说别的了，你爸给家里打电话，他都掐着表付费。财务不收，说没有这个规定。你爸说，我是一把手，你们只要不太出格我就能罩着你们，我自己不干净怎么罩你们？入情入理。人心换人心，为了你爸，我们也不能贪小犯错误啊。
边永兴还说，我在农场只干到97年，你爸和你姥爷托的人，把我俩商调回上海，我还是副处级。照理说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你奶奶，你爸不让。今天你来了，我求之不得。你回去后代我向你奶奶问好。告诉她老人家，过几天，我们全家一起登门看望她。边乐兴把我送上出租车，还说了句人生有一知己，足矣。
7
满载而归回到家已半夜，奶奶还要我讲爸爸的故事。我绘声绘色，奶奶津津有味，听了还不断评论：“我们杨家人不抽烟，不喝酒，规规矩矩，你爸现在不但喝酒，还划拳，这像谁？”
我直言不讳：“像我姥爷。”
正说着，座机响了，而且响得很急。这些年我从来不用座机，奶奶也有自己的“苹果”，座机接的常常是爸爸的电话，这么晚了——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兆。果然，我接过电话，没听完就放下电话，“哇——”的一声哭了：我妈没了。奶奶捡起电话，了解了详情：妈妈参加旅行社组织的黑河3日游，回来的路上，车掉进沟里，很多人都受了伤，只有妈妈没挺住——走了。
我回自己房间收拾行李。过了一会儿，奶奶从外屋进来，一脸平静：“我身体不好，你妈妈的追悼会我就不去参加了。代我向你姥姥姥爷说声对不起。还有，告诉你爸，方便的话叫他回来看看我，我也是快90的人了，时辰也不多了。别的，你看着办。”
我要赶最早去哈尔滨的班机，然后，从哈尔滨转车去农场。买票，安检，进航站楼……一切安顿了，我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开始盘算：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柳姨在，奶奶又发令了，爸爸一定会回来。爸爸回来了，弟弟也会跟着回来。弟弟虽然不是纨绔子弟，但妈妈护着，姥姥姥爷宠着，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名“新东方”参加英语学习，接着考雅思。弟弟虽然不笨，但懒散。我想好了，如果他不努力，我就上手——他怕我。小时候，我就是因为打他挨了妈妈好一顿揍。
弟弟在补习英语的同时，我就给叔叔打电话，要他打听弟弟留学加拿大的事。叔叔能有今天，是爸爸把留在上海的名额让给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是妻管严，但他是孝子，现在奶奶在我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敢不全力以赴？
妈妈没了，爸爸和弟弟又要走了，最痛苦的就是姥姥姥爷了。虽然他们太重男轻女，但他们还是爱我的。姥姥姥爷共有6个孩子，3男3女，妈妈最小，也最得宠。爸爸虽然是女婿，但比儿子管用。来客人了，爸爸永远坐主桌。姥姥姥爷以后可以和大舅一起住。大舅是个大孝子，家里也说了算，但他远不如我爸对我姥姥姥爷的照顾。我爸对姥姥姥爷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外，更重要的是爸爸和他们心灵上的沟通，这种精神上的慰藉，无人能比肩。
爸爸这次回来，除了叶落归根外，还有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想象爸爸和柳姨这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想起了小学五年级学的那首《采薇》。以前的《采薇》只是悲，今天的《采薇》却有喜。
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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