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当时，唐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复杂、激化。加之朝官结为朋党，各自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互相排斥，互相倾轧，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裴度为了维护唐朝的统一，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奸臣作斗争。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7e7f790984cc2cf53ac76308.jpg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致力于打击藩镇。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死，魏博将土拥立其子田兴（田兴归顺后，朝廷赐各弘正）为留后。为了稳定魏博军民的情绪，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谕。裴度在魏州，对田兴极陈“君臣之义”，使田兴“奉上益谨”。同时，奉命“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给复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辖州县，“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军士和各阶层人民都非常感悦。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田兴遇害身死，始终忠于朝廷，并在唐朝进行的平叛战争中，屡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兴归顺朝廷至长庆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统治区。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对田兴和魏博军民的处置，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辅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之一。元和9年（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及于东畿”，“关东震骇”。在如何对待反叛的吴元济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加委他做准西节度使。而裴度等主战派则认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准西“军中上下携离”，又处于“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待”。由于宪宗支持主战派的意见，10月，开始了讨伐淮西的行动。 　　恒州的王承宗、郓州的李师道等割据势力，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杀主战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为王承宗、李师道等暗杀的主要对象。6月3日拂晓，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别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负重伤。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宪宗罢淮西之兵，甚至要求宪宗“罢（裴）度官，以安恒、郓之心”。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和主和派“罢兵”的压力，向宪宗极陈：“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没有动摇，并立即提拔裴度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执政后，以“平贼为己任”。人们也认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诛贱之计，日闻献替，军用益急”。这对藩镇割据势力，和朝内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元和12年7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朝中主和派官员，乘机“竞言师老财竭”，劝宪宗从速“罢兵”。唯有裴度一人坚持把讨伐战争打到底。他认为吴元济“势实窘迫”，必败无疑；讨伐军屡次失利，不是敌人强大，而是因为“诸将心不一”，不能齐心协力。为加强前线的领导，裴度自请去前方“督战”。他表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遂任命他以宰相衔，兼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谕处置使，做了讨伐淮西的前线总指挥。8月下旬，裴度亲赴前线，驻郾城。他取消中使监军，使“兵柄专制于将”，调动了将士们的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以是出战皆捷”，扭转了战局。十月初，裴度赞同唐邓节度使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李朔乘一个大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袭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吴元济，取得了讨伐淮西的胜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废除吴元济时“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馈遗者”处以死罪等酷法。对叛乱者，裴度坚持只杀魁首，胁从不问的政策，召降了数万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裴度“悉纵之”。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讨伐谁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河北、山东的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如元和13年正月，横海节度使，“内不自安，遣使上表，请举族人朝”。幽州节度使也以“卢龙八州归于有司”。有内心恐惧，犹豫观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说，王承宗被迫“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对反复无常的郓州李师道，裴度力劝宪宗出兵讨伐。从元和13年7月~14年2月，用兵七个月，终于诛杀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宪宗“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 　　宦官专权，时唐后期最大的弊病。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谋图铲除这一毒瘤。裴度不曾参与和组织集团势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过周密打击宦官的计划和措施。但因为他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因而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反对和打击宦官势力。如元和9年（814年）10月，五坊小使至下圭县，县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诬告裴寰。宪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处裴寰。宰相武元衡谏，宪宗不听。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极论“忧措陛下百姓”的县今，岂能加罪。在裴度的坚持下，裴寰才得无罪获释。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当时，朝廷正用兵山东，讨伐李师道。宪宗想袒护杨朝汶，竟对裴度说：“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乱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认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给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坚持下，宪条不得不赐杨朝汶死，并释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长庆元年（821年）10月，裴度屡上表抨击、揭露知枢密魏弘简、翰林学士元稹阻挠、破坏讨伐幽州军事的罪行，魏弘简左迁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长庆2年初，裴度要求穆宗严惩恃宠骄恣，欺凌主将的昭义监军刘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刘承偕罪恶，并宣布要将其流放远州。正因为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与宦官无涉，而每次受排挤、打击，都直接、间接与宦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