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富有个性的作家，其对陶渊明诗情有独钟而欲“尽和其诗”，究其原因，既是社会文化背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还与作家的特殊境遇相近有关，更有二人个人审美趣味相似的原因。
关键词：苏轼 陶渊明 文化背景 人生境遇 审美趣味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极富个性而又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在诗文、词、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卓有建树，特别是作为“豪放派”词人的领袖，给人一副“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形象。陶渊明是东晋的诗人，他的诗歌以“平淡”、“自然”为主要风格。然而，有一个现象却引起人们的注意：陶渊明与苏轼相距六百年，却被苏轼引为知己；陶诗经过六百年的流传而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并欲“尽和其诗”。苏轼在《与子由六首·五》中曾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
　　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
　　、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
　　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
　　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
　　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 俯仰辞世，使汝等幼
　　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

    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P4277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是极为深挚的。那么，作为豪放派词人代表，写出诸多旷放雄奇文字的苏轼，为什么会对素以平淡见称的陶渊明诗情有独钟呢？笔者认为，这既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与作家人生境遇相近而“惺惺相惜”有关，更取决于二人审美趣味的相似性。
    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每一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与该时代的文化背景有关。陶渊明诗风的形成既是时代的产物，也与其所处时代的整体诗风不相契合。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士人多好清谈，以清高相尚而鄙薄功名荣利。再加上时处乱世，政治黑暗，渊明虽有少年“猛志”，然而未几即对官场生活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日有所增。直至弃官归里之后，躬耕自资，日夕劳作，投身山野，心情颇为平静充实，而其诗文亦趋自然。陶渊明以其非凡的创作成就，毫无疑问应跻身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最杰出的诗人之列，然而在当时，陶渊明是寂寞的。他也受到时人的追慕，但主要是作为隐士而不是作为诗人之名。沈约撰《宋书》为之立传，传入《隐逸传》而不入《文苑传》，刘勰的《文心雕龙》、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皆论及以前及当代的重要作家，但都没有提到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2]P41，但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而且在最能体现其诗学观点的《诗品·序》中也未论及陶潜。尽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以“余素爱其文，恨不同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跋宕昭彰，独超众类”[3]P200等高评陶渊明，但他却在《文选》中只录陶诗八首，而陆机的录了四十九首，谢灵运的录了三十九首，张协、左思的诗也比陶渊明的多录三首，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素爱”是打折扣的，而其诗文创作亦绝不类渊明，“无丝毫胎息渊明处”[4]P91。究其原因，在于当时流行华靡绮丽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5]P49对于陶渊明自然浑朴诗风，自不能十分推重。
    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更多关注陶渊明，王绩、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等都追慕陶之为人及其诗作，但对陶并非全无芥蒂地接受。王维早年时责难陶渊明守小而忘大，杜甫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大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6]P35，白居易认为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7]P107。陶在唐的情况正如《蔡宽夫诗话》中所言:“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8]P380由此可知，渊明在生前乃至唐代，文学家们仍把他看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而对其诗作不甚重视，这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诗人们在诗中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而呈现出让后人艳羡的大唐气象，诗人们当然不会看重如此“枯槁”的陶诗。
    宋代以降，陶渊明声誉大增，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无不极力推崇。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兮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9]P88陆游说：“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自勉》）[10]P3888杨万里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一七》）[11]P5938苏轼一生推重陶渊明，他说：“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渊明〈羲皇去我久〉诗》）[12]P5418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13]P120苏轼又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14]P1615“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15]P5449陶渊明在宋代备受推重，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宋代内忧外患，士人的身上失却了盛唐人的激情与浪漫，而倾向于追求一种恬静寡欲的淡泊；而此一时期的北宋理学渐盛,理学家追求一种在安身立命中实现治世安人的境界，这一价值观是自身内在修为与匡世济人的统一，因此特别主张“以静为本”，这正与魏晋的玄学相契合，文学家在思考中会进入禅定状态，而陶渊明所处时代佛老思想广泛传播，陶诗中诸如“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等类似禅定状态的诗境，正投合宋人的趣味。于是，宋人对陶诗的平淡风格有着普遍的喜爱与推崇。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的“读书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的经典表述；梅尧臣本人及陆游、辛弃疾等诸多文人作和陶诗或在诗作中援引陶诗，从而使陶诗在宋代受到空前的礼遇；而苏轼，是其中之最有力者。
由此可知，陶渊明直至宋代方受到空前“礼遇”，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文化背景在作家作品中或隐或显的反映，而苏轼“独好渊明之诗”，正是这种反映的突出表现。
    二，人生境遇的相近
    从文学的接受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对某一作家或某一风格之喜好，与作家本人的性格及人生境遇有着极大的关系。与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曾谈到读陶诗时的体会：“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緜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跋陶渊明诗卷》）[16]P457“如嚼枯木”就是说“没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切体验，和在达到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是不可能写出陶渊明这样的诗来的”，也“难于理解陶诗的微妙之处。”[17]P397而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亦可从二人的人生经历中找到缘由。
    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那“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举贤不出世族”的晋末，陶渊明“有志不获骋”。这是因为，他要济世而必参政，若参政，就要做一个廉洁的官员，而这一切却很难实现，客观情势决定了这只“误入尘网”中的“失群鸟”，在晋末道德沦丧、攻伐不息的社会里找不到现实的托身之所。他二十九岁入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桓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四十一岁时出任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飘然归隐，不再出仕。他的一生充满了困厄矛盾，“遥遥从军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之十》）[18]P24。他为了志向，也因家贫而出仕；出仕后要摆脱仕宦牢笼而归隐；归隐后心情仍不平静，“雄发拔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轲》）[19]P26，追慕英雄，不甘寂寞的激烈情怀跃然纸上。客观现实影响着他的处世思想，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便只好退而躬耕于田园之中，并在自然田园风光的陶冶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自然纯朴的山水田园诗。
    就苏轼而言，他的仕途也充满了坎坷与曲折。他虽然少年得志，为了“致君尧舜”“有益于世”的理想努力做一个“遵主泽民”的贤臣，但官场的黑暗，政治的险恶使他的理想很难实现。他那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贬谪中度过的。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后贬谪黄州（现湖北黄冈市），遭受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元祐元年（1086），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京，然由于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加之才华横溢，树大招风，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之中，于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期间被贬惠州、儋州。对苏轼来说，这次被贬，生活环境之艰难，以及所受打击之重，是被贬黄州时所无法比拟的。后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始得内迁，可北归仅一年就病逝了。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0]P834其人生境遇之近于渊明，至晚年而愈为明显，因而更能体会陶诗之用意，而欲“尽和陶诗”，这在苏轼而言，是有着其人生经历作为背景的。胡不归先生曾就此论道：
        以吾观之，世之所以重陶诗者，因其人也。欲解渊明之诗，必考其行迹及所处
　　之世，此非寻常读者所能。再者，无耕耘之体会，乏固穷之志节，缺有志难骋之遭
　　遇，绝高飞远举之梦想，或身贫而世不贫，或世贫而身不贫，或处世家而不坠，或
　　出草野而不拔，皆难悟陶诗旨趣，故必待豪杰之士起而庚和之，阐释之，若苏轼、
　　黄庭坚者，他人寻是以求，始能窥其一斑，然终难入堂奥。[21]P337
正是因为苏轼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才能对陶渊明有着比别人更为深切的体认：“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书<李简夫诗集>后》）[22]P5493而同时,苏轼又有着极高的才情，有着与陶渊明相似的审美追求，才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
    三，审美趣味之相似
    陶诗风格以冲淡为主要特征。所谓“冲淡”，或可言之为“自然”。陶诗的自然平淡风格，出于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的气质和性情，而非有意为之。陶渊明作诗主要出于自娱的需要，抒写自己闲居之心情与“归园田”而自适的心境，从而在诗中表现出一种亲切真实与任真自得。这种自然平淡的诗风，表现在诗歌形式上，就是朴实无华，诗人真诚之心声，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之语，如直接自心胸中吐露而出，自然天成。   
    苏轼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对于诗歌“平淡”风格的喜爱，即包含着对这种真率自然生活的追慕，进而对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风格的接受与“庚和之”。他在《评韩柳诗》中进一步解释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23]P5442苏轼对陶诗的评论正体现了他的审美观点：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
　　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暖暖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

    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诗林广记》前集卷一

    引东坡语）[24]P11
苏轼还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
　　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
　　此最可疾。[25]P5420
这正是深得渊明诗风之“奥”方有如此体会。
    如果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是苏轼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揭示，那么“和陶诗”则是苏轼这一审美理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主要表现形态。苏轼“和陶诗”浑然天成、质朴无华，其平淡自然丝毫不露和韵的痕迹。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云：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
　　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26]P406
此诗以“身轻”写浴后之轻松自在、神清气爽，并以此衬托出诗人赴父老之约的轻快心情，用笔质朴，语亦平淡，格律婉转流畅，其浑然天成的境界，自非一般和韵诗所容易达到。同时，读者亦可于平淡无奇的诗句中悟出诗人超然物外的心态，这正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27]P5462的生动注脚。纪昀称此诗“极平淡而有深味，神似陶公”[28]P2105（《苏轼诗集》引），正以其独到的眼光指出了苏轼的“和陶诗”对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审美理想在创作实践上的完成。 
    由此可知，苏轼之所以把陶渊明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来崇拜，正是二人审美趣味之极为相似使然。李泽厚如此分析道：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意味，一种退避社会、
　　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高到某
　　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符合苏轼的标准了。
　　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
　　轼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到李、杜重视。直到苏
　　轼这里，才被抬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以后，地位便巩固下来。苏轼发现了陶
　　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做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
　　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29]P265
可以说，正是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巩固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同时被王国维列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位诗人之一：“此四子者（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六》）[30]P232
   
     苏轼的“独爱渊明之诗”，正说明，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以及作家的生活实际。陶渊明在魏晋时不爱重视，唐人对其认识仍然不足，直到宋代，由于时代的因素，人们的思想由对外界的摄取转入对内部的搜求，士子们对于“归去”的追慕——无论是外在的“归园田居”，还是内心的规避于佛老，正与渊明的深邃的思想达到一致，加之苏轼的崇陶而得陶诗之神韵，使得渊明爱到了人们空前的礼遇。于是，相隔六百年后，陶渊明在宋代找到了他的知己——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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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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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苏轼诗集[M]中华书局 1982
[29]李泽厚  美的历程[M]天津科学出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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