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亚投行的新闻一直是媒体聚焦的热点，毕竟，这种事关国体的大事，确能给国民以万国来朝的错觉，以为中国的东方崛起，定能让国民个体沐浴到国体尊严的圣光。何况，在关键的时刻，中国派出海军军舰撤离在也门因局势恶化而使生命财产遭到威胁的中国公民，更能成为生动的现实注脚。那些军舰上被撤离的侨民，不仅能够得到国家军队的安全庇护，而且还能吃八个菜，喝上啤酒，相比于军舰战士只能吃咸菜，确是让人自豪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荣耀，他们激动地高喊“祖国万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人总是有区别。有网友爆料，3月31日，重庆数百尿毒症患者及家属为表达对血液透析费用上涨的不满，聚集在市政府附近交通要道上进行示威抗议，并打出了“重庆透析病人，请求安乐死”等条幅。据记者了解，当地政府医改政策的出台，致使透析费用大幅（成倍）上涨，尿毒症患者由于不堪承受才采取此种方法表达诉求。

中国的国民，还是相当的良善，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会上街与政府喊话。血液透析的成本，究竟是多少，恐怕是医院的商业秘密，患者无从知晓。医改的目的，应该是更大程度地保障国民享有身体健康的社会福利，而不是将医疗作为生意一样谋取资本盈利的最大化。当地医改政策的出台，使透析费用成倍增长，无疑是加大了患者，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医疗负担，这种政策，实体上是不是听取了医、药、患各方的意见，程序上是不是进行了对话辩论的听证，不得而知，尽管有媒体报道群众对费用上涨表示可以接受，但依然令人怀疑，这些有觉悟的群众，到底来自哪里，是不是像神秘的朝阳群众那样，在关键时刻总会发挥关键作用。

如果医改的效果导致患者宁可安乐死也不再治疗，那医改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科学有效的。针对患者云集的抗议，政府的态度，开始表现出极不理性的暴躁和不能容忍，就像患者不能容忍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一样。他们在宣传上选择了封杀，下令当地媒体不准对尿毒症患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报道；他们在行动上选择了暴力，动员警察力量对抗议患者进行殴打驱散。他们只是普通国民，只是尿毒症患者，不是威胁安全的恐怖分子，不是劫持人质的残忍暴徒，在宣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即使他们的健康得不到医疗政策的人道对待，也不该以对待敌对势力的方式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

没有人愿意与政策对抗。如果稍有可能维持治疗，或许他们就不会选择上街抗议。媒体报道，从4月1日起，上海将调整一系列民生保障待遇标准，将最低工资标准从1820元调整到2020元。这是上海，不是重庆。这2020元，也只能维持重庆尿毒症患者透析费用上涨之前一个月的治疗！

医改成效的最好表达，是在政府的工作报告。国家卫计委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3万亿元以上，三四年时间上升了1万亿元，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速。虽然国家加大医疗投入，但医改并未减轻医疗负担，医生依然觉得赚钱不多，患者更加觉得承受不起。医改，问题在哪儿？

重庆尿毒症患者的上街抗议，仅是以行动进行了这一问题的发问。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结论，政府选择让警察来回答。这显然找不到合适的对话路径和完善的解决机制。

窃以为，这些上街表达诉求的尿毒症患者是理性的，至少在可以理解的政策对话范畴之内，他们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倘若社会保障不了人之生存的基本正义，你让他有日子没法过，他让你有法过没日子，那每个人都将陷于正义缺失诱发的社会不安，当然，不食人间烟火者除外。而这，无疑是社会悲剧。

直面警察的暴力驱散，那些尿毒症患者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自己是错的，那抗议之后为什么医院（网传重庆市西南医院）很快恢复实行以前较低的收费标准？如果自己是对的，那抗议之时为什么警察会以暴力手段对病患进行强力驱散？同样是中国的国民，难道仅仅自己是尿毒症患者，仅仅是上街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就被国家以与也门撤离侨民冰火两重天的方式对待？

国家的尊严，系于国民。国民尊贵地活着，如也门撤离侨民，国家便有尊严。国民卑贱地活着，如重庆尿毒症患者，国家便无尊严。从人权的视角，一万个亚投行的狂拽，抵不上一个国民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