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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神性,人事与人生————《边城》沈从文

(2012-05-14 02: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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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小小的窃喜

犹记得第一次读《边城》,在十四五岁的年纪。薄薄的一本书,淡蓝色的封面上画着秀美的湘西风景。懵懵懂懂的小女生,连傩送的“傩”字都念成了“摊”,却爱极了翠翠的纯真可爱,仿佛在书里找到了最亲密的伙伴。见到迎新娘子的队伍会偷偷目送好远,悄悄对大黄狗诉说自己的心事,被爷爷取笑羞红着脸恼得几乎哭出声来——那哪里是湘西的翠翠,分明是鲜活的情窦初开的自己。

后来再大一些,在高考的重压下又读《边城》,在高三某个闷热的下午。讲台上的老师在分析着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从乖巧活泼的翠翠到豁达正义的船总顺顺,头顶上的风扇呼呼地吹,然后百无聊赖地翻开书页瞄到开头 “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躁动的心一下子沉静。书页跳转,笔墨的清香泼散开来,于是在压抑中恍然来带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的翠翠牵着大黄狗亭亭立在临水的高脚楼边,闪着 “清明如水晶”般的眸子巧笑嫣然,在串串清灵的笑声中转身跑远,衣裙翩跹间,浓浓的湘西情韵迎面而至。

而今终于三读《边城》,在敬文图书馆安静的角落。充足的冷气隔绝去初夏微微的炎热,原以为本着研读的态度,心境自是不同的,但甫一翻开书页,仍为那种与文字俱来的沉静感深深折服。

书本上告诉我们,“沈从文,苗族,湖南凤凰县人。自幼生长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湘西地区苗、汉、土家等少数民族的民风民情,使他形成了既富于幻想又积淀着心灵隐忧的特殊气质。”于是开始透过这个熟悉的故事探索沈从文的创作轨迹。

在长期以来的研究资料中可以发现,似乎只要是评论沈从文的创作,就离不开“人性”这一话题,反过来,似乎只要谈及到现代文学中的人性变现,我们又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沈从文。确实,沈从文的创作与人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人性的表现与彰显成为其创作显著的标志,构成其生命诗学的底色。有人说,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的文体的创作是“磨盘”,那么人性则是“轴心”,离开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他创造的形形色色故事和人物,都可以说是从“人性”的轴心向四周辐射出来的。因此,在《边城》中,有“在风日里长养着”“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的翠翠,有“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老船公,有极重兄弟义气的大佬,有本性温和善良的傩送。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层面,似乎还远远不够。曾经看到过一本叫作《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的书,书中认为,“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还存在着一个更具超越性的层面——神性层面,对神性的追寻与凝眸,成为其创作独特性的重要素质。”于是从寻找神性的角度出发来看《边城》,不管是老船公或是翠翠,大佬傩送或船总顺顺,甚至大黄狗和月光下的大石头,竟都带上了神性的光辉,是尘世中超脱的不俗的美好。放眼世界文学大潮,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人性与神性的抗争被众多作家所青睐,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霍桑的《红字》,澳大利亚女作家科林.麦卡洛的《荆棘鸟》。而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人性和神性达到了融洽的和谐的统一,他塑造出天真纯朴的人物,编写出美丽中不乏淡淡哀伤的故事,赋予其人性光辉的同时,又与神性紧密相连,读来是梦幻一般的清新与美好。《边城》中充斥着生命的跳跃,对神性的颂扬使跳跃的高度越发与天堂理想之美相近,而对人性的构筑则是跳跃后生命收获的现实的果实。

沈从文的故事里向来是不乏对人事的描写的,在他的《边城》里,“人事”亦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复杂的生活形态和多样的生命形式。老船公的女儿未婚生子后自尽,独留老船公抚养翠翠长大,翠翠与大佬傩送命运的纠葛使老船公最终在担忧中死去,这样的一生想必历经坎坷,而故事中老船公,翠翠,船总顺顺,大佬,傩送等各自不同的生活形态和多样的生命形式也使“人事”的描写饱满有力。沈从文要求作家“有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跳动的心,且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还能完全实现它。”即要求作家在主体情感的投射下,将物象与心象统一。因此“人事”似乎不再是单纯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而是由心及物,由物及心的相互交错。读《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书中说,沈从文对“人性”这一范畴的基本理解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性内涵,包含着不可把捉的命运感。于是不由想到《边城》最终的结尾,傩送因为对大佬的死心怀愧疚而远走他方,渡头因此多了久久等待的倔强身影,“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故事终是以“走”而告终,可见是深受沈从文对“人事”理解与认知的影响的。

说到“人事”,不禁又想起“人生”,似乎作家的创作总是围绕着人生展开,而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一如人性与神性,人事与人生同样是互为对照的两大范畴。与对“人事”的理解类似,沈从文对“人生”的理解,似乎也具有着淡淡的悲剧意识。人生是一段未知的不断遭遇的历程,充满着命运的不可抗力,“生命个体在人生与命运面前往往产生不可救赎的无力感,无助感和孤独感,对人生的不可逆性怀着神圣的敬畏和宿命的无奈。”一如翠翠母亲的死,大佬的死,傩送的离去,老船公的死,那都是翠翠无法掌控且无法逃避的。沈从文以一种别样的眼光去探索和思考人生,在这个层面上看《边城》,便充满了浓浓的哲学意味。

我的一位老师在谈到爱情的时候告诉我们,最终无法走到一起的,终究不能称之为爱情,真正的爱情,是没有什么能够分开,是能克服和适应种种困难,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会在一起的,《边城》里傩送与翠翠的感情并不能称之为爱情,爱情是呼唤与应答,而傩送因为愧疚远走他乡,并没有做到战胜自我,更遑论唤醒稚嫩的翠翠。

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但读《边城》,想必读的不仅仅是这段青涩的感情,沈从文想向我们呈现的,是诗意的湘西,是淳朴的风情;是人性与神性,是人事与人生;是生活与生命,亦是他自己那个追着美好又携着哀伤的烂漫的灵魂。

 

 

写在困得奄奄一息但写得充满激情的矛盾的20岁的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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