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杂志

创始人——作家魏军

                             1980年12月第1期  封面题字：茅盾

我调到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后，常常收到——《如何打毛衣》、《简易沙发制做》、《半导体制作入门》等稿件，看后啼笑皆非。那时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匮乏，为改善生活质量，在市民中盛行自制沙发、攢自行车、半导体等。群众以为群众出版社出版此类图书，满足群众需要责无旁贷，究其原因，原来出在“群众”二字。

公安部出版社为什么叫群众呢？一曰：早在解放初期，为配合对敌斗争的需要，北京市东单区大华电影院附近，有一书店，名叫群众书店，书店除买书外，还编辑、刻写油印《群众书讯》小报，书店以买书为掩护，实际是公安部的一个侦察点。二曰：公安工作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因此，公安部成立出版社时取名：“群众出版社”。群众投寄织毛衣、打沙发之类稿件，可见群众不了解“群众”之含义。群众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文化大革中”中停业十年。尽管出版社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文革”前群众出版社与社会接触的局限，人们对它的性质知之甚少。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的祖国，挣脱了思想的羁绊，我国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文艺百花争艳、创作繁荣的春天。

记得“文革”前全国只有上海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收获》。而今，各省、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几乎都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江苏的《钟山》、广东的《花城》、浙江《江南》、河北的《长城》、江西的《百花洲》、河南的《奔流》，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令人耳目一新。我想如果群众出版社也有一个文艺刊物，不仅能与社会架起沟通的桥梁，还能联系更多的作家，从而扩大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开拓稿源，让群众真正了解“群众”。面对大好的文艺百花园繁荣景象，大有临渊羡鱼，跃跃欲试之感，于是向总编辑建议说：“咱们也办个文艺刊物吧，至少会受到几十万公安干警的欢迎。”

有同志附和说：“何止几十万公安干警，各行各业的读者，都会喜欢。”于是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经过一番讨论后，对办文艺期刊基本达成共识。用什么刊名呢，一时难以确定。有人说叫：“前卫”，有人提议叫“前哨”，也有人说叫“明镜”不一而足……尽管讨论十分热烈，最后仍无结果。总编辑说：“刊名十分重要，今天不忙于决定，大家可以继续想。他指了指我说：“办刊物事先由魏军同志筹办，在创刊前，你还以编辑图书为主，抽空考虑一下刊物的栏目，也可着手组稿。”

几天来我苦思冥想，猛然想到有个叫《布谷鸟》的杂志，心中一亮，何不叫《啄木鸟》呢？第二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并说：“此名寓护林除害、森林卫士之意。”同志们听了我的介绍，总编辑第一个表示赞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名不仅具有公安、保卫工作特点，而且寓意深广。”

刊名确定后，大家最关心的是由谁题写刊名。我想起“文革”后期，我在《人民电影》编辑部工作时，曾和陈小曼同志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便把想通过小曼同志，请茅公题写刊名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同志们听了一阵狂喜过后，又担心茅公无暇顾及，个个面露难色。

我拨通了电话，真巧，接电话的正是小曼。经过一番寒暄后，我把请茅公为《啄木鸟》题写刊名的事说了。小曼说：“这几天他正患感冒，过几天再说吧。”听了这样的答复，大家心里多少有些失望……

两天后，上午下班时午饭前，小曼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刊名茅公已经写好了，下午可以来取。”我因心急，竟忘了茅公午睡的习惯，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提前来到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13号茅公家中。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时至严冬季节，院内树木、花草已经凋败，显得有些冷清。

小曼把我让进客厅后告诉我：“他还没起床呢，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我说：“没关系,你去忙吧。”待她退出客厅后，我才感到因打扰茅公午休，心中油然感到愧疚和不安。

过了一会儿，小曼拿着两本书和一个信封走进客厅。她打开信封取出茅公的题字说：“他感冒还没好，字没写好，所以多写了几个字，叫你们选用。”

我不知说什么好，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小曼又说：“这是他送给你的两本书，你收下吧。”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一时竟忘了说声“谢谢。”

我接过书一看，一本是《蚀》，另一本是《脱险杂记》。我高兴地翻开封面，只见两本书的扉页上分别写着：“魏军同志指正。茅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代文学巨匠对我这个小小编辑、业余作者，如此谦逊和平易，实感承受不起。我想，这不正是茅公对我最大鞭策和鼓励吗。

小曼说：“他病还没好，今天就不见你了。他说有时间叫你常来玩儿。”

“谢谢。”我说：“我来得匆忙，忘记把题字的稿酬带来，回头我再送来。”

小曼忙说：“他题字从来不收报酬，你千万别送来，免得我再给你往回寄。”

“这……”

小曼说：“刊物出版后，送他本样书就行了。”

我一时语塞。

后来，我又去过茅公家几次。那时他正写回忆录，身体状况不甚太好，记忆力也有些减退。虽说对20世纪30年代的事记忆犹新，但对眼前的事，有时却有些淡漠。因此，每次登门拜访，小曼都说：“魏军同志看你来了。”在小曼的提示下，茅公很快记住了我的名字。他的面孔依然有些消瘦，两人眼炯炯有神，给人以慈祥、亲切的感觉。每次见面，茅公总是笑着和我握手。

1980年11月，我编辑的《啄木鸟》第一期基本完成，此时，由江苏《钟山》杂志社发起并承办，在镇江召开了全国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各省（市）大型文学期刊代表外，还有中宣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群众出版社派我和一名副总编辑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面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复兴、创作繁荣的一片大好形势，对办好文学期刊个个充满信心。会议围绕当前文艺创作，和如何办好文学期刊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了每年召开一次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的决议。为了便于沟通和交流工作经验，并决定创办一个反映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的《文学期刊消息报》。年会和办报两项工作，各大型期刊轮流承办。会议决定会后第二次年会和《文学期刊消息报》由广东《花城》负责，每家大型文学期刊抽一名编辑参与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我因代表《啄木鸟》参加了座谈会，这项工作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了。遗憾的是《文学期刊消息报》仅出了两期，因不便说出的原因停刊了，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年会也不宣而终。

十年动乱，无书可读，恢复后的群众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多出书，出好书，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编辑《啄木鸟》，白天上班编辑文艺图书，早期的《啄木鸟》我编了三期（确切地说是三本），因当时以图书形式不定期出版，不受印张、时间限制。因此，《啄木鸟》栏目繁多：回忆录、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文艺随笔、港台见闻等应有尽有，每期约三十多万字，组稿、编辑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通过《啄木鸟》出版、发行，为群众出版社联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白刃、顾工、沈默君、公刘、从维熙、刘心武、张志民、严寄州、邵燕祥、理由等纷纷为本刊、本社撰稿，从此群众出版社被社会和广大读者所熟悉，终于从公安部深宅大院走到了群众之中，扩大了影响。第一期《啄木鸟》发表了白刃同志《微山湖的浊浪——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和寸草同志的《爱之乎，害之乎？——访‘两熊’的班主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和关注，不少读者纷纷来信询问当时“肃托”情况。《啄木鸟》在兰天飞翔，传播党的声音，群众心声，为群众终于了解“群众”唱出了颂歌。

《啄木鸟》编辑部正式成立后，从此啄木鸟与我告别了，我仍继续在文艺编辑室编辑文艺图书。

 在此期间，为贯彻落实中央为搞活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允许以书号形式与出版社联合出刊，这时由我创办并主编，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与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侦破小说选刊》和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奇案佳作》两刊，都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侦破小说选刊》发行超过百万册。

附茅公赠书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