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魏军忆创办《文学报》

我和茅公的交往中，不能不提及《文学报》的创刊。

1981年底，峻青同志从上海来京，他打电话让我去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峻青不仅是著名作家，还是一名画家。20世纪50年代他写的《黎明河边》就深受读者欢迎。我放下电话匆匆从公安部来到北京饭店，峻青见我如约到来，便放下画笔对我说：“我找你是为商量创办《文学报》的事。苏联有个《文学报》很受作家和读者欢迎，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份《文学报》呢？”

我听后很是高兴。

峻青又说：“报社设在上海，由我负责，北京准备设一个编辑部，你来负责。北京老作家多，我想在北京召开一个老作家和文艺界老领导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办报的意见，你看怎样？”

我说：“可以。”

峻青说：“北京你熟，这些工作主要由你办了。”

之后，我一边抓紧落实在文化部开会的会议室，一边发函邀请在京的老作家和文艺界的老领导。

开会那天，正值公安部一年一度元旦、春节期间“爱民月”活动的第一天，这天上午在北京车站有我一班岗，当时公安部还没统一着装，头一天下午带队的同志，临时从仓库领来几十套蓝色警服发给我们。第二天天没亮，我们穿上警服就上岗了。有的在候车室，有的在站台上，我被分配在中央大厅二楼电梯出口处。这里东西两边为候车室，对着电梯出口处，是通往各进站口的检票处，准备进站上车的旅客来往如织，熙熙攘攘。我站在电梯出口处，只见传送带上有一个黑色旅行包，已经传送到电梯出口，我担心旅行包被卡住，便弯腰去提，这时另一只手也伸向旅行包，我们几乎同时抬起头来，那旅客惊诧地说：“你，怎么这身打扮……”

一见是熟人我说：“我在执勤。”又问：“快过年了你还出差？！”

“我去参加一个笔会。”他拎起旅行包，迟疑了一会开玩笑说：“警察同志，去西安在哪儿检票啊？”

我不知怎样回答，遂说：“自己去找吧！”

他边走着说“聋子的耳朵——”说完向我招了招手：“再见！”

我举起右手说：“再——见。”脑海中思忖着他那戏谑的话语，手久久停在空中，注视着他消失在人流中的背影。我感到我的动作，颇有几分陈喜向曲曼丽告别时的滑稽。

这时，从候车室旁走来一位身着铁路员工制服的女同志，年纪大约二十多岁，皮肤白皙而俊美，他站在我身旁问：“是熟人？他怎么叫你聋子的耳朵？”

我放下手说：“一个同行，他说我站在这儿没用。”

她笑了。她打量了我的着装后问：“他也是警察？”

“不，他是编辑。”

“编辑?!”她惊诧地说:“我喜欢编辑——这个职业。”

我想，她也许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或者也和我一样做过当编辑的梦。因值勤没法和她多交谈，我只好说：“你能站在我身边，替我……。”

她明白了我的意图，爽快地说：“行，行。”她又看了看我的着装后说：“我以为你是车站派出所的呢，编辑怎么还穿警服呢？”

“我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今天是来车站参加‘爱民月’活动的”。

“噢！“

大厅里不时有人询问火车开车时刻，有人问在哪儿检票……尽管她身着铁路员工制服站在我身边，向她询问的人却寥寥无几，或许见她年轻。旅客们似乎对我这身警服，更充满信任，不断向我走来。旅客每次向我发问，她总是抢先替我回答，免却了我许多尴尬。

中午我下岗了，我从二楼走到一楼后，回头望时，她还在站在电梯出口处，向我招手呢，我也向她招手。我的手依然停留在空中，耳边还萦绕着“我喜欢编辑——这个职业，”她那清脆的声音。

下岗后，我来不及吃午饭，便匆匆来到文化部，这时才发现我还穿着警服，以为这身打扮，参加作家座谈会，不甚得体，遂向文化部的朋友借便装换上，这才径直向二楼会议室走去，布置会场去了。

下午两点，座谈会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作家除因病和出差不在北京的外，足有八九十多人。座谈会上，峻青同志首先介绍了创办《文学报》的宗旨，并征求与会者的意见。会场气氛非常热烈，臧克家、刘白羽等几位老作家争先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办一份全国性的《文学报》是非常必要的。会后又收到丁玲、林默涵等同志寄的来文稿，表示支持和祝贺。

峻青见这么多老作家、老领导如此热情支持，更增强了办好《文学报》的信心。当我建议请茅公题写报名时，峻青高兴地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我带他登门拜访了茅公，茅公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接待了我们，峻青把办《文学报》的宗旨和意向，向茅公一一作了汇报，茅公听后很是高兴，当即答应为《文学报》题名、题词。临别时，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备忘录卡片，塞到茅公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对小曼说：“请你提醒茅公，放在口袋里了，别忘了。”

小曼笑了笑。

几天后，《文学报》题名写好了，茅公还写了一篇短文，把办报的意义、宗旨阐述得十分精辟、透彻，可见茅公对未来《文学报》的厚爱和期望。

我对峻青说：“将茅公这篇短文手书制板，作为发刊词在第一期试刊号上发表。峻青表示赞同。《文学报》正式创刊后，后来因上海报社负责人峻青易人，北京设编辑部事也就无从提及了，《文学报》只能作为上海地方报纸存在了。倘若茅公在天有知，也会感到遗憾吧？！为缅怀茅公激励后人，我曾先后在湖南的《金叶时报》和《中华读书报》撰文，提及茅公为《啄木鸟》和《文学报》题写报刊名事，没想到竟遭到署名“过来人”的反驳。一曰：《文学报》从未有人说过在北京设编辑部的事。二曰：《文学报》乃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怎么说是地方报纸呢？有知情者读了“过来人”文章，曾向我建议撰文批评“过来人”的无知。我笑笑说：“北京设编辑部事，峻青有没有必要向‘过来人’讲，不得而知，那是峻青的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至于《文学报》是不是地方报纸，不是以发行范围决定的。有的地方报刊，通过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国内外发行，依然改变不了其地方性质，能说它是世界报刊吗？这是常识性问题。这种无稽之谈的问题，有必要争论吗？‘过来人’认为有必要澄清事实，他竟连真实姓名都不透露，此人又有多少诚意讨论问题呢?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2004年9月《啄木鸟》编辑部给我转来一封上海来信，信封上写着《啄木鸟》编辑部魏军同志收。下面注有：“该同志可能退休，请急转他本人，谢谢。”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9月2日出版的《文学报》，上面有一篇《文化将军的文学情怀——陈沂同志两周年祭》，署名陆行良、黎焕颐。文章详尽介绍了陈沂同志关心支持创办《文学报》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段文字对创办《文学报》时，我所付出的劳动给予了肯定。最叫我感动的是，陆行良同志写的那封信——

魏军同志：你好？

我原是《文学报》编辑，现已退休，是峻青同志多年好友。《文学报》创刊时你曾给以（予）大力支持，峻青曾多次提起你的这一功绩，你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回忆文字，我当读后极为高兴，后来“过来人”反驳你，真是可笑之极。

这期报由我写了篇回忆文字，其中提及你，这是峻青读到初稿时特意嘱我加上的，现寄上此报，请指正。

我和峻青等待你来信联系，我的住址见信封。

               陆行良

                  04.9.5

我读后感慨万千。

每当我捧着《啄木鸟》这本杂志，和《文学报》时，总是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凝视着封面上圆润、遒劲的报刊名题字——《啄木鸟》、《文学报》几个大字。这是茅公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墨宝。茅公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面前……

我写这篇文字，绝无邀功之意，意在通过这一回忆，唤起人们，特别是《啄木鸟》、《文学报》广大读者，对茅公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由茅公题写报名的《文学报》还在出版、发行，筑起了作家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茅公为我们哺育的《啄木鸟》，依然在文山，艺林中，发出“笃,笃,笃”辛勤劳作的声响，回荡在我们耳边，把茅公的精神传遍祖国大地，传到读者心中……